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破碎的生活》《奶奶的菜谱》等一批书写战后德国普通民众记忆的作品引进国内，我们得以看到宏大叙事之外，身处二十世纪最剧烈的历史洪流之中的那些脆弱而丰富的个体生命。
哈拉尔德·耶纳（Harald J?hner）关注的也是这类问题。这位出生于1953年的德国资深学者型媒体人，曾担任《柏林日报》文艺副刊的总编。2019年，他写作的《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凭借广泛的影响获得该年度德国莱比锡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奖。如今，这本书已经在全球被翻译达12种语言。
在一次接受《卫报》的采访中，耶纳提到，1968年，15岁的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要求父辈“给出答案”。随着越来越多有关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图片涌现，身处第三帝国统治下的这批德国人接受孩子们如潮水一般的愤怒质问。耶纳的父亲曾在德国海军服役，而母亲曾在被占领的波兰当过老师。他从父母含糊其辞的回答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无能为力”。
因愧疚而无法谈论，同时也因创伤而感到痛苦，耶纳描绘的战后第一个十年中，无数德国普通民众同时背负着这两种矛盾而微妙的情绪。末日刚刚结束，新的秩序——连同惩罚——都尚未到来。探究这段被耶纳称作“狼性时代”的岁月，从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了超越反思二战本身的意义：经历时代性的创伤后，普通人如何同时面对负罪感和受害者的身份？
撰文｜刘亚光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德]哈拉尔德·耶纳 著，周萍 译，理想国|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1月。
专研一战史的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曾说，一直以来，人们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感到好奇和困惑，时至今日，它依然吸引着无数人前赴后继地研究。然而，同样的困惑似乎并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因为我们很容易为它寻找到法西斯这个“债主”。不过，在发动二战的德国，对于经历过战后岁月的普通民众，这可能并不容易。如何厘清过去黑暗时代的线头，却是一件可能需要付出终生的事情。
1945年4月30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向苏联签署无条件投降声明，声明确认盟军和苏联红军为共同战胜方，但斯大林坚持要在他本人在场时重复这个投降仪式。随后，德国于5月9日再次投降。因此在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上，各个战胜国决定将5月8日定为德国的投降日——一个实际上无事发生的一天。
与之相对的，是人们往往让“二战胜利日”这样的时刻承载过多的意义。媒介景观中的“胜利之吻”、铭刻历史的纽伦堡审判，邪不胜正的纯粹叙事概括了历史。但对于最为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战后的岁月充满着矛盾、煎熬，当然，也孕育着新生。
重回日常生活，
如何应对“茫然无措”？
对于德国参战的男人们来说，战后回归家庭充满了彷徨与苦涩。“回归者们”（Heimkehrer）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于形容那些“回到了家又似乎还未抵达”的人们。守在家中的妇女打开门，看到消失了多年的丈夫突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身份证明。两人相互打量，谨慎相认，成为耶纳的父母辈常常提起的记忆。
在一线亲历二十世纪最为残酷的战争，处于“例外状态”中太久，“回归者们”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极度不适应。典型的回归者是“坏脾气、不知感恩的”，他们只是茫然地躺在沙发上无事可做。
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2008）剧照。
他们同时也怀着复杂的痛苦，一方面，他们很难认出自己没见过几面的孩子，与家人毫无亲密感，也嫉妒孩子们与母亲之间的默契关系。或许是为了寻求某种心理补偿，他们会用自己在军队中学到的严酷手段来锻炼孩子，培养服从。
战争史学者杰伊·温特曾言，记忆战争的关键，常常在于将其宏大的叙事嵌入日常生活。同样，对经历战争的个体来说，很多时候，输掉战争的耻辱和挫败是在最私人的生活维度里被激发的。耶纳写道，妻子们同情的眼神，让回归的男人们感到对家人的困境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们从这一刻才开始真正品尝输掉战争的苦涩。
战争后的无政府状态，男性的失魂落魄，一方面在德国推动了一波女性独立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导致色情活动的激增。许多德国女性希望去更主动地经历更多情感上的激情，美国飞行员杰克·贝内特（Jack Bennett）就曾记录自己在1945年的一个夜晚在柏林散步时被搭讪的经历。这名女子“既不想要钱，也不想要食物”，只是希望依靠一个“温暖的身体”。
战后德国迷信活动的增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这种空洞感与应对生活的无所适从。历史学家莫妮卡·布莱克出版于2010年的作品《魔鬼出没之地：二战后德国的女巫、神医和过去的幽灵》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一位“信仰治疗师”格罗宁（Bruno Gr?ning）的故事。
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2008）剧照。
格罗宁声称自己能够治疗各种奇怪的病症，根据报道，1949年3月，他在赫尔福德让一名跛脚的小男孩重新行走。值得一提的是，报道里的格罗宁“面容憔悴，体格健壮，有着一双像希特勒一样锐利的蓝眼睛，说着简单但却含糊不清的语言”。而他治疗的方式则是凝视、触碰和语言暗示。
另一名史学家埃里克·柯兰德在《希特勒的恶魔》中也记述了格罗宁的故事。除了将治愈疾病的希望寄托于此类“信仰治疗师”，这一时期非理性思潮的表现“无奇不有”。由于数百万人不知所踪，德国人通过一些据说通晓巫术的人与亲人通灵。
而早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对北欧神话中“诸神黄昏”意象的迷恋以及各式各样的“末世论”崇拜就已经在德军内部弥散开来。德国新闻工作者康拉德·海登评论，这是因为德国人即将面临的失败如此巨大，“其可怕之处，使得想象力再丰富的头脑都无法承担”。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超越理性的载体来抵挡即将到来的冲击。
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纳粹崛起的原因做出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个体普遍孤独与异化成为难以摆脱的重负，最终导致人们选择“逃避自由”，间接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德国民众突然摆脱了强权的统治，又回到了一种自由、孤独且贫穷的状态里。
布莱克认为，战后的德国人面对一系列道德、精神层面难以承担的重负，其中，希特勒倒台后带来的信仰迷失使得他们需要寻求种种精神层面新的依赖。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那些有关大屠杀的罪责认定、平庸之恶的拷问太过沉重，使得普通民众感到自己无力讨论此类问题，只能将其投射到“更小、更加易于管理的这类心理戏剧之中（比如信仰治疗、巫术）”。
它们越是难以被理性解释，就越是可以被任意解释，从而恢复人们对生活一定程度的掌控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对确定性与精神归属的极度渴望是怎样的根深蒂固。
压抑与“开垦”：
面对心理负担的叙事
正如耶纳所形容，生活在战后十年的德国民众不得不面对两种方向相反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他们身为犯下人类历史滔天罪行的国家的一员——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参与罪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无情战争的受害者。这种兼具愧疚与创伤感的压力令人很难直接承受。
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2008）剧照。
1947年，德国的《立场》杂志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德国人在世界上如此不受欢迎？”随后，作者立即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德国是欧洲一个令人担忧的孩子，他是世界的问题少年。国际大家庭就像人类大家庭一样：这里有人见人爱的孩子，而那个冒冒失失的调皮孩子就是德国。”
耶纳认为，这类叙事策略同样是将一场历史级灾难降格为“家庭纷争”，德国不过是犯了错误的孩子。日后，这种应对过往的方式被发明成一个专门的德文词汇“压抑”（Verdrangung）。
另一个被发明出来的词汇是“开垦”。1946年一个专栏作家在《时代》周刊中写道：德国人所经历的不是一场崩溃，而是“一次对地壳的开垦（Zerrbruch）”。“在地面下沉的最危险处，坚韧和实干创造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凭借着浮士德一般的作为，成就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类叙事，经受内心强烈震撼的德国民众能够在百废中寻找“待兴”。耶纳指出，与之伴随的，是德国思想界在战后突然爆发出一股讨论的空前热情，思想家们不断挖掘着德国传统中的闪光点，如沉默专注的工匠精神等。然而，每当谈及针对犹太人的集中营等具体而真实的历史责任问题，一种“广泛的冷漠”就成为常态。
面对难以直面的创伤，挖掘其积极意义，这种“开垦”的心态同样也见于著名的艾希曼审判之中。作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用以论证“平庸之恶”的典型人物，阿道夫·艾希曼是否仅仅是一个只懂得机械顺从的平庸刽子手的问题引起过相当多的争议。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的作者贝尔纳·斯汤内特就认为，大量史料不仅证明艾希曼始终是纳粹的坚定信仰者，而且他在庭审上故意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从而让人们失去一个值得发泄愤怒的对象。
美国哲学学者、作家马修·夏普（Matthew Sharpe）则认为，除了将自己平庸化，艾希曼还试图阐释一种愤世嫉俗的哲学，他声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都是在为自己与自己的“人民”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这种诡辩的、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价值观将毁灭式的行动赋予了创造性的、“开垦”式的意义，夏普指出，它不仅是纳粹党卫军世界观的核心，“在今天时代的互联网文化中，它也在死灰复燃”。
除此之外，夏普还认为艾希曼的证词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受害者叙事”，这种叙事也为耶纳所观察到。普通民众非常迅速地达成了一种默契：集体认同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们借此卸下对这个已经灭亡的政权曾经有过的全部忠诚”。通过表达自己曾经被纳粹深刻欺骗，人们顺理成章地可以将自己置于民主新思想的号召之下，实现自我的重生和解放。
可以说，耶纳通过对二战后十年德国普通民众心理的细致探析，解释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人性问题。例如，个体会如何面对一种集体性的罪责？人们会运用怎样的叙事来应对一些难以直面的心理创伤？不过，这种探析最终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批判。毕竟，如耶纳在文末所言：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德国人根本难以从这种几乎无法面对的历史遗产中破茧而出。
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2008）剧照。
在描写战后德国出现的色情解放现象时，耶纳提到，直到今日，通行的看法依然是认为那些去为留驻的美国士兵做“小姐”的德国妇女主要是迫于生活的贫困。然而，诸如电影学者安尼特·布劳尔霍赫等人的考证显示，这其中也包含着纯粹的、对与当时陈腐刻板的德国式生活相对的生活方式的好奇。而这个经常符号化地被后世的人们指责为“背叛民族”的群体，却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美国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对于经历创痛、也承担着责任的“一代人”来说，后人简单粗暴地为之代言总是失之武断的。除了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难以从历史中习得深刻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