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复试名单在官方公众号上公布，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因为名单中有位考生竟然与北大的老校长、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同名！
北大考生与前校长蔡元培同名。来源/新浪微博截图
这一巧合立刻激起了大家的无限遐想：
“假如蔡元培先生穿越而来，他那些名言肯定能倒背如流，面试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干脆穿着中山装去参加面试，开口就说，各位，我们同处北大……”
一时间，各种奇思妙想在网络上涌现，甚至还有人为此构思了一本小说《重生之我在北大又考研》，连大纲都编排得十分精彩：复试过关斩将、问鼎校长宝座……
当然，这些都只是段子。其实仔细想想，人们想起蔡元培先生往往都是作为大学校长和中研院院长，而对他作为政府官员的关注却不多见。这是为什么呢？
蔡元培先生的多种身份。底图/电视剧《觉醒年代》截图
绝望于仕途的清末翰林
蔡元培出生于传统帝制时代。在传统中国的读书人身上，“学成文武艺，报得帝王家”可谓一种普遍的观念。蔡元培亦不能免俗，从小就在科举之路上亦步亦趋，希望能够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名官员，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890年3月，已经是举人的蔡元培在北京参加会试，幸运得以高中。不过，清代制度规定，会试高中后还需要通过殿试，合格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进士。蔡元培在京听说，殿试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考核，非常注重书法功底。蔡元培的书法水平一般，为稳妥起见，决定暂时保留2年的资格，2年后再来京参加殿试。1892年，26岁的蔡元培再度进京补行殿试，一举高中。不过，由于蔡元培属于补试，虽然成绩优良却不能成为一甲，只能屈居二甲。中殿试后，光绪皇帝授予蔡元培翰林院庶吉士，又过2年，升为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大学院院长，可谓中国新式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的开创者。
进入翰林院可谓当时中国读书人最高的荣誉。从品级上看，蔡元培这个翰林院编修在六品左右，官职不大，工作十分清闲，不过是读读书写写文案而已。然而，翰林院是帝国的储才机构，由翰林而登堂入室，成为封疆大吏甚至位极人臣者，并不少见。曾国藩、李鸿章便是最好的例子。进入翰林院的蔡元培，还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如当年的曾国藩一样，他每日在翰林院研究中国的大经大法，思虑如何“文章报国”。比如，1894年蔡元培的日记记载：
“十有二日，读三国志注；十有三日，读《少帝纪》；十有五日，读《管子》十卷；二十有二日，读《魏书·倭国传》，二十有三日，读《吴三嗣主传》……”
然而，蔡元培的时代已经不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日益加深，已经风雨飘摇自身难保。朝野最大的震动是1895年清政府和东邻小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蔡元培在日记中记录：
“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喝，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由是，蔡元培追随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上奏光绪帝，要求联合英国德国抵御日本人。然而，书生无力，改变不了割地赔款的事实。目睹甲午惨败和马关的城下之盟，蔡元培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清政府不可依靠，但是已经淡了仕途之念。他开始阅读西书，而非经史子集。
1896年，蔡元培日记的书单里，已经多是《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化学启蒙初阶》《代数难题》之类的书。作为一个翰林，阅读这些西方的“奇技淫巧”，还是很少见的事儿。但蔡元培如饥似渴，吸收各种新知识。为了了解世界，他还开始学习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等。蔡元培的路，已经和传统读书人从翰林而伴君侧越来越远了。这时，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对联“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他没有参与。究其原因，一方面他认为与康梁等没有渊源，耻于巴结，另一方面他认为维新党人轻浮，并不能持久，第三是他不赞成这种仅仅依靠上谕的表面改革。
甲午战争后，提倡变法革新的人士纷纷剪去辫子，脱掉长衫。这是 1903 年蔡元培（左二）与次子和友人的合影。
当然，蔡元培并非毫无在仕途上发展之意。1898年维新变法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蔡元培还是报名应征了。但是，维新变法很快失败，经济特科暂停。紧接着是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华，直到1903年才重新开设。但是，此时的蔡元培已经广泛阅读新书新报，更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科技文化。他真切看到清政府的颓丧，遂彻底断绝了在清政府走仕途之念。在这一时期，他坚定的一个看法是，唯有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政治革新。于是，他以翰林身份翩然出京，到上海去教书，办中小学，搞教育实验。不久，又与江浙志士组建光复会，开始走上革命反清之路。以翰林弃官而闹革命，蔡元培还是第一人。
壮志未酬的民国教育总长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从海外归国，正式加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这个教育总长，堪称开天辟地式的，因为其并非在清政府学部的基础上组建教育部，而是白手起家另起炉灶。1912年1月4日，蔡元培到南京就职。孙中山要蔡元培自己寻找办公地点。蔡元培奔走数日找房子却不得要领，恰好在南京遇到曾教过他拉丁文的马相伯，为他介绍了3间民房，作为教育部办公之用。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就是从蔡元培租赁的3间民房开始的。这个教育总长，当得实在特殊。
尽管如此，蔡元培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他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教育部没那么多上下级关系，一律称为部员，月薪30元。蔡元培开始注意选拔人才，蒋维乔、王云五、鲁迅等都被其延揽入教育部。当时陆费逵在上海建议政府迅速公布教育方针，蔡元培则亲自往上海拜访，倾听陆费逵意见。2月，蔡元培在《民立报》发表声明，公布新的教育方针，称民国教育与专制时代的教育不同，是超乎政治的，他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等五种教育理念。不过，南京政府处于临时阶段，政权未定，这些教育方针实际很难真正付诸实行。当时南北对立，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约定，后者逼迫清帝退位后即将临时大总统位置让于袁氏。很快，清帝退位。教育总长蔡元培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奉命北上催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但是，袁世凯不愿南下，暗中鼓动兵变，恐吓蔡元培等专使。最后孙中山只能接受临时政府北迁的事实。
新的政府中，袁世凯邀请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但被蔡元培拒绝。蔡元培崇尚政党内阁，认为现在的内阁是混合内阁，意见不统一，势必难为。他推荐朋友范源濂担任次长。然而，袁世凯屡次邀请，言辞恳切。蔡元培不得已而担任。到任以后，蔡元培首先派员接收了清政府的学部。1912年4月24日，蔡元培要求部下在两天内接收学部完毕，以便迅速展开教育行政。接下来是罗致人才。他致电范静生、袁观澜、蒋维乔、鲁迅等老部下，要他们迅速北来，以便开展工作。蔡元培作为教育官员，颇具民主风范。1912年5月4日的《政府公报》上有一则《教育总长蔡元培见客时间通告》，其中说明星期二、四、六午前10点至12点钟，蔡元培见客。此通告应并非针对官员，普通百姓亦有面见教育总长的权利。5月13日，蔡元培前往临时参议院宣布政见，说明自己对教育的构想。再其后，蔡元培邀请全国贤达，筹办全国教育会议。当然，等7月份《大学令》《大学规程令》等一系列法案颁布时，蔡元培已经翩然辞职了。
1912年2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奉命北上催促袁世凯南下就职，图为迎袁专使及其他诸代表并各职员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
蔡元培辞职，系因追随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唐绍仪本是袁世凯的亲信，但政治观念与袁世凯此时已经渐行渐远。作为第一任国务总理，他希望不受袁世凯的掣肘，真正做些共和的事业。然而，袁世凯则追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处处限制唐绍仪。唐绍仪愤而辞职，内阁按法律应当解散，蔡元培亦随之辞职。通过担任短期的北洋政府教育官员，蔡元培清楚看到，在当下的政治体制之下难以成事。政治黑暗，并不能真正一展教育抱负。袁世凯多方慰留，蔡元培毫不为所动。此时他已经46岁，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到德国去留学。直到袁世凯死后，蔡元培才回国。此时，他已经坚决抱定不做官的心态，只任北大校长。在北大，对教师和学生，他也以不做官尤其是不做议员相要求。后来他发现，在北洋政府治下，一方面政治腐败，教育经费无法保证，另一方面学潮喧嚣，秩序不宁。因此，他连北大校长也不想做了，挂着北大校长头衔考察教育，再度清隐。
怨谤丛集的大学院院长
蔡元培再度任官已经是1927年以后。腐败的北洋军阀马上要倒台，一个新的政权马上要诞生。他对此充满希望，认为在教育上一展抱负的机会又来了。蔡元培回国后，响应国民党北伐，很快与国民党元老派张静江、吴稚晖等取得联络。浙江省被北伐军克复后，蔡元培被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任命为省政府委员。3月蔡元培到达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蔡元培做出了决定，支持蒋介石“清党”。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与吴稚晖等一道，召开多次会议研究清党事宜。1927年3月2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公布所谓共产党谋叛情形，正式支持蒋介石“清党”。其后，蔡元培又列名发表著名的“护党救国电”。此时的蒋介石立足未稳，并有武汉国民政府的威胁，吴稚晖、蔡元培等一系列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增强了蒋介石的合法性。随即，蒋介石主导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蔡元培成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等。不久，作为新政权的回报，他被委以整理全国教育的责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
所谓中华民国大学院，是教育部的变种，但与教育部不同。传统的教育部直属于政府，正如后来的教育部是国民政府之下的一个部。然而大学院负有教育部的职责，但地位显然高于教育部，名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独立的色彩非常明显。为何如此？盖蔡元培在教育界多年，深知教育经费不独立的痛苦。武人跋扈，随意侵占教育经费，导致中华民国虽成立十余年，教育界仍是一团糟糕。正如其所言：
“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在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遂使教育部名辞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理想也。”
因此，蔡元培希望在国民政府之下，教育完全独立。
1933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与张静江（右三）、吴稚晖（左三）、李石曾（左一）合影。
蔡元培设计的大学院制比较复杂，非但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同时还具有全国最高学术研究职能。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行政教育化、学术研究化”。他在大学院中设立大学委员会，由大学院正副院长和几所著名国立大学校长担任，作为大学院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决定全国教育行政，任命大学院院长和各国立大学校长的职权。为贯彻学术研究化的方针，他在大学院中设中央研究院，系受大学院的委托，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工作。
如果说大学院只是政府内部的措施兴革，那么大学区制则是对中国教育伤筋动骨的改造。所谓大学区制，盖模仿法国体制，就是在各省废除教育厅，在各省设置中山大学，作为各省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中山大学校长具有管理全省一切大中小学和教育行政的权利。关于各大学区经费，专款专用，占用国库省款专门的教育经费。大学区制兹事体大，蔡元培决定在江浙两省和北平试点。因此，蔡元培任命蒋梦麟为浙江的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蔡元培又主导设立北平大学区，任命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
然而，如此兹事体大的国家教育政策因革，绝非一蹴可就。首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其他元老不能忍受这种“国中之国”似的存在。尤其是丁惟汾等人多次提案，认为大学院造成政府中官制不统一，不伦不类，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大学院过于注重大学，而忽视小学和基础教育。因此，他们要求取消大学院，改设教育部。其后，中央研究院从大学院中分离，改隶国民政府，所谓行政与研究合一已经去掉一半。不久，在各方压力下，大学院又被取消了。
大学区制亦然。首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山大学的名称，便足以造成混淆，使用不便。其次，各省中小学教育界人士都积极反对，因为中山大学具有掌握全省教育的权力，那么资源必定倾向于大学，而中小学更需要扶持。各省财政厅也反对，不愿大学区挤占原本可怜的经费。还有人提出，中山大学和教育厅合二为一，容易造成教育官僚化。上海、南京两市以自身地位特殊为由，不属于江苏省为由，拒绝归大学区管辖。北平更是如此。北平大学区跨城市合并，北平、天津、保定几个城市的大学都被合并改名，忽视了各校传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被改为中华大学区，学生更是表示拒绝。1928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反对被并入北平大学，示威游行，冲入筹备校长李石曾的家中，捣毁住宅以示抗议。一片反对声中，大学区制最终取消。
随着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失败，蔡元培作为教育官员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他专职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中和政府体制中逐渐边缘化。蔡元培当然并不贪恋官位。如果作为行政官员，不能够施展自己的教育抱负，他当然会挂冠而去。不过，如果以官员的标准而论，蔡元培确实不适合做官，因为做官需要的是妥协的能力，需要圆滑的手段，而蔡元培是一个书生，一个理想主义分子。蔡元培作为官员的时间短暂，而作为学术机构领导者的时间长久，未尝不是他个人之幸。
国历君制“快去学习”表情包。底图/电视剧《觉醒年代》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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