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 《三国志注》 中有明显的抑魏倾向，大多认为抑魏是为了尊蜀，从而表现正统，这种观点大致是不错的。但是，《三国志注》 中存在的尊魏及相对应的抑晋倾向，则似乎很少有人论及。
一、尊魏与抑晋在注文中的表现
裴注中表现尊魏抑晋的地方比较多，这在注释汉魏 “禅让” 和魏晋“禅让” 时尤为明显。注释汉魏 “禅让” 明显比注释魏晋 “禅让” 要详细。注者在 《文帝纪》 中注释汉魏 “禅让” 时，有长篇累牍的注释。此注前后 “近万字，几与《文帝纪》相等”，而整个《三国志》的全部注文也不 过三十二万字。但在《三少帝纪》中，关于魏晋 “禅让 ” 的注释之语， 竟只有“《魏世谱》曰: 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寥寥二十四字。要知道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一个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原书 “失在于略”，而此处注释如此重要事件依然疏略，实在令人费解。另外，在 《文帝纪》 长篇的注释中，注者注释十分仔细，甚至均一一注明具体的日期。如此密集繁复的注释，在整个 《三国志注》 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与同样是关系皇朝更替大事的魏晋 “禅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注释汉魏 “禅让” 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或者是大臣们的劝进表和文帝的谦让词，或者是各种谶纬及玄奇嘉瑞现象。注者添加的注释，大多是宣扬以魏代汉的善注。很明显，注者于此不惜笔墨，其实是想传递一个信息: 在顺天意、应民心的背景下，这种禅让是合理的。然而在 《三少帝纪》 里，注释以晋代魏时却又惜墨如金，只有一句话，甚至不关系到禅让，更谈不上大臣们的劝进上表，以及玄奇嘉瑞。相反，在整个《三少帝纪》中，却注释了许多揭露晋代魏过程中的黑暗卑鄙的事件，如注齐王芳被废事件，注高贵乡公论帝王优劣事件，注高贵乡公论龙屈井中事件，注高贵乡公被弑事件，以及高贵乡公死后丧葬礼仪事件，等等，皆是司马氏丑闻。如此，两个同样性质的事件，经过前后对比，让人很明显就能够感受到注者有尊魏抑晋的倾向。
注文中关于尊魏抑晋的表现，除了上述禅让事例外，还有注释王经、王沈、王业在高贵乡公准备讨伐司马氏之前的各种不同反应，以及郑小同被司马昭鸩杀之事，等等。这些事件有的是对原文的注释，更多的则是直接的增补。在注释过程中，注者不只是简单注释史实，还运用了诸如两两对照等手法，来表现自己的论断。这是继上文本纪之间的对比之外的另一种层面的对比: 纪传内部的对比。在这个层面的对比中，因为事在一传之内，前后连接对照明显，所以读者更能清楚地看到注者尊魏抑晋的意图。
此外，当时也确实存在关于魏晋禅让的史料，如:
郑冲奉策曰: “惟 ( 晋) 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
这明显是类似于汉魏禅让处所引用的善注史料，但是裴松之却没有引用，这就足以说明此处 的疏略是有意为之。那么，裴松之为什么要尊魏抑晋呢?
二、抑晋的原因
裴松之所处的刘宋前期，事实上有一种抑晋的思潮存在，而裴松之在注文中有意抑晋，当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与表现。之所以会有抑晋的思潮，主要是缘于刘宋政权的抑晋诉求。
( 一) 晋楚禅让的影响
东晋政权在孙恩浙东起义后，实力大损，其时早有异图的桓玄便趁机自荆州东下，取得了实际大权，并在 403 年 12 月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己，建立了短暂一时的楚政权，这便是所谓的 “晋楚禅让”。禅让之后，桓玄便以 “陈留王处邺宫故事”，将晋安帝置于浔阳软禁。即像以往的汉魏禅让、魏晋禅让那样，将前朝皇帝保留下来，没有杀死。但是没过多久，以刘裕为首 的北府将领却假借晋安帝的名义， 进行推翻桓玄政权的活动，如:
义军初克京城，( 桓) 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高祖登城谓之曰: “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 ” 弘等信之，收众而退。…… 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曰:“……主上播 越，流幸非所，…… 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
刘裕称受帝密诏，以武陵王遵称制总百官行事，……
最终在恢复晋室的名义下，刘裕等人的 “举义” 成功了。可见，这时候被废却没有被杀死的晋帝实际上恰好成为了一块很好的招牌，刘裕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仰仗了这块招牌。因此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十余年后，刘裕在逼迫当时的晋恭帝禅让时，不可能不想到当年他就是利用禅位后的晋帝，以恢复晋室为号召，方才 “举义” 成功并最终获得大权的这件事。所以为防止历史重演，防止有人再借恢复晋室为号召来推翻他的统治，刘裕便不得不 “抑晋”，而 “抑晋” 的最直接、最极端的办法便是肉体上消灭晋帝。对此，王夫之有很好的论述，他说:
前此者桓玄不忍于安帝，而二刘 ( 裕、毅) 、何 (无忌) 、 孟(昶) 挟之以兴，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弭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
而李延寿在编排刘裕处心积虑要杀死晋帝这段史事时，更加上了 “零陵王殂，宋志也”这句话，可见刘宋皇朝最初的抑晋思潮当来源于对晋楚禅让时，桓玄没有杀掉晋帝，从而为人所资的切身体会。
(二) 晋室复辟活动的影响
事实上，自刘宋皇朝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晋室复辟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刘裕掌握东晋政权之后，特别是晋宋禅让前后，许多东晋宗室和晋臣不能为刘裕所容，或不满刘裕统治，纷纷流亡北方政权，并且积极协助侵扰南朝，有推翻刘裕统治复辟晋室之志，如:
(司马) 休之至长安，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使侵扰襄阳。
(刘) 义隆遣将裴方明击杨难当于仇池， 世祖以 (司马) 文思……邀其归路。
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及平阳太守薛辨皆降与魏。
(司马) 灵寿，……与弟道寿俱来归国。……刘义隆侵境，诏灵寿招引义士，得二千余人，从西平公安颉破虎牢、滑台、洛阳三城，徙五百余家入河内。
司马天助，自云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刘裕自立，乃来归阙。……天助招率义士，欲袭裕东平、济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将闾万龄军， 前后多所虏获。 …… 真君三年， 与司马 文思等南讨还，……
( 元嘉) 五年 “亡命司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党于东莞发干县，谋为寇乱……”
其中最主要的便是 “挟拓跋氏以临淮甸”的司马楚之:
及刘裕自立，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太宗末，……楚之遣使请降。……时南藩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屯颖川以拒之。……楚之破其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将军安颉攻滑台，拔之，擒义隆将朱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
甚至到了刘宋皇朝中期，还有人借着晋朝宗室的旗号从事反对的活动，比如:
(元嘉) 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凯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
从反对力量的规模及持续时间来看，东晋宗室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北方政权便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北魏大臣步还在司马楚之屯颍川拒刘宋进攻时曾上表说: “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可见南朝人对存在上百年的东晋政权仍然比较认同和怀念，因此晋室复辟的基础，至少是思想观念上的基础还是存在的。所以崔浩曾说若北魏放言 “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则刘宋 “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若复辟晋室，在长期的以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存在时间相对较短的刘宋政权必然十分被动。所以为了巩固政权，也必然要消除百余年来晋皇朝的影响，实行抑晋政策。晋室复辟除了有来自晋宗室方面的原因外，刘宋政权内部的一些因素也为这种复辟提供了可能，这些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方面，宋少帝的荒淫无道。宋武帝刘裕建立刘宋政权后，未及三载而殂，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但是 “少帝在位，多诸愆失”， 比如:
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 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远近叹嗟，人神怨怒，……
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而更亲狎小人，不免近习，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
宋少帝可谓典型的 “荒主”。但是帝王昏暗不恤政事的情况向来不少，若这个政权根基稳固深厚，这种情况或许不算严重，也不致酿成大变，只是刘宋建国仅仅数年而已，根基不稳，威信不著，所以这时候出现这种君主，便极有可能发生晋室复辟的情况。而且当时也确有了这种征兆，如“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河南非复国有，羯虏难以理期”。又 “景平二年，富阳县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遥以令司马文寅为征西大将军，……直攻山阴”。此处以司马氏为首，足见有借助晋室复辟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意图。所以 《宋书》 直言傅亮 “内怀忧惧”，那他忧惧什么呢?
据祝总斌先生分析说: “当时傅亮与少帝并无直接冲突，身家性命并未遭受威胁，无由为之担心，他忧惧的无疑是和自己的命运已经紧紧拴在一起的刘宋王朝可能颠覆之危险。”这一论断颇为允恰，所以我们认为，少帝的无道行为在当时的确有为晋宗室复辟，或者为人所借，以为晋室复辟而行反对活动的人提供了一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抑晋也已然为必须之举。刘裕所指定的三顾命大臣废杀少帝的某种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抑晋复辟，巩固刘宋政权，同时保住自己的禄秩，而进行的 “自剜毒疮” 的极端抑晋政策。
另一方面，宋文帝的体弱多病。宋少帝立后不过两年就因无道被废，刘裕三子刘义隆此时便被扶上了皇位，是为文帝。但是文帝在位时期，尤其是前期，因 “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所以政事多赖彭城王刘义康扶持。而宋文帝长期体弱多病，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刘宋政权在讨论继立之君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要求立年长之君，而非文帝子嗣的倾向。如:
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上疾尝危殆，使 ( 彭城王) 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 ( 刘) 湛及殷景仁，湛曰: “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 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仪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
这其中也有其他方面政治因素的考量，但是立年长之君毫无疑问更能巩固国本和防止旧晋复辟，其中所谓 “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也应当包含了这种考量，而且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旧晋在文帝体弱多病时复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然而这种考量却也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分裂，“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最终导致了刘义康被废，元嘉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平衡格局，即 “多元体系” 的破坏，造成统治阶层内部的一次大分裂，而这种内斗自然也有利于晋室复辟。
(三) 门阀士族的影响
相较而言，门阀士族的权势在刘宋时期明显要比东晋时期削弱不少，这主要是因为皇权欲重振，自然要抑制有损皇权的门阀士族力量。所以在刘裕掌握东晋大权后，便制造了许多抑制门阀士族的事件，从而为自己以后代晋，重振皇权做准备，如:
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 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
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两晋时期原本权势极大的门阀士族，在这时却要受到皇权的强力制约，自然会有诸多不满，自然会倾向于回到旧晋，以复昔日权势。但是士族此时大多不掌兵权，所以这种想法多是通 过各种特殊手段来予以表现，如:“刘裕为太尉中书监，裕既拜，朝贤毕至，仆射谢混后来，衣冠倾纵，颇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谓之曰: ‘何谓旁若无人。’”这种 “傲慢之容”及 “旁若无人”恰恰表现了高门大族的不满。又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袁湛) 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让，湛等随军至洛阳，……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刘裕北伐其实正要借机抬高自己的声望，为后来受禅做准备罢了。
文中的“奉九命礼物” 于刘裕，也就是所谓的 “九锡之礼”，仍然是刘裕抬高自己声望的一种手段。然而袁湛恰于此时至晋 “五陵致敬”，显然是在针对刘裕，表明自己 “于晋室未能忘情”。这对刘裕想通过北伐来提高声望，为晋宋禅让做舆论准备自然是十分不利。并且 “时人美之”，足见这种 “于晋室未能忘情” 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又 “刘裕受禅，恭帝逊位，(徐)广独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 ‘徐公将无小过也。’ 广收泪而言曰: ‘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 乃更歔欷。因辞衰老，乞归桑梓”。此处在晋宋禅让之际，徐广竟发出此言，足见对于旧晋的不能忘怀。所以，要绝这些门阀士族复晋、怀晋之望，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要强有力地抑晋，使他们断了这种想法。因此，抑晋也无疑是必然之举。
总之，在刘宋皇朝前期，不论是出于对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切身体会，还是出于对晋室复辟的恐惧，抑或出于断绝士族怀晋之望的需要，都要求刘宋政权进行强有力的抑晋政策，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三、抑晋的表现
抑晋思潮在刘宋前期的表现还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晋宋禅让之际。这在刘裕的即位策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文曰:
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祀湮灭。裕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
文中 “裕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 最能体现抑晋的要求，对此，清人李澄宇有很好的论述:作策告天，辞甚矜伐，古所未有。虽晋武帝亦 “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 等语。然追叙乃祖乃父劳勋，与讳 “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皆系自述功德者有别。
可见，刘裕在即位之时便已有通过抬高自己来达到扬宋抑晋的目的，而这种利用策文诏告天下的时机来抑晋的手段，亦来源于晋楚禅让 “故事”:
(桓玄) 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晋室，或谏之，玄曰: “揖让之文，正可陈之于下民耳，岂可欺上帝乎! ”
文中所谓 “册文多非薄晋室” 及 “正可陈之于下民耳”，其实正有借机表现抑晋德扬 “楚德”的意味，而刘裕在策文中 “古所未有” 的 “辞甚矜伐”，恐怕也正是受到了这种启发，以此来实现抑晋德扬宋德的目的。下面我们主要就抑晋思潮在当时史学方面的表现进行论述。
(一) 关于晋史的撰述
据 《隋书·经籍志》 所载的 《晋史》 著作共有 19 种，其中系于刘宋时代的共有 7 种。除此之外，刘宋时人所作的晋史著作不见于 《隋书》的，尚有裴松之 《晋纪》，又沈约 《晋书》 也始编于刘宋时期。
从表面上看，整个刘宋时期的晋史撰述是比较兴盛的，但如果我们对以上诸家晋史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从成书时间上看，何法盛的 《晋中兴书》 编撰时间为宋 孝武帝孝建三年 ( 456 年)，属于刘宋中后期; 谢灵运的 《晋书》，系于宋文帝元嘉三年 ( 426 年)，如此当属于刘宋初期; 刘谦之的 《晋纪》 大致成于晋末; 王韶之的 《晋纪》，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 ( 418 年)，属于晋末; 徐广的 《晋纪》 系于晋安帝义熙十二 年 ( 416 年)，属于 晋 末。檀道 鸾 的 《续晋 阳 秋》 成书于刘宋中前期; 郭季产的 《续晋纪》 属于刘宋中前期; 裴松之的 《晋纪》 成书于刘宋前期; 沈约的 《晋书》 在刘宋后期。由于一些史家生活年代跨越晋宋或宋齐皇朝，上述著作有一半以上是撰于晋末或者刘宋中后期。
主要包括刘谦 之的 《晋纪》， 王韶之的 《晋纪》， 徐广的 《晋纪》，何法盛的 《晋中兴书》，沈约的 《晋书》。而可以大致放在刘宋前期的主要有四种: 谢灵运的 《晋书》，檀道鸾的 《续晋阳秋》，郭季产的《续晋纪》，裴松之的 《晋纪》。而谢灵运的 《晋书》 实际上只是 “粗立条流，书竟不就”，檀道鸾的 《续晋阳秋》 与裴松之的 《晋纪》，也仅仅只是 “才编载纪”，即只是编撰了北方割据政权史实而已，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记载晋史的著作，至少也是非常不全面的、尚未完成的晋史著作。剩下的只有郭季产的 《续晋纪》，有可能是属于刘宋前期的记载晋史的著作，而犹在疑似之间。
很明显，整个刘宋前期的晋史编撰，在很大程度实际上是处于空白阶段的，而这种空白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前期抑晋思潮的影响，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晋宋禅代之间的秘事确实令人很难撰写把握，尤其是处于易代之际，并且曾经仕于前朝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谢灵运最终 “书竟不就”、裴松之的 “才编载纪” 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
(二) 关于国史的起元
所谓刘宋国史起元问题，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 462 年) 时，徐爰发起的关于国史记载具体起元时间问题的争论。史载:
(徐爰) 上表曰: …… 晋禄数终， 上帝临宋， 便应奄膺纮宇，对越神工，而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其为巍巍荡荡，赫赫明明，历观逖闻，莫或斯等。宜依衔书改文，登舟变号，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虽揖禅之前，皆著之宋策。
文中徐爰要求以晋安帝义熙元年 ( 405 年) 为国史起元，而义熙元年实际上就是刘裕平定桓玄之乱，迎晋安帝复位之年，更是刘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之年。以此来起元，明显有显示刘裕的功绩，以达到扬宋的目的。诚如文中所谓 “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其为巍巍荡荡，赫赫明明，历观逖闻，莫或斯等”，而其中 “三分” 之意，实际上就是比喻刘裕为周文王。如此，刘裕的功绩便被无限地扩大化、神圣化，而晋室倒成了陪衬品，相比之下地位更是明显降低，这样很明显便有了抑晋、降晋的意味。
对于徐爰的要求，当时刘宋政权内部展开了讨论:
于是内外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同 ( 徐) 爰议，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散骑常侍巴陵王休若、尚书金部郎檀道鸾二人谓宜以元兴三年为始。太学博士虞和谓宜以开国为宋公元 年。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
可见，虽然有 “元兴三年 ( 404 年 ) ” 和 “以开国为宋公元年 ( 416年) ” 这两种不同看法，但总的看来都是要求 “宋史断限向上延伸”，对于 “禅让前起元”并无异议，只是具体年份不同而已。这毫无疑问是在说明，他们是赞成徐爰这种特殊的扬宋方式，这也就表明抑晋的思潮所带来的要求扬宋的政治诉求，即使到了刘宋中期仍然存在，并且还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禅让 起元的问题，在刘宋之前便已有讨论，但是“禅让前起元” 却是 “以刘宋大明年间的徐爰撰修国史为转折点”的，这种 “转折点” 本身就足以说明抑晋思潮在刘宋时期的影响之大之长远。
(三) 当时史家的撰述
刘宋时期，尤其是前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除前文所提到的谢灵运、裴松之外，尚有范晔、刘义庆、何承天等人，皆名重一时，或至今犹为人推崇。这些史家都编撰了一些史学名著，如范晔有 《后汉书》 九十七卷、《后汉书论赞》 四卷、《汉书缵》 十八卷等， 刘义庆有《后汉书》 五十八卷，何承天则著有当时国史的 《天文》《律历》 二志“十五篇”。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即刘宋初期的史家，他们的撰述方向要么偏于两晋之前，要么着意于本朝，对晋史的编撰似乎是群体性的置若罔闻，即便是偶有一二人编撰，也是要么“书竟不就”，要么 “才编载纪”。实际上当时 “晋氏一代竟无全书”，而中国史家向来有为前朝修史的良好传统，也就是说编撰一部完整的晋史应是作为赓续晋后的刘宋史家们的首要之务，然而这些史家却群体性地置若罔闻。这除了史家们个人的倾向爱好不同等原因之外———当然这也很难解释这种群体性的置若罔闻———来自刘宋政权抑晋思潮的影响也应当是要予以着重考虑的。
总的来说，刘宋前期是存在抑晋思潮的，而且表现很明显。并且由于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因此，成书于元嘉六年 ( 429 年)，恰处于这个时期的裴松之 《三国志注》，自然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即通过强调抑晋来符合这种趋势，而这已在注文中多有反映。因此，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注文中，既有抑魏的倾向又有尊魏的倾向这种看似十分矛盾的表现。因为无论是尊魏还是抑魏，其实仍然都只是注者表现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尊蜀抑魏，毫无疑问是出于和北方政权争正统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种外部矛盾。
而尊魏抑晋，则是出于抑制晋室复辟的需要，是一种很明显的内部矛盾。因为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刘宋政权所要直面的、不可回避的政治问题，所以不论尊魏还是抑魏，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并不矛盾，只是需要具体分析对待而已。而注文中体现这两种矛盾，实际上恰好说明了注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诚如梁启超所 说:“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 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而裴松之虽为注史，却亦能如此，实为注史之最高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