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12.毛泽东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就是陈云
陈云以务实冷静著称，别人头脑发热他不，所以“大跃进”之后他的作用就突显出来。当时毛泽东多次讲“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个“良将”、“贤妻”，就是陈云。对此，历史见证人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了（见该书第80页，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王任重在其1959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王任重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对他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陈云和于若木
实际上是以1959年初起，毛主席就在多个场合称赞陈云，他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中，这个人就是特指陈云。毛主席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他还说：“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参阅梁静、张新华：《陈云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政治定力》，党史文苑. 2021,(01)）
1962年4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说：“我让邓力群（时任刘少奇秘书）查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看了这个摘要，送上请主席看看。是否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酌定。”毛主席批示同意，于是陈云讲话发到地市级。一时间，全国各地干部都在谈陈云的讲话，出现了“陈云热”。（参阅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能得到毛主席这样一再表扬是不容易的，一个人在“世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我独醒”，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12.陈云是怎样成为“算账派”的
1959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乘江峡号轮船去九江，他对同行的人说：“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促进派似乎有点儿腰杆不硬。”为此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观潮派”、“算账派”。后来，陈云曾经对号入座地说：“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其实在算账派面前，“促进派”腰杆是很难硬起来的。
陈云是怎样的“算账派”呢？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要求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陈云不厌其烦地算了几笔账，让所有的人听得心服口服。
“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我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一算矿石账。“生产1吨铁需要3吨半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二算焦炭账。炼一吨铁，平均需要一吨半焦炭；炼一吨焦炭，平均需要一吨半洗煤；一吨洗煤，平均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三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三算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四算冶炼账，五算运输账。根据这五笔账，陈云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陈云算账，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他深入调查研究的扎实功力，更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和对国家认真负责的思想品德。说实在的，不这样算账，是很难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压下去、很难把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起来，更难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针对有人私下里跟他说他这样算账“会泄气”，陈云在1959年5月15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他还把功劳推给了刘少奇。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果然，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完成了生产计划。
这里只是陈云算账的一个例子，他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在算账，很可惜的是，陈云的算账方法并不能够顺利使用，如果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算账，一定能够为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13.陈云为推动“包产到户”而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在浙江省。据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农业合作社中搞起来的，《人民日报》报道这件事是为了批判并纠正这个“错误”的。《人民日报》的批判，应当是来自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否定。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说:“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262页）
但毛泽东对问题的处理还是比较慎重的。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同田家英谈话，要求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湘潭的韶山、湘乡的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曾经蹲点的地方）去调查研究。5月16日，从湖南调查研究回来的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对田家英汇报的情况反应冷淡，他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02-1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共产党人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不能追随群众的自发性，这是有道理的。
1962年7月6日下午1时，毛泽东收到陈云的来信，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就够了。我可以走路到你处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
原来，在5月份，田家英把他在湖南的调研报告也报送一份给了陈云，当时陈云在上海，他看了田家英的调研报告之后，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他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讨论，认为在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中，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之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说：“这个问题怕毛主席不能接受吧。”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说。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24日回到北京后，他又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才会去向毛泽东汇报。（参阅张金才：陈云1962年提出分田到户探因，晋阳学刊. 2021(03)；杨志强：《刘少奇与20世纪60年代初包产到户》，《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1期）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意见，当时没有表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但是，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憋不住了，严厉地对身边的人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这句话很快就传到陈云那里，陈云受不了了。7月31日，陈云写信给邓小平说：“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果然，当年7、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从这次请假起，陈云基本上离开了中央决策层，只偶尔参加场面上的活动。陈云请假是为了保护心脏，但他的心脏病也保护了他。如果他留在工作岗位上，那他的心脏病可能就真的严重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陈云在高层重要会议上明确支持包产到户，对农村改革给予了大力推动。当然，陈云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也强调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并不是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显然，陈云是为防止农村改革走向另一个极端才这样说的，体现了他的一贯的稳健思维方式。（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