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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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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并六国是“奋六世之余烈”。
诚如所言，秦人从春秋早期兴起，到战国末期屯六国，经历了多代先王的长期经营。
在这期间，秦人先是由强变弱，而又由弱转强，曾独霸西方，也曾被魏国击败而丢失河西之地。
秦人之兴，起于加入周的封建体制，秦人之强，则源于破坏封建体制的商鞅变法，最终它成为了周制的终结者。
（秦国）
一、河西之争
秦人兴起于今天甘肃的陇东高原，原来是给周天子养马的外族部落，并不是华夏分封体系的一员。
秦惠公时期，周王室衰落，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东迁洛邑。
在此期间，秦惠公出兵护卫周平王逃命，周平王安全后，为感谢秦惠公的贡献，就将周人的龙兴之地岐、丰地区分封给了秦惠公，秦国正式成为周人分封体系的一员。
只不过周平王给的是一张空头支票，岐、丰地区当时被西戎各部控制，不在周人手中。
把这张空头支票变现的是秦文公，秦文公时代，秦人驱逐西戎，收复周人故地，获得周人遗民，这推进了秦人的社会发展水平。
（秦文公）
秦穆公时期，秦人又取得了对西戎的一系列胜利，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被周天子尊为“西方之伯”，就是西方诸侯国的首领。
穆公后期，秦人与中原大国晋国交恶，双方数十年十几战，互有胜负，各据河西一域。
三家分晋后，魏国作为战国第一个强国兴起，魏文侯任用吴起改革，创立直属于国君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日渐强大。
公元前419年，魏国在河西前线筑少梁城，此举打破了秦、魏之间的默契，秦军不能进攻，遂沿河加固工事以为防守。
魏国在公元前413年和公元前409年两次小胜后，终于在公元前408年，命吴起发起决定性进攻。
（陇东高原）
吴起连克五城，将秦人赶出河西之地，秦人退守洛水。
魏国在河西设河西、上郡二郡，这是郡县制的起源，战国时代的通例是，旧地仍由贵族分封，新夺取的土地设郡县，由国君直辖，郡县的产生是周制加速崩溃的讯号。
秦献公即位后，多次进攻魏国，试图夺回河西，然皆不能克。
献公死后，著名的秦孝公出场，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启动了那场奠定了华夏未来两千年基本历史走向的改革。
商鞅变法后，秦强魏弱，“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地”。
（秦孝公）
河西地区是秦人扩张的开端，这场争夺战中，秦人由败转胜，这是秦人和东方六国攻守之势易变的标志。
二、吞二周而亡诸侯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秦人开始称王。
秦惠文任王用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任用司马错，吞灭古蜀国；任用犀首，背盟攻楚，夺取汉中之地。
公元前311年，秦武王继位，秦武王兵临洛邑，在玩弄周天子的宝器“九鼎”时，举鼎绝膑而死。
秦武王时期是秦国扩张的低潮，这一时期楚国灭越国而复兴，齐国也出了一代雄主齐威王，成为东方强国，赵武灵王则胡服骑射，向内亚游牧民族学习了最新的战争技术，走了技术强国之路。
（秦惠文王）
公元前307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人被迫吐出吞并韩国的土地。
之后，秦昭襄王分化联军，齐人转而灭宋，秦军在伊阙之战破剩余的韩、魏联军二十四万，转危为安。
前284年，五国联军灭齐，虽经田单复国，齐国亦元气大伤，失去东方大国的地位，于是秦人乘机攻破楚国国都郢。
（屈原）
在流放地听闻此事的屈原，留下了那篇凄婉的《哀郢》。
秦国的强大让屈原本能的感受到一种末世感，这种末世感与当年的孔子感受到的东西一样，周公创立的时代结束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即将走下历史舞台。
秦楚之争是战国末期的主题，楚国是周制的最后一个堡垒，郭店楚简中留下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体现了周人的价值观，郭店楚简的主人，当年可能和屈原并肩战斗过。
（郭店楚简）
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抵挡不住历史的车轮，秦王政继位后，发动了吞灭六国的战争，随着楚国最后的武士项梁的陨落，东方其余五国不能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抵抗。
三、秦国强大的秘密
秦人能在秦孝公后一百多年里吞二周而亡诸侯，缘起于商鞅变法。
但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秦法的具体措置中找到答案。
“民有二男而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不得族居”
汉人形容秦人的风气是：婆婆到儿媳妇家借簸箕，儿媳妇口出怨言，婆婆批评儿媳妇不懂孝道，儿媳妇则“反唇相讥”—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亲情是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强的纽带，秦法鼓励告亲，禁止容隐，鼓励父子、夫妻之间分清财产，就是在割裂这一纽带。
（商鞅）
正如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所讲的道理：亲情是不能用利益计算的，一旦用经济理性剖析亲情，要算清父亲养儿子是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家庭立刻就解体了。
秦法就是要打破周制时代宗族共同体的联结纽带，让每个人变成没有归属的“原子人”，一门一户在面对武断政治的专制暴力时，没有任何反抗之力，正如商君教导秦国统治者的：“欲治其国，必离其众，不离其众，彼将聚众”，民聚众则强，而“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故有道之邦，务在弱民”
（睡虎地秦简）
“废井田，开阡陌”
以前有论者说这是允许土地私有，现在从睡虎地和青川出土的秦简已经明确打脸了这一说法，秦法是严格的国家授田。
这个措施其实是要打破宗族共同体的土地共有，后来打破了敞地制，被马克思斥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与此类似的改革。
拆解了宗族共同体后，父权家长的权威没了，吏治国家的汲取触角就可以伸到最基层，最大程度收割一切社会力量用于战争，正如商君教导的："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商鞅变法不是增加财富增量的改革，而是调整财富存量的改革，他夺下老农民过节时多吃的那半碗肉，抢走母亲给孩子多准备的一件花衣，化作飞矢和利剑，杀向了东方六国。他把原本分散在社会角落里，史学家看不到的财富集中在历史记载看得见的地方，实现了“富国强兵”。
后世不懂历史的编剧搞不清“大秦帝国”是怎么强大的，就开始胡编乱造，意淫商鞅的神奇，就好像商鞅有什么魔法，可以从天堂偷来财富，使民富国强。
（商君书）
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古典军国主义化，秦法就是永不结束的战时体制。
秦人把战时体制当日常生活，驱役百姓如牛马，不到十几年就死于无法忍受秦法的东方六国的反扑。
大秦帝国没什么神奇的，他不过是把周人可以燃烧八百年的文明燃料集中在一百年烧光了，这把冲天的大火烧尽了东方六国，也烧死了它自己。
这正应了《左传》上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参考资料
刘旭峰.战国时期秦魏两国河西之争[D].陕西师范大学,2021.
刘聪.秦国政治地理研究[D].武汉大学,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