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作为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曾因治水而名声大噪、流传千古，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再因治水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被后世传为美谈，评上了劳动模范。“功”与“德”集于一身，使得大禹成为了舜之后无可争议的顺位继承人。
不过在禹之后，古老而又公平的禅让制被打破，继承禹之大位的不是伯益，而是禹的儿子启，使得中华民族步入了长达4000年之久的“家天下”模式。启夺位成功，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一姓天下的王朝——夏。
虽然名义上不能将“家天下”模式以及夏朝归咎于禹，但毫无疑问，禹对“家天下”模式的开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在任上大搞暴力治国，为了一己私利铁腕统治，肆意杀害了不服从自己权威的防风氏，为“家天下”模式的到来扫清了障碍，故而很多书上将禹作为了夏朝的第一任君主。
夏禹暴力治国，为了一己私利大搞铁腕统治
夏禹王位坐稳之后，心里十分不踏实，因为除了他的夏国外，还有很多诸侯国，具体数量是多少他不清楚，很多诸侯国国君并没有将他当成了自己的上司，依旧跟他平起平坐，这让他十分不爽。
为了确立他的“天下之主”的权威，夏禹决定该换做法，不能老是自己劳力伤神东奔西跑，得让那些诸侯国首领亲自跑来朝贡他。主意打定后，夏禹立即搞了一次诸侯大会，地点选在了他与妻子相遇的涂山。
四方的诸侯国首领果然都来了，并且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懂事的带了个头，其他人也都跟着称赞大禹的功德，表示愿意臣服，这让大禹十分开心，于是趁机确立权威：
夏国是唯一的正统，其他诸侯国都是从属，明确好上下级关系。对于没有封号的诸侯国，大禹当即进行了册封，传达出了入编制、进入体制内的重要信息。当然有权力就得有回报，各个诸侯国得把自己当干部：每年向自己上纳贡奉。
即便诸侯大会开得很成功，但夏禹这心理还是不踏实，口说无凭，立“鼎”为证。于是下令将各个诸侯国拥有的铜贡献出来，夏禹将其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着天下九州。各个诸侯国每年上贡之时，必须对九鼎致礼。日子久了，形成习惯，自然就真的将夏禹当成了天下之主了。
协议也签了，鼎礼也立了，夏禹这下该放心了吧，结果多疑的他还是不放心，本着有赏就有罚的原则，夏禹当即制定了各种刑罚，后世称之为“禹法”，如果对他不敬，就可以施行“大辟”、“膑”、“宫”、“墨”等刑罚，不是割鼻子就是脸上刺字，触犯一次，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
刑罚一立，果然天下的诸侯都老实了许多，没人敢当面挑衅夏禹的权威。但夏禹还是觉得心里不安，好在机会来了，夏禹晚年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再次召开诸侯大会之时，防风氏仗着自己骨架大，不怎么将禹放在眼里，故意迟到了。禹二话不说将其杀死，并且曝尸三日。
这次之后，其他诸侯国见到夏禹这般“暴君”姿态，哪里还有不满，都对夏禹惟命是从、俯首帖耳。
后世称颂夏禹：仁德，给出的这理由，太过牵强！
如果换做了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夏禹肯定会被儒家弟子口诛笔伐，著书立说将其树立为反面典型，以示警戒。比如秦始皇，功业甩出夏禹好几条街，刑罚基本与夏禹不相上下，但非常奇怪的是：后世之人对于夏禹的态度居然是：他好“仁德”。
比如《尚书·吕刑》说：“今天相民，做配天下”，认为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配当人君，对禹能够做君主管理老百姓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好自然体现在了“仁德”方面；南宫乎钟铭：“天子其万年眉寿，俊勇保四方，配皇天”也是相同意思。
出土于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对夏禹的“仁德”更是毫无保留地褒奖：
天命禹敷土，坠山睿川，延任地艺征，降民监德，延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悠哉天下……
大意就是天帝命夏禹平治水土，禹则任土作贡，慎修舜德而降民以德不以强，故承舜德而为配为君。他治国期间又以仁德治民，于是为臣者惟德是修，为民者倾心好德，于是天下柔和，欣欣向荣。
正是因为诸多文献均对夏禹的“配皇天”、“相民”、“保四方”持十分肯定的态度，故而《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才下此结论：
禹之所以能配天做主，唯一的条件就是他德厚贤仁，这是禅让的本质。所以禹得禅位而配天做君，全赖于其具有的贤德。人怀仁德而知爱民，爱民则知足养，因此禹德的核心在于孝爱。
对比前述夏禹的暴力治国、铁腕统治的事实，这些“仁德”的理由显然太过牵强，甚至将禹治水成功归结于他听天命、“降民以德不以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臆想之念，无法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夏禹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在于他治水成功所积累的巨大威望，如果失败，他还会像他的父亲鲧一样，被舜当场杀死，可见治水是一件风险性极高、但回报巨大的买卖；夏禹之所以能够“安民”，主要归功于他制定的制度、礼仪还有刑罚，让万民在恐惧和顺从中“颤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