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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教化中对《孝经》的重视
《孝经》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从两汉至魏晋时期，对《孝经》的研究和讲授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其注解者也不下百余家。
汉代皇帝对《孝经》高度重视，并把乡里教育教授《孝经》设为定制。
魏晋时期对《孝经》更为推崇，对其的研习蔚然成风。但相比于汉代，魏晋时期对《孝经》的重视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一点在研究中不容忽视。
(一)汉代非常重视《孝经》
汉代各个阶层都对孝文化格外注重，而《孝经》更是连皇帝都要精通的典籍。
五经可以全部学习，也可以专门修习其中的一经，但是必须要先学习《孝经》和《论语》，然后才能开始学习其他经书。
平帝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可见，最迟在平帝时期就有了确切的设立学校、设置教师的制度标准。设置在乡里的庠、序应该是当时最基础的启蒙类教育学校。
在序、庠里设置《孝经》师就说明了《孝经》在当时是乡里学生的基础必修课，当时的人们从孩提时期就要开始学习《孝经》。
汉代乡里教育中对学习《孝经》的重视不只是空泛的规定，而是被付诸于实践。
在汉代，不仅中原的核心统治区重视对《孝经》的学习，其他地区也在学习。
据《后汉书》记载，宋枭为凉州刺史时，“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对《孝经》用途的推崇，以及对孝治的重视。
(二)魏晋时期研读《孝经》之风很盛
魏晋时期对《孝经》也十分重视，皇帝甚至亲自讲解孝经。
因为统治者的重视，全国自上而下研读和学习《孝经》的风气十分浓厚。
《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邴原别传，邴原早孤，自幼家贫，想读书却“无钱资”，书社里的师父感动于其志向，免费教授其读书，他因此学业有成“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异。及长，金玉其行。”
等其游学归来后，又返回乡里讲学。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乡里间的教化也是把《孝经》的学习放在首位的，《孝经》甚至得到了与《论语》相比肩的地位。
《晋书·孝友传》还有记载，许孜:“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
《南史·隐逸传》中也记载了吴苞与刘瓛一起讲学的过程，“(吴苞)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
可见一直持续到南朝时期，《孝经》依旧与《论语》有着同等的地位。
(三)汉晋时期对待《孝经》态度之比较
从《孝经》的受重视程度和研究状况来看，魏晋时期似乎比起汉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魏晋时期对孝的推崇相比于汉代却具有更强的功利性。
汉代统治者提倡孝道，究其根源是为了移孝于忠，将《孝经》的学习普及到乡里间的学校，落实基层社会民众对孝的认知。
给知识水平不高的基层子民们从精神道德上加强孝的教育，并将其化为忠君的观念，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正如鲁迅所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因此，魏晋时期所崇尚的孝功利色彩愈发浓重，甚至成了庙堂之人排除异己和沽名钓誉的方式。
官吏在乡里间实施的教化
乡里教化离不开各级官吏的引导和法律的约束，汉代官吏们很重视对孝的传播和奖励，对不孝之人法律上也有严格的惩处措施。
魏晋时期对孝的教化更进一步，孝的地位也有所提升，但同时也因过分强调而出现了弊端。
(一)汉代的官吏指导及法律规范
汉代的上层统治者为了更大限度地对百姓进行孝的教化，对基层官吏的工作也有更高的要求。
汉代在基层社会还会通过法律措施对孝进行维护，不孝的行为往往会遭到极为严厉的惩罚。
此外，皇帝还会对乡里教化工作做得杰出的官员予以升迁的奖励。
这些政策，都会使乡里之间的行孝风气日趋浓厚。
(二)魏晋时期官吏对孝道的维护更为严格
魏晋时期，很多优秀的官员在地方为官时，都会格外注重培养和奖励百姓们的孝行。
《晋书》中记载:“(郑袤)转济阴太守，下车旌表孝悌，敬礼贤能，兴立庠序，开诱后进。”
就连当时非中原政权统治的割据势力也是如此。
《晋书·载记》中有:“(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
可见，魏晋时期的上层官吏也很注重在基层社会实施对孝行的教化。
(三)汉晋时期地方官吏对忠、孝的态度不同
汉代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孝治天下”的统治理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孝”通过各层官吏的教化以及法律的约束，一直被民众认真地贯彻和践行，因此汉代人民在道德思想方面上占据着很高的地位。
魏晋时期“以孝治天下”的举措也被统治者沿用了下来，经官员在地方宣传加之更加细致的法律规定，孝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播，孝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举孝廉及以孝选官中对孝的推崇
在科举制度尚未形成的汉晋时期，举孝廉是非贵族子弟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了举孝廉，孝行杰出者也会被推举做官，这就让乡里间的普通学子们把孝当成进入官场的基础从而更重视孝行。
虽然以孝选官的制度在汉晋时期一直被使用，但汉和魏晋时期对其执行的结果还是有巨大差异的。
(一)汉代始创举孝廉制度
汉代选拔人才的途径有很多，举孝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从汉惠帝时起，就曾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对民间的孝子及勤于生产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高后元年春二月开始:“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悌力田”由此正式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制度。
文帝时期对孝悌的奖励更加细致，《汉书·文帝纪》中有：“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遗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由记载可见，在众多被奖励的人中，孝者的所得是最丰厚的。到了武帝时期则开始正式下召举孝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这一制度从此便作为汉王朝选官时的定制被延续下来。
(二)魏晋时期延续以孝选官
魏晋时期的选官途径以九品中正制度为主，孝廉制度也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各种升迁途径不免被世家大族垄断，但他们为了维持统治地位，在选官过程中更多是忽略了“廉”的作用，而“孝”依旧是被人关注的重要品格。
魏晋时期寒门子弟虽然很难得到入仕做官的机会，但是史书中依旧有非世家子弟通过举孝廉或者因孝行突出而做官的记载。
(三)汉晋时期对以孝选官的执行结果有很大差异
汉晋时期在选官上都实行举孝廉制度，也都有因孝入仕或因不孝被免官处罚的记载。
但是汉朝以孝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让平民阶层的学子也可以用孝搭建起晋升做官的阶梯，除了想选拔真正的有德行且忠君为国的人才之外，也是为了在基层乡里社会间以做官为利诱，大面积推行孝道，使行孝成为百姓们的习惯，从而在精神道德层面稳固统治秩序。
魏晋时期，门阀氏族把持朝政，举孝廉等选官制度已经逐渐流于表面，不仅不能从基层社会中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为世家子弟晋升为官提供了捷径。
孝更多地成为上层贵族们追捧的工具，甚至还代替了忠成为一种政治上打压排除异己的手段。
此外，魏晋时期对孝的提倡与门阀氏族制度也有着密切联系。
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拉拢氏族，用以孝治天下的名义可以让即使没有能力的士族依旧稳居高位;对于士族来说，他们也需要孝来维持家庭内部的等级以及家族势力的稳固。
《宋书·孝义传》中也对汉晋时期的孝行做了对比，并且对魏晋时期的孝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对卿大夫德行缺失的行为做出了批判：
“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正因为魏晋时期做官选举被世家垄断，寒门学子晋升的途径微乎其微，因此乡里之间对孝的教育也更加流于形式、更加功利化，所起到的作用与意义相比于汉朝大打折扣，孝也难以借助选官成为维持国家统治，为百姓所广泛接受的精神内核。
乡里教化有助于基层民众对孝文化的理解，便于上层统治者以孝治天下。
汉代用乡里教化推行孝道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理念，用孝作为人民精神道德层面的约束；另一方面则是移孝于忠，推行孝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忠君服务。
魏晋时期用乡里教化推行的孝文化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显现出来。
由于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寒门子弟升迁困难，孝的教化渗透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孝文化则更多地成了上层社会谋取名利的手段，孝顺长辈的基本作用被弱化，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也变得盲目和功利化。
总之，魏晋时期孝文化的传播相比于汉朝来说表面上看是进步，实际上则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手段增强，维持对普通百姓统治的功能被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