你一定不知道，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在十年动乱期间，还有这么一个经历。
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架，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1942年的一天，薛明看到一辆吉普车从河那边开过来，起初，她还以为是哪一位领导人过来检查工作呢，直到县委书记进门后说了一句：“贺龙同志”来了，让薛明和王婆姨帮着搞出两个菜，中午在一边陪着一块吃个饭。多年后，薛明还深深地记得这两道菜：素炒豆芽和土豆丝。8月1日，薛明和贺龙结为夫妻。
结婚当天，毛主席没有来，不过，几天后，毛主席到贺龙的家里做客，毛主席进门时，薛明难以控制的有些紧张，一脸恭敬地和毛主席鞠躬问好，毛主席上前同她问好，她姓什么，薛明回答：“姓薛”，毛主席风趣道，她是薛仁贵的后代，薛明连连摆手，这可是差得远呢。
在毛主席看来，贺龙还真是有福气，讨了这么一个好老婆。
眼看着要到中午了，毛主席看了一眼外面的大太阳，问道：“怎么着，给不给饭吃。”贺老总当即回答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贺龙他们确实打算好好招待一下毛主席，为此准备了一碗红烧肉和一条鱼，别看简单，你加入当时的背景就能知道有多么的难得，在延安是吃不到鱼的，所以这条鱼还是贺龙从晋西北回延安的时候，让警卫员在黄河边抓的一条活鱼，之后他们一直养着，就等着给毛主席吃。
考虑到毛主席喜欢吃辣，贺龙还专门叮嘱厨师，要用辣子烧，出炉的那一刻，毛主席只觉得唇齿留香，这可是他们平时很难吃到的东西。
1944年，薛明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毛主席得知这一好消息后，在贺龙去找他开会时，兴致颇高地说：“恭喜你50得子。”贺龙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后来，贺龙在部队里面说过话，他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架，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毛主席在晋西北居住了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看山西梆子，贺老总在看戏之前还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看他想要看什么戏，毛主席当即说，既然来了山西，就看山西戏吧，他们不能轻视地方戏。
当时看戏的可没有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戏院，就连戏棚都没有，演员就站在土台子上唱，大家搬着凳子或者小马扎，带着一个炭火盆，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
这一次分手过后，他们再见面就已经到了建国之后。
来到北京之后，情况又不一样，规矩变多了，但是感情没有多少变化。
一次，贺龙一脸笑意的回家，同妻子讲述自己的一天经历，他开会的时候感觉口渴，坐在他两边的李富春和谭震林每次都有一杯茶水喝，只有他一个人渴到最后，这次倒是不一样了，李富春他们也没水喝了，贺龙这才问出心中的疑问，怎么大家有水喝，只有他没有。
李富春反问了一句：“你给了钱没有？”贺龙说自己没带钱。直到这个时候才解开所有的谜团，原来，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丢一毛钱，服务员看到谁给钱就给谁送水，贺龙没有给钱，所以就没有水喝。
会议休息间隙，贺龙又提到了这件事，李富春想出一个办法，他先替贺龙垫上不就可以了吗？就在这时，毛主席从外面走了过来，询问他们在聊什么，李富春他们说贺老总身上没带钱，所以没有茶水能喝，毛主席跺了下脚，他也没有钱，身上从来不装钱，若是贺龙再忘了，就和他说，他让人给贺龙垫上，先垫上一块，这样的话贺龙可以来10次都不需要带钱。
这时候的一切都很和谐，任谁都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会发生那些事情，贺老总在十年动乱之中受到了冲击，而且很悲惨。
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
在贺龙的所有孩子之中，有一个人是他的翻版，若是贴上假胡子，那简直就是 小一号的贺龙，这位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
贺龙和薛明一共生下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和贺黎明。
贺晓明六岁的时候因为太过淘气，被父亲教训了一顿，此事过去一段时间后，贺龙意识到自己竟然冤枉了女儿，当场作出决定，到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女儿去见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家里的哥哥姐姐都羡慕极了。
见面当天，薛明给女儿穿了一条紫色的小裙子，还不断叮嘱她见到毛主席后要讲礼貌，还可以给毛主席唱一唱儿歌。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贺晓明紧张极了，迟迟不敢放开父亲的袖子，只是怯生生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毛主席笑着站起来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随后，毛主席将贺晓明抱到了屋中间，从桌子上给她抓了几颗糖，虽然只有几分钟见面时间，但贺晓明记了一辈子。
1954年11月，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他们都在北京安定下来。
1967年，在得知父亲的悲惨遭遇后，贺晓明如同晴天霹雳，此时的她才刚考进北京大学，在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后，贺鹏飞、贺晓明迅速做出反应，将妹妹贺黎明送去廖承志家里代为收留，他们兄妹二人则是连夜乔装打扮，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北京城。
两兄妹一路躲到了天津塘沽，为了避免被人认出，随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之后抓住大串联的机会，他们上了运输船，对于这段经历，贺晓明可谓是记忆深刻，因为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体验过了。
贺晓明每天都很忙碌，在塘沽和上海之间来回辗转，她和哥哥在海上待了40多天，虽然他们不需要再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全，可是，贺晓明对父母和妹妹的思念更加的深刻。
思念越发的深刻，贺晓明他们想尽办法给关在京郊的父母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她阐述了自己对父母的思念，以及她和哥哥的下落，他们的生活很安稳，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兄妹担心。
这封信对贺龙夫妇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孩子们能安安稳稳的比什么都好。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之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贺晓明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重新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之中。
1969年6月9日，贺龙去世，可是，贺晓明他们接到通知赶往医院时，父亲遗体火化时间等，他们都一无所知。多年之后，贺晓明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
我幸福的标准特低
贺龙去世后，贺晓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少转变，恰恰相反，1970年，贺晓明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分配工作的时候只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将好工作挑走，而她只能带着简单的行囊一个人来到贵州，做起了一名收发员。
十年动乱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发生了逆转，贺家的子女们也开始享受自己的自由人生。对于自己的未来，贺晓明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划，她知道父亲最爱的就是体育，所以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薛明90多岁时，和女儿他们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贺晓明很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氛围，美中不足的是，哥哥已经去世了，所以，贺晓明和妹妹做出了一个约定，他们尽量不要同时出差，若是碰上晚上有应酬，也尽量推掉，全家人凑在一起吃个饭，薛明的年纪已经大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孩子们多说说话。
经历了大风大浪后，贺晓明说，“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