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因为盲目地扩大生产，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其实，不光在工农业领域如此，在文化领域同样进行了一场“文艺大跃进”，相比之下，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
1958年8月，文化部首先在安徽、河南开始了“文艺大跃进”，提出这样的要求：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中宣部又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
怎么放“卫星”呢？比如：“两年要超过鲁迅”、“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一个晚上写60个剧本”……
总之，要像“亩产三万斤”、“亩产十万斤”那样，层出不穷地制造热点，要敢想敢干，大干特干！
这一年，中国作家协会也提出，要争取让1000个以上的作家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搞文化创作。
连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也对自己提出了要求：1958年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
在民间文化领域，也提出了收集民歌的计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在电影界，也提出了“电影大跃进”，每家电影制片厂都分配了任务，必须要超额完成。
美术界也不甘落后，还提出了具体的创作数量，比如在北京的39名漫画家，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绘画组的54位画家，要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要完成1507件雕塑作品；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除了要创作5812幅作品，还要写8本书和16万字的文章。
在上海，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在柯市长的鼓舞下，上海作协把原定两年内创作文艺作品1000篇，增加到了4000篇，还要创作3000首歌词。
在广大农村，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写长篇文章有困难，就把目标放在了字数少的诗歌上面，也不需要讲究什么平仄，只要字数对就行了，因此，诗歌就成为农村“文艺大跃进”的主流，出现了人人写诗、家家赛诗的“盛况”！
我们来简单欣赏几首吧：
第一首：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
第二首：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第三首：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第四首：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第五首：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怎么样，您觉得水平如何？
毋庸讳言，艺术水平确实不怎么样，但是读起来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味道，归入“打油诗”里面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次全民写诗，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识字水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全民写诗的热潮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到了1959年3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从此，全国“文艺大跃进”的热潮就渐渐平息了。
（参考资料：《文史精华》《读书文摘》《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