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胜利地翻过夹金山，当夜即在山北达维镇宿营。
达维，已是藏汉杂居的地区。
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 生活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
达维的建筑，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居民住的都是石砌的楼房，有的两层，有的三层， 当地的喇嘛庙有十几层楼高，显得十分宏伟。
那天傍晚，驻达维的一、四方面军举行了联欢晚会， 庆祝两支主力红军会师，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天，一方面军部队都开向懋功地区。
听说，四方面军战友正在那里等候我们。
我们无暇欣赏当地风光，就整队出发了。
一路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同志们个个精神焕发，高举着红旗向懋功前进。
当我们来到懋功二三里的地方，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首长和战士们已在路旁列队迎接我们。
两军战友一见面，欢呼声、军乐声回响不绝。
整个部队都欢腾起来，大家争着拥抱，握手、相互问候，诉说着肺腑之情。
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感人至深。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懋功地城集结后，为庆祝两大主力的会合，总政治部在懋功天主教堂举行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联欢会，并请四方面军干部会餐。
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把天主教堂挤得满满的。
当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首长到来时，“红军万岁！”“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 “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
在热烈的气氛中，毛主席、 朱总司令讲了话。
毛主席在讲话中号召红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他的讲话，不断被阵阵掌声打断。
望着这动人的场面，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终于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局面，革命获得了转机，这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讲话之后，会餐开始了。
每桌八个人，四个菜，这是我们长征以来的一次“盛宴”。
我们痛痛快快地大嚼起来， 几碗菜一瞬间就被“歼灭”了。
我看看周围，几乎桌桌如此。
这时，干部团长陈赓同志却象变戏法似的端着两盘菜过来了，边走边炫耀着他的“战利品”，大概这是他跑到伙房里说了一些好话磨来的。
我们毫不客气，围上去把他的菜“缴获”过来，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转身又钻到伙房去。
不一会儿功夫，他又弄了两碗菜端出来，大摇大摆地跑到大家中间:“嘿，看吧，这是什么？"
话音未落，手上的菜又被一个突然袭击给全部“歼灭”了。
他措手不及，只好又跑回伙房。
他这一套“表演”，逗得大家一阵阵哄笑。
这个小插曲虽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可是红军干部中那种上下平等、亲密无间的好作风，却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丰富多采的文艺演出把联欢会推向高潮。
一方面军的几个剧团，分别演出了一些小剧和歌舞节目。
这些节目， 都是剧团的同志自己编的，反映的是红军的战斗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活气息浓厚，演员的表演也很生动活泼，吸引了所有观众。
其中有一个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生动地表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英雄气概和国民党追“剿”军的无能，讽刺了蒋介石追“剿”红军，追来“剿”去，只拣到了一只红军丢下的烂草鞋。
这个小剧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笑得肚子痛。
各种演唱和舞蹈，也非常精彩，不断博得热烈的掌声，四方面军的干部更是个个聚精会神，极口称赞。
欢乐热闹的晚会，持续到半夜，我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那几天，不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喜气洋洋，两支主力的胜利会师，使大家看到了胜利的前景。
我们停留懋功期间，第一次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部队在懋功休整四天，使大家消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同时也根据新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这时，我们无线电队奉命回到了军委三局，伍永福政委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先好好休息一下，现在两支主力会师了，以后的工作就要更忙了。你们也要准备去执行新的任务。”
我想，我们这部电台虽然单独行动了一个时期，可长征中谁不是天天走路、 打仗呢？
何况，现在军委一定在考虑新的作战计划，更好地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怎么能休息呢？
我就对伍政委说:“我们早休息好了，有什么任务就快交给我们吧，保证完成。”
伍政委笑着在我肩头捶了一拳:“你这个人呀，放心好了，有了任务跑不了你们的。现在，还是要好好休息。"
不久，我们从懋功出发北上，经过两河口，又翻越梦笔山，到达了梭磨河边的卓克基。
听说，党中央在两河口开了一个会，决定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当时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形势。
这个消息，使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
很快，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传达下来。
决定中指出，为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必须先打击北面的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保证主力胜利进至甘南。
决定还指出:现在我军控制下的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红军大部队的活动与发展，只应留下小部队在此发展游击战争。
这个决定正确地指明了北上是红军唯一有利的方向。
我们在卓克基休息一夜。
翌日，伍政委告诉我:“就要交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了。”
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问他:“伍政委，让我们去哪里？”
他偏偏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军委作战局张云逸局长要当面向你交待。”
我一听，心里猜到了七、八分，没有多问，便向军委驻地跑去。
军委就驻在卓克基的一个喇嘛庙里。
我到那里，一个警卫员把我引进庙内，张云逸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对身旁一个正在伏案工作的同志说:“周副主席，三局袁邦光同志来了。”
我一看，可不是，周副主席也在这里办公。
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我毫无思想准备，心里跳个不停，向周副主席行个礼，大声说:“周副主席好！"
长征中，我从遵义出发后，最后一次见到周副主席是在三渡赤水河的时候。
那时，部队行动很紧张，在仁怀县城，几支部队都赶到一个路口，一时拥挤不堪，周副主席亲自到路口去指挥。
他让机关、后勤部队靠在路边，很快把野战部队调过了路口，短短一刻钟，十分拥挤的情形变得井井有条了。
现在，周副主席比那时又瘦多了，听说他一直带病行军、指挥，十分劳累，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
周恩来
周副主席让我在他身旁坐下，亲切地问长问短，我的紧张和拘束，被他热情和蔼的态度驱散得一干二净。
不一会，张云逸同志拿着一张写好的介绍信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我们决定派你们无线电分队到四方面军去工作。”
没等我说话，周副主席伸手把介绍信接过去，看了一下，脸色严肃起来，对张云逸同志说: “不能这样写嘛！"
说着，他亲自用毛笔在一张白纸上为我写起介绍信来。
写好之后，他把介绍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下，信上写着:
“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
兹介绍政委袁邦光同志率电台一部去你部工作。…..."
看着周副主席庄重清秀的字迹，我仿佛感到了这一张介绍信的分量。
我把介绍信收好，正举手要向首长们敬礼告辞时，周副主席打着手势让我停一下:“袁政委，等一等。”
他拉住我的手，一字一顿地说:
“你到四方面军去工作，是总部再三研究过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有各的特点，两个部队的作风也不大一样。你去之后，一定要尊重四方面军的同志，注意搞好团结，把关系处理好。"
我听着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嘱咐，心里热乎乎的。
周副主席日夜为红军的胜利而操劳，有多少大事在等着他处理， 对我去四方面军工作还想得这样周到，连介绍信都要亲自写好，这个行动本身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坚定地向周副主席表示:“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同志们，到四方面军以后，我们保证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决不辜负总部首长的期望！”
听了我的回答，周副主席和张局长都满意地点头笑了。
回来后，我向伍政委报告了周副主席的指示。
伍政委很有感触地说:“周副主席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你要把这个指示很好地传达给同志们。”
接着，伍政委同我一起确定了无线电队的人员。
我记得，台长刘俊英同志，是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报务员是郑执中、龚兴贵， 机务员是刘玉亭，技工是钟绍龙，全队有一百多个同志。
我向队里的干部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对于去四方面军工作，都感到是一个光荣。
周副主席对我们无线电队的亲切关怀，成为全队的动力，同志们积极做好出发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