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非常高度的文明。两千年前，中国的文明程度远比英国先进。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是富裕文明的国家，而中国则很贫穷。中国现在（1949年之前）的文明，和中国在无数年代以前便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发展受阻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
中国一向比英国更努力实现收入要更平等的原则。个人持有的土地面积一再被瓜分。在中国，不存在没拥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但是，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的人数非常多。在英国，有好长一段时间，对于非农业部门的一些限制性措施，传统意识型态奉为神圣不可动摇，延迟了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的哲学，彻底推翻限制主义的种种谬论，打开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后，英国工业制度之所以能以加速的步伐演进，就是因为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存在那里了。
产生“机器时代”的因素，不是Sombart所认为的，一种特别贪得无厌的心态，有一天突然神秘地缠住某些人的心灵，把他们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们”。永远有一些人为了赚取利润，很乐意把生产活动调整得更为适合满足社会大众需要。但是，流行的意识型态把追求利润的行为烙印为不道德，并且设立许多制度性障碍抑制这种行为，使得他们处处受限而无能为力。自由放任的哲学取代了那些赞同传统限制体制的学说，移除了阻止物质生活改善的制度障碍，于是开启了资本主义新时代。
支持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这个事实，即：人们天生不相同，而且正是因为人人不相同，这才产生社会合作与文明。在自由主义者的想法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主要用意，并不是要纠正不能改变的宇宙事实，使天赋不平等消失。相反地，它是用来使全体人类可以从该事实的不平等、获得最大好处的办法。因此，绝不该有任何“人为的”制度，阻止任何人达到他能为同胞提供最好服务的位置。自由主义者不是从所谓不可剥夺的人 权观点，而是从社会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处理问题。在他们看来，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是一个好原则，因为该原则最能增进每个人的利益。它留给选民投票决定谁该担任公职，留给消费者决定谁该受托指挥生产活动；从而可以消除暴力冲突的原因，确保人间世事朝更满意的状态稳步前进。
这个自由主义哲学的胜利，产生所有加起来称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那些现象。然而，这个新的意识型态，只有在收入平等的理想非常薄弱的环境中，才能得胜。如果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执迷于收入平等的妄想，自由放任的哲学将不适合他们的口味，就像它现在不讨中国人或回教徒喜欢。就这个意义而言，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封建和庄园制度的意识型态遗产，对我们现代文明的兴起，是有贡献的，尽管现代文明和旧时传统大不相同。
亚细亚诸民族并未产生那些在西方结出资本主义文明果实的意识型态和相关制度条件，而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这些亚洲民族今天是暗中承认的，因为他们至少呶呶不休地要求得到全套的西方生产科技工具和医疗装备。正因为承认过去亚洲许多民族的文化远比同时的欧洲民族先进，所以，才有人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中断了东方文明的进步？
就印度文明来说，答案是很明显的。在那里，种姓制度的僵固铁腕，抑制个人主动精神的成长，扼杀每一棵试图突破传统桎梏的幼苗。
但是，过去在中国和回教国家，除了有相对少数的人们遭到奴役之外，并未受到种姓制度的僵固箝制。没错，他们被独裁者统治。但是，在独 裁者之下，所有臣民是平等的；即使奴隶和太监也未被禁止攀登最高地位。人们今天在谈起这些东方民族所谓的民主习俗时，指的就是这种在统治者之下的人人平等。
这些民族和他们的统治者致力守护的这种“臣民经济平等”，概念是模糊的、并不是很明确。不过，在某方面，它很清楚，即：绝对谴责任何人私自累积巨额财富。统治者认为，富有的臣民对于统治者的政治霸权是一个威胁。所有人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深信没有人能够积聚大量财富，除非剥夺他人理应获得的东西，而且少数富人的财富正是多数人贫穷的原因。在所有东方国家，富商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们在官吏面前无计可施，任凭官吏处置。再怎么慷慨贿赂，也保护不了他们免于遭到没收财产。每当某个富商因为有司的嫉妒和怨恨、而受害时，全民皆欢欣鼓舞。
这个反商情结，抑制东方文明进步，使大量人民处于饿死边缘。由于资本累积遭到抑制，所以根本谈不上生产科技进步。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输入的外来意识型态出现在东方，是透过外国的军队和船舰，以殖民统治或治外法权的方式强加给东方的。用这些暴力方法去改变东方人的心态，无疑是不恰当的。不过，承认这个事实，并非证明下面这则陈述是错误的：正是憎恶资本累积，使亿亿万万亚洲人注定贫穷和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