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后, 彭德怀发现个怪事: 马家军团长以上军官咋都不见了?

陶陶读历史2024-07-01 03:27:46  96

1949年8月,20多万解放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对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老巢——兰州发动了总攻。经过咸阳和固关战役,曾经嚣张一时的马家军已呈强弩之末。然而凶狠、顽固的马匪却决定殊死一搏。

经过一番残酷的血战,我军于26日凌晨攻入兰州城。经过一个凌晨的激战,马家军溃不成军。敌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黄河边乱转。当他们发现我军的炮弹已经炸到面前时,纷纷向北方磕了一个头,然后扑腾扑腾地跳进滚滚河水。除了少数士兵抓着马尾巴游过对岸以外,绝大部分跳水的马匪士兵都葬身鱼腹。

很显然,曾经嚣张一时、让我军多次吃亏、对我军一度颇有优越感的马家军已经从精神上被打断了脊梁。昔日的疯狂和残忍,早已化为了可笑的怯懦,一个个地进入了他们所谓的“天堂。”

此战之中,我军毙俘马步芳部2.7万余人,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从此以后,西北战斗力最强、反共最坚决的马步芳部彻底毁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军便直插“青马”的发源地——西宁。马步芳见大势已去,于是满载多年搜刮的黄金,逃往了台湾。不久之后,又逃往沙特当寓公。

一、彭德怀发现一个怪现象

兰州战役之后,彭德怀却并不感到十分开心,相反他感到十分忧虑。首先,兰州战役是一场十足的血战。我军在占有人数、装备优势的情况下,依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马家军之凶顽,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彭德怀还发现一个颇为蹊跷的现象,即我军没有毙俘一个上校、少将之类的军官,连个团长都没有,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就必须让我们来谈谈马家军的性质。首先,马家军是一支极度封建、极度反动的武装。在国民党的各个派系之中,马家军的人数不算多、武器更谈不上先进。其之所以给我军造成如此大的麻烦,很大程度归于其“极度抱团、极度排外”的属性。

马家军诞生于清朝末期,发展于民国初期。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864年的河州起义。当时, 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起义的一个头领。 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海晏随同起义军的大头领马占鳌率领部分起义军投降清军, 被清王朝陕甘总督左宗棠任命为河州靖南军中营马队管带, 相当于营长, 所统兵马不超过三百 ,这是青海马家军最初的班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马海晏带领本部人马前往北京“勤王”。因救驾有功,慈禧太后升马海晏之子马麟为旗官(相当于团长),其后又升为参将(相当于旅长)。

辛亥革命时,马麟残酷镇压了本地人民的起义。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支极度反动的武装竟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招安,实力反而进一步壮大。

马麟死后,他的儿子马步芳接掌了部队,成为青海马家军的第三代传人。1931年,见风使舵的马步芳加盟了全国最大的军阀——蒋介石。自此时起, 他便在其父经略青海的基础上,“以西宁为据点, 内外兼并, 在壮大军事政治势力的同时, 在经济上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掠夺和扩张, 以巩固其封建统治。 这种处心积虑、用尽手段的结果, 逐步形成了在青海地区的割据局面”。

1936年,马步芳率军击败了西渡黄河,试图打通河西走廊的红军部队,给我军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因“剿共”有功,马步芳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军队扩充到1.7万人。

从清朝到民国,青马势力一步步地壮大,但其内核却从来不变,那就是其宗族性。马步芳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马麟时代就有7宗14房,到了马步芳时期已经发展到18宗60余房,有数百口人。

马步芳手下从师到团的军官,皆由其叔伯兄弟子侄担任。这些人宗法思想严重, 视军队为私产, 认为马家军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唯一条件, 马家军兴旺他们就兴旺, 马家军发展他们就发展,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因而他们凝聚力极强,战斗欲望极其旺盛。作战时身先士卒,绝不耍滑头;即使吃了败仗,也是尽力援救,绝不卖队友。

马继援掌权后,曾吸纳了一批外姓将佐进入马家军。但从根本上来说,马家军依然是马步芳家族的私兵。

这种凝聚力,在国民党各派系中是少有的。以马氏宗族为基础,马步芳招募了大量回族、撒拉族士兵。他们以宗教信仰为纽带,锻炼出一支忠诚、疯狂、残酷而顽固的部队。

在战场上,这些马家军官都是战场上的骨干,经常发动不要命的带头冲锋。1949年2月1日,一野第四军在铜川中了马家军的埋伏。马家军20师的师长马得胜以其师长之尊,竟挥舞着马刀冲在了最前面。杀到兴起时,马得胜更是脱下军衣,身穿衬底的蓝毛衣四处乱窜。虽然这种不要命的愚勇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大祸(因穿蓝毛衣显眼,被我炮兵炸死),但马家军将领的凶顽是可见一斑的。

兰州战役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马家军的营连级军官手持大刀赤膊上阵,他们一边满口吐沫地叫喊:“天门开,天门开”,一边率领士兵对我军发动反突击,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在与马家军决战前,毛主席就已经认识到,马家军是很难改造的。于是他电告彭德怀:

“马家军从不干好事,尽量全部缴械,尽量少改编,越少越好。”

兰州战役之后,马家军团级以上的军官竟然神秘“消失”,没有一个被俘,没有一个投降。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最重要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只要拥有合格的将领,瞬间就能聚集起一大群士兵。

马家在青海、甘肃积威甚久,难保这些马家军的将领们不聚众叛乱。这样的情况,又如何让彭德怀不忧心呢?

王震也曾说过:

“在兰州只歼灭了2.7万敌人,一路西进和解放西宁消灭残敌合一起也就三万人,还有几万马家军军官和士兵被打散,一些回家了,有的隐藏了起来,武器还在,迟早要暴乱,不可不警惕,不可以提防。”

那么马家军的军官们,到底到哪里去了?他们又有什么作为呢?

二、马匪假装投降

在兰州即将解放之时,马家军各将佐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得终日。马家军长年与共产党作战,和我军有着血海深仇。他们自认为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一旦投降,肯定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那就是回家潜伏、收集武器,等待时机发动暴乱,策应蒋介石、马步芳“反攻大陆”。

于是马继援在兰州失守前,给防守窦家山的第一百师师长谭呈祥下达密令:

“今天夜里全线撤退,你们一百师天黑后先撤退。我们不能把老本赔进去。”

第一百师是马家军的老底子,马继援要“保住这支马家军的骨干和根基”,为的是东山再起。于是,“青马”残部有数万人逃回青海,他们中那些团长、师长们,龟缩在西宁附近的大通县桥头镇、湟中县上五庄、海晏县三角城等地,他们埋藏了武器弹药,将战马变成耕马,分散隐蔽、待机而动。

对于这伙儿凶狠顽固的马匪,解放军自然不能坐视不管。通过明察暗访,我军还是大体掌握了马家军军官们的动向。为了防止马匪官兵狗急跳墙,我军对他们开始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即对投降的马家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杀。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少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改造学习。”

马匪众将认为自己手上沾满了红军、解放军的鲜血,共产党肯定要清算他们。但当听说我军放了他们一马后,就决定暂时先投降。

9月8日,即青海解放三天后,在上五庄的“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向我军投降;10日,在三角城的“青马”一九○师师长马振武、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骑八师师长马英等两千余人投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

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对于马家军这些无恶不作的惯匪来说,这一谒语并不成立。早在“起义”之初,马家军的顽固分子就在策划着叛变。例如马家军高级军官马呈祥在“起义”之初,就曾和一群在“解放军官训练处”一起学习的国民党军官秘密结盟:

“我们可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效忠蒋总统,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明降暗不降,人在曹营心在汉,待机而动。”

“起义”后,骑七师的反动军官迷恋过去,在军队里煽风点火。只要有战士与政工干部接触,他们就威胁:

“共产党来了,你对指导员那么好;国民党回来了,我看你咋办呢?”

可以说,兰州战役虽然打垮了马家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马家军斗争的结束。从195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而在西北,我军主要的镇反对象,就是马家军的余部。而这场波澜壮阔的平叛战争,竟一直持续到了1956年。

三、血债血偿

1949年9月下旬,马家军各将认为叛乱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开始四处串联,组织暴动。首先是原82军某部团长马擢武。他以探亲为由返回了甘肃临夏,在那里他挖出了早已埋好的武器,与马步芳族兄马步彪、马谚彪等人聚集了一大批匪徒。

11月,马擢武带领着这伙匪徒,在广和县袭击了两辆解放军的军车。车上的12名解放军战士与上千名匪徒激战了4个多小时,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廖汉生闻讯,立即抽调第一军的一个师前往临夏,协助兄弟部队剿平叛乱。经过两个月的激战,终于扑灭了匪乱。

由于第一师前往临夏剿匪,青海相对空虚,因此青海的叛乱突然爆发。马英,原来是马家军骑兵第八师师长,我军解放西宁后,他迫于形势向军管会登记。不久之后,马英趁隙逃回了老家。12月5日,马英纠集5000多人包围了大通县、桥头镇以及附近我县、区政府和部队驻地,发动了疯狂的冲击。

与此同时,青马原军官马成彪纠集1200多人在门源县作乱,次日攻破了县城,县长以下40多人壮烈牺牲。在叛乱之前,马成彪偷偷隐藏了2万多发子弹。县、乡政府有所察觉,曾多次上门索要。但马成彪却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子弹不能吃,不能喝,要它们作甚?”没成想,马成彪真的利用这2万发子弹叛乱了。

马英、马成彪叛乱后,反革命武装暴动开始迅速蔓延,小峡、湟中、循化等地相继发生叛乱。一时间,匪患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这帮马匪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他们疯狂屠杀我军政人员,甚至砍头跺脚、割舌挖眼、陈尸旷野,令人惨不忍睹。

战后,军队有关部门安葬烈士遗体时,竟无法分辨朝夕相处的战友的面目,只能含泪在墓碑上写:“无名烈士”

马家军叛匪如此不识抬举,我军也自然不会再惯着他们的。贺炳炎、廖汉生当机立断,立即派兵对叛匪展开全面反击。

首先,贺炳炎命令第三师师长兴中先带七团的两个营以及一军的侦察连火速增援大通。在桥头镇,我军与千余名匪徒相遇。我军炮兵不由分说,将炮弹准确地送入敌群。战斗从早晨打到了中午,共打死匪徒300多人,俘虏500多人。

12月6日,兴中师长带领增援部队赶至大通县。马英见状不妙,急忙率部撤围而走。经过数天的追击,我军最终于12月13日赶上了马英一伙儿。战斗中,司号员杨孝忠看到一个满脸横肉的大胡子匪徒正猫着腰,准备从我军的包围下逃走,于是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枪。

事后打扫战场,从此人兜里掏出一枚水晶石刻成的大印——马英之印。

马英匪帮被扫灭后,马成彪自然也不能幸免。在我军的猛烈反击之下,马匪全军覆没,匪首马成彪当场毙命。

在大通、门源剿匪的同时,2师5团围歼了西宁边平邑、小峡地区的股匪,击毙匪首韩静如。接着2师5团又和师骑兵营配合,收复了湟中县城。

在化隆、循化等地,原青马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100师师长谭呈祥、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伪西宁市师长韩进禄等人密谋重新组织新编82军。还没等他们起事,我军回师青海的第一师刚好赶到。马成贤股匪全部被歼,马忠义、韩进禄等匪首向我军投降。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四处流窜的马匪,贺炳炎和廖汉生决定组建骑兵团,以原有各军和各师骑兵营为基础,组建骑兵团,执行机动剿匪任务,深入草原和沙漠扑灭残匪。

到了1950年8月,经过200多次战斗,青海解放初期的马匪之乱终于平息,残匪大多窜逃至深山老林和边远地区。这期间,仅第一军就歼灭匪徒5750人,其中打死2455人。

如此一来,马步芳父子留在大陆的骨干人员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与此同时,我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采取了政治攻势。要知道在解放前,经过马步芳家族在青海40多年的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全省竟连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因此我们在基层缺乏干部,群众对于我们也不了解。而这正是马步芳匪徒得以兴风作浪的根源。

于是我军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既是战斗队,也是一个宣传队的精神,积极担负建政工作,摧毁马步芳根植在基层的反动势力,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我军收缴了民间的枪支,并展开了土改运动,最终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如此一来,马匪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了。

剿匪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如今就是向马匪祸首算总账的时候了。除了被击毙的以外,还有大量被俘的匪首。对于这伙满手血腥、怙恶不悛的匪徒,人民不会再和他们讲什么客气。之前饶了他们一命,如今就是新仇旧恨一起报偿的时候。

1951年5月24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谭呈祥等78名匪首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同年6月30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公审了267名反革命罪犯,判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另一个策划者和指挥者、原马步芳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以及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谭腾蛟等30名罪犯死刑。

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马步芳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抹乌云也由此无影无踪。剩下的,都是那些不成气候的残匪。直到1956年,这伙儿残匪才被彻底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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