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郑维山是一位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猛将，同时也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优秀共产党员。只要是他认为对的事情，即使是上级的命令也绝不买账。
1966年，毛泽东决定第八次会见群众，而这一次的人数达到300万之多，天安门根本容不下。但如果分两批，毛主席恐怕也受不了，毕竟当时的他也有73岁了。因此周总理组织有关部门一起开了个会，并且初步决定将群众接见地点放在长安街，毛泽东坐吉普车东西走一走。
然而就在这时，北京军区负责人郑维山却站了起来，他表示这个建议不靠谱。长安街确实能容纳百万群众，但是长安街两边暗处太多了，树木、窗口以及楼房都可能成为敌特狙击手的藏匿地点。因此不如安排在西郊机场，那里地势开阔，200米以内藏不住人，而且相当封闭，好警戒。
郑维山见周恩来的表态不明确，牛脾气上来了，竟直接发火回家。对此，周恩来却并没有怪罪，而是立即找人去追郑维山，并且表示：“维山同志，你说的有道理，我们来研究一下吧。”
对于郑维山这位性格将领，周恩来实在太了解了，他的脾气大是大，但只要认为正确就坚持，不管得罪了谁，掉脑袋也不怕。和平时代如此，战争时代更是如此。
1967年，周恩来更是亲自提名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其后，林彪将郑维山的任命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脱口而出：“他是四野的人吗？”听到这里，林彪不禁哑然。
而听说最终人选是郑维山后，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早就听说华北野战军有个郑维山，此人打仗勇猛有原则，军中有“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之称。
一、
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经历过鄂豫皖四次反围剿、反六路围攻、长征等多次恶战。在西征中，郑维山的部队被马家军打散，他硬是一路讨饭回到了延安。
经历了抗日战争，郑维山又迎来了解放战争。1947年6月，正值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时，中央军委原准备让郑维山随刘邓大军南下。然而聂荣臻却认为，华北部队同样需要这位虎将，因此他托朱德帮忙说情，好歹将这位极其能打的将领留在了晋察冀。而事实证明，聂荣臻的眼光真的非常独到。
郑维山之所以如此能打，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极有主见，从不拘泥于具体的计划，能够有变通地执行上级的方案。
1947年秋，华北野战军在清风店与敌军遭遇。野司下令，郑维山率领三纵撤离保定以北的徐水、定心、固城一带，转而西攻涞水。
然而郑维山却认为野司的方案是有问题的。我军的目的是将石家庄的敌第三军给引出来。如果攻打涞水，非但不会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反而可能打草惊蛇，让他们龟缩在坚城之内，这仗反而难打。
为此，郑维山给野司发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电报：
“我们没有考虑，也不准备打涞水，我的意见是就地坚守，争取情况的变化”。
聂荣臻知道郑维山的牛脾气，也没有计较他的态度，于是同意了他的意见。结果正是这一坚守，使敌人误以为抓住了我军的主力，引得敌第三军脱离石家庄北上。随后郑维山与友军部队合兵于清风店，全歼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历戎，进而解放了石家庄。
清风店之战，打得傅作义恼羞成怒。在此之前，傅作义与我军作战可谓是占尽上风，哪经历过这样的失败。
就在傅作义懊恼之时，华北野战军集中六个纵队，向平张路、平汉路发起了进攻，以图将傅作义的王牌部队——35军给引出来。
但老谋深算的傅作义不为所动，除了指示地方部队出击迎战以外，其主力平汉兵团仍然猥集于涿县和徐水之间。
敌不动则我动，既然傅作义不肯出兵，那就攻其必救。朱德、聂荣臻集中2个纵队攻打河北重镇——保定。果然，傅作义以为我军要动真格的了，于是由高碑店向南驰援保定。
战机随即出现，杨成武当机立断，命令郑维山率领第三纵队进攻防御薄弱的涞水。当时的涞水驻扎有35军第31师、可谓势单力孤。
1月12日早晨，郑维山正盘算着向涞水发动总攻的计划，忽然从东南方向我军阵地上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于是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作战参谋立即询问第九旅，对方回答有一股敌人正在向拒马河桥头阵地进攻。
是什么敌人？
“雾太大了，看不清楚，他们判定是民团。”
如果是民团则不足为虑，于是郑维山命令第九旅立即将敌人消灭掉。然而过了一会儿，却传来一个坏消息，第九旅的阵地居然被突破了。
郑维山一下子警觉了起来，哪个民团会有这样的战斗力？随后急报接踵而至：“敌人跟踪追击，已经到了庄疃。”
郑维山立即命令侦察排：“给我查清楚敌军的底细。”
等侦察战士靠近一看：好家伙，这哪是民团，他们人均配备美式武器，身后还有百余辆美式道奇大卡车。再凑近一看，每个人都佩戴有虎头袖标。这个部队不是别人，正是傅作义的骨干部队35军第32师。
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每一个兵都是他的心头肉。听说31师面临危险，因此傅作义急忙让35军军长鲁英麟带领第32师驰援，并交代务必要把31师给救出来。
郑维山一听，来劲了，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咱们打得就是32师，真是盼什么就来什么。因此郑维山果断给野司发电：“先打32师，再打涞水”。
随后第三纵队立即掉过头来，向庄疃发动了猛攻。然而敌军32师很骄狂，他们扬言除非对面是3纵第8旅，否则就滚开吧。
郑维山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特的要求，于是按照他们的意思，真的以第8旅为主攻。敌军见我军杀到，急忙躲进庄疃的民宅之中，拼命地反抗。
32师的确有点战斗力，在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敌军与我军逐屋争夺，杀得血流成河。郑维山一见，立即调来山炮营，并将各团迫击炮集中，组成迫击炮群。
天刚蒙蒙亮，我军的炮群就发威了，数百发炮弹炸得庄疃火光四起、房倒屋塌。随即，我军全军突击，与敌人展开了进烈搏杀。仅用了几个小时，新编32师就损失大半，被歼灭7000多人。
在一个老百姓的菜园里，战士们发现了一具盖着一床被子的尸体。敌人俘虏兵一看就哭了：“这是我们的师长李铭鼎啊”。
32师大败，鲁英麟只好带着35军军部和95团无可奈何地徘徊于涞水至高碑店之间。而此时，我第二纵队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最终，第二纵队第一旅与鲁英麟部狭路相逢，我军仅用一个冲锋就打败了对手。在一辆指挥车里，战士们搜出了鲁英麟的尸体。在被俘虏之前，鲁英麟就已经拔枪自杀了。
虎头师覆灭，爱将身亡，傅作义痛心不已。他后来给35军训话时，专门点了郑维山的名：
“一定要消灭郑维山的第三纵队，此仇不报，有愧于我三十五军一名军人的称号”。
二、
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听说毛泽东已经驻扎在西柏坡，于是想出了一条奇袭石家庄的毒计，试图将中央指挥机会一举袭破。
然而出乎傅作义意料的是，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机会，很快就被我军给截获了。军情紧急，聂荣臻亲自给郑维山打来电话：敌情突变，傅作义有偷袭我党中央的企图，立即轻装走捷径，以四天时间赶到满城，会和并指挥第七纵队，阻击石家庄来犯之敌。
对于郑维山和他的部队来说，四天五百里根本不在话下。然而敌情越来越紧，聂荣臻对郑维山说：“白天赶路，晚上小息。主席的意思是，你们要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于是郑维山命令部队再次轻装，立即丢下背包、米袋和一切生活用品，只剩枪支和弹药。到了30日拂晓，3纵终于提前一天到达军委指定的地区。而此时7纵的情况十分不容乐观，敌94师右翼已经杀到了距离石家庄仅有100里的沙河。
第七纵立足未稳，很可能被直接击溃进而导致敌军突入石家庄。因此郑维山在没有军委指示的情况当机立断：“必须驰援沙河，坚决把敌人阻击住。”
就这样，郑维山鼓励部队不顾疲劳，急速向沙河前进。到了31日凌晨，3纵主力终于到达沙河附近，并且就地建立了防御。
傅作义为何会改变既定的作战方针呢？一方面，毛主席唱了一出“空城计”，他发表了一篇广播：“欢迎傅作义来石家庄”；另一方面，傅作义听说第三纵队突然从察哈尔南部转移到沙河附近。他和郑维山多次交手，深知三纵的厉害。他唯恐有埋伏，于是下令撤军。
就这样，党中央转危为安。但是郑维山还是有些不满，毕竟敌人逃得太快了，让他没能捞到一个仗来打。
到了1948年冬，决定华北命运的新保安战役打响了。在毛泽东的方案里，华北野战军西击张家口，将35军从北平引出来，进而将之一口吞掉。35军一亡，傅作义就只能选择投降了。
当听闻张家口告急，傅作义果然将35军主力一股脑地全派了出去。临行前，他反复叮嘱军长郭景云：“快去快回，见势不妙就赶紧回北平”。结果在新保安城，35军中了我军的埋伏，被团团围住。
傅作义心急如焚，于是立即命104军向西前进，试图与35军靠拢，救出他的心肝宝贝。对于104军的迅速接近，中央军委也没掌握这个情况，唯独只有郑维山发现了这个苗头。于是郑维山立即将此事告知了兵团部，但无论如何也接不通。
郑维山认为，若让104军和35军汇合，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即阻敌。但兵团和军委再三严令，必须现地不动。执行命令，对于个人来说是万无一失的，但对于整个革命的前途来说，不应机械地执行命令。
但是军令如山，如果郑维山判断错了，必将面临军法的严惩。但郑维山有着高度的责任心，他决定豁出去了。因此他命令第九旅配属第七旅的一个团继续围城，而自己则率领8旅以及7旅主力随他东出迎接西援之敌。同时他还指示电台，尽快恢复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12月9日，郑维山的部队进入了预定阵地，此时35军和104军从两面向第三纵队袭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三纵顿时陷入三面守敌的境地。就在此时，兵团部的谴责电报也到来了：
“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逃跑，郑要负全部责任。”
郑维山和三纵的担子是极重的，我军依托简单的攻势，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终35军和104军在相距仅有4公里的位置停了下来，始终没能接应上。
郑维山创造性的行动，成功阻止了敌人的援兵，将35军死死地困在了新保安。35军覆灭后，104军旋踵而灭。若没有郑维山，新保安战役乃至于整个平津战役的局面将大为不同。35军灭亡后，傅作义直接将桌上所有的文件都推倒了地上，哀嚎道：“我的政治生命全完了。”
郑维山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不仅能坚决执行任务，同时更能做到根据战场变化，果敢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相应的行为。这不仅需要超人的胆识，更要有超人般的智慧。
三、
朝鲜战争爆发后，郑维山以19兵团副司令员的身份和老上级杨得志一起奔赴朝鲜战场。到了1952年6月，郑维山调任20兵团代司令员。
到了1953年，停战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美军已经准备求和，然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跳了出来，他疯狂地叫嚣：“即使美军不帮忙，也有独立统一北朝鲜。”
为了给李承晚一个教训，志司决定发动一场正面攻势，彻底打垮南朝鲜军。从当时的战线来看，敌军的阵地突入我军防线近9公里，敌军防守在888.3和949.2等高地上，居高临下的俯瞰我军。
为了拉直防线，郑维山动足了脑筋。在作战会议上，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也有参加，围绕着怎么打，郑维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而他的计划着实把大伙儿吓了一跳。
郑维山表示，要以潜伏的方法，将3000多名志愿军战士潜行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待敌人换防之时，再将敌人一锅炖。
许世友评价道：“我打仗一向很大胆，没想到你郑维山更大胆。”要知道，敌人在888.3和949.2高地上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且修筑了永久性工事，可谓易守难攻。把3000人投送到敌人眼皮底下，还不能被敌人发现，这实在太困难了。只要有人动一动，后果就不堪设想。
郑维山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很大胆，但也有把握。我认为敌人绝不会预料到我军会在阵前潜伏。我打仗历来只要有70%的把握就能打。”
就在这时，邓华的电话打了过来，他表示攻打883.7和949.2高地的时机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打。然而郑维山却说：“主意已定，错了我负责。这一仗一定要打，打不好就杀我的头吧！”
会后，郑维山调兵遣将。6月9日，60军的3500多名官兵携带大炮悄然潜伏在敌军的前沿，突击连距离敌人前沿不过200米。潜伏人员如果咳嗽或者打呼噜，敌人就能听到，到时候只要扔下手榴弹，我军就可能遭到惨重的损失。
6月10日，郑维山与众指挥员一起如坐针毡地等在指挥所，担心和焦虑弥漫了整个坑道。晚上8点20分，我军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山坡下的潜伏部队在我军炮火进行延展射击时一跃而起，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仅用1个小时零10分，敌人一个加强团便全军覆没。
郑维山力排众议的大潜伏计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当大家欢庆胜利时，却不见郑维山的身影，原来五六天没有合眼的郑维山早就睡着了。
郑维山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深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赏识。1966年，郑维山被调往首都警卫工作组，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接见1000多万青年学生的8次活动中，他忠于职守、精心设计、组织严密，确保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青年学生的安全，而这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赞扬。
周恩来在战争时期就认识郑维山，也知道他善于决断的优秀品质。因此当郑维山当着自己的面愤然离去，他也并不生气。因为他知道，郑维山就是这个脾气，而知人善任的周总理也并不予以追究，反而予以了认同。
1967年1月，周恩来亲自宣布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成为保卫首都、党中央和华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1982年，郑维山再次出山，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邓小平告诫他，要有20年的时间绿化大西北，此外还要培养10个接班人。到了兰州，郑维山组织大家植树造林，将沙漠变成了绿洲。
1985年，郑维山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了1998年4月，83岁的郑维山被发现了罹患了肺癌。经历了为期两年的抗癌治疗，郑维山的病势愈发沉重。在化疗后，郑维山听说自己每天光医药费就要花费数百元时，坚定不让再用这些贵重的药物。他说：
“请不要给我用这些贵重的药物了，我尽量吃饭，好多节省医药费，用于军队建设啊！”
随后郑维山每天忍着剧痛，顿顿都吃稀饭和点心，但吃什么嘴里都是苦的。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莫雷。
4月19日，郑维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在交待后事时，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们说：
“人总是要死的。请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一些医药费。我一生没什么继续，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上交组织作为最后一次的党费。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也不做任何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部门解剖后火化，骨灰就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5月9日晚21时10分，一代名将郑维山病逝，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