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 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大批潜伏特务的名单，其中一个人名引起了社会部的高度重视，这个人就是军统中校杀手、“冷血阎王”陈亦川。
中共中央华东局判断：既然陈亦川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潜伏于上海，那么在上海就一定会留下踪迹。于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向全市公安干警，下达了缉捕令。但一直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一九五零年年二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改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后，继续对陈亦川进行搜捕，仍无所获；一九五零年年四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改为上海市公安局，再次下发《敌情通报》，通缉落网的特务陈亦川。上海市各公安分局大海捞针，全力搜捕，但陈亦川却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毫无踪迹。
杨帆签发的抓捕特务的文件
一九五零年五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时任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带领下，抓获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经过审讯，刘葆珊供出一批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旋即，上海市公安局将按照刘葆珊供出的名单，将这些批特务一网打尽。然而，却依然没有抓获陈亦川，讯问了所有特务，他们对陈亦川潜伏在何处一无所知。
陈亦川何许人？陈亦川是戴笠手下杀手之一，内军统称之为“冷血阎王”。陈亦川军衔为中校。官职不高，但做事果断，戴笠对他的评价是十六个字：“干练沉稳、脑子灵活、行动力强、杀伐果决”。在军统时期，陈亦川参与过多起暗杀活动，且多为暗杀的“后手”，常常是行动组行动失败后，作为后手的陈亦川，突然杀出，帮助行动组完成，且多次得手。受到过戴笠的多次表彰。由少尉一步一步地升为中校。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掌保密局，陈亦川一改过去的暗杀风格，由“后手”变为直接行动者，屡次完成任务，又受到毛人凤多次表彰。解放前夕，毛人凤命陈亦川潜伏下来，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时再派上用场。于是，陈亦川便留在了上海。公安部门之所以一再通缉捉拿他。是因为他设计诱杀了爱国人士、曾令日伪汉奸和蒋介石都感到恐惧的“铁血锄奸团”负责人、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爱国志士王亚樵
王亚樵，一八八九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北乡磨店镇，辛亥革命时参加合肥独立起义，后又投身北伐革命，出任安徽副宣慰使。一九二七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王亚樵因政见不合走上反蒋道路，八年中一直把暗杀行动作为反蒋、抗日的主要手段，先后组织过行刺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等中外要人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又派人向张学良“送”了一枚炸弹，警告他要么重返东北抗日战场，要么自杀以谢国人。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还曾组织淞沪义勇军协助 19 陆军抵御日本侵略军。
传奇爱国志士王亚樵，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行刺侵华日军大将、蒋介石等，蒋介石曾悬赏一百万大洋的天价缉拿他。但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却不幸死于军统“冷血阎王”王亦川对他的诱杀。
王亚樵一九一五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孙中山批驳他说：“解决革命问题，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不被孙中山接受，于是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并出任该组织首领，不久便拥众数百人。
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开始了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封建余孽杀，反动党政要人杀，日本鬼子杀，流氓恶霸杀，众多不知名的汉奸特务不过是下酒小菜，于是，他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有幸”成为王亚樵刀下第一个“无头鬼”的，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王亚樵着手布置暗杀徐国梁行动。十一月十二日有手下向王亚樵报告: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清楚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于是连忙派出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赶到温泉浴室。
徐国梁签发的文件
郑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他的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守卫在附近。郑益庵向手下的人发出了隐蔽信号。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徐国梁终于从浴室内走出，郑益庵瞅准时机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立即拥上街面，徐国梁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一齐开枪，徐国梁被当场打死。郑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绊倒，被法国巡捕逮捕。
江苏督军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暗杀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亚樵先动手，通过上海黑社会关系和一笔重金，将郑益庵引悄悄送出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心中十分悲愤，决定暗杀蒋介石和宋子文。
一九三一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潜入庐山，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蒋介石逃过一劫。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王亚樵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但误将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宋子文侥幸逃脱。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淞沪停战后，四月二十九日在日军祝捷大会这天，王亚樵派手下尹奉吉进入会场，引爆炸弹，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
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竟然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王亚樵决定给李顿一个“血的教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住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警察逮捕。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他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还与王亚樵结为“”把兄弟“。”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但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
一九三三年八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带领二十多名骨干成员随船偷渡到香港。到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李济深将军收留王亚樵在梧州
一九三五年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于有阎锡山、张学良等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人士参加，连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亦起程来宁出席，真可谓国民党内空前“大团结”。按大会议程，上午九时二十分左右，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可蒋介石不知何故没有来。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中委们站成一个半圆形，相机闪个不停，一切似乎很正常。
九 时三十五分，摄影结束。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左轮手枪，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左臂，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节脊椎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中委们四散奔逃，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落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
汪精卫连中 3 枪，身受重伤
慌乱中，和汪精卫一起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急奔上前和行刺者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立即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有人从他的身上搜出新闻记者证一张，号数是 63，上面写有“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几个字。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召来戴笠，限他三天内破案。戴笠分析：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而在反蒋派中，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人。他还得知，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十万元提高到百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戴笠和王亚樵是结拜兄弟。前几年对捉拿王亚樵还有少许应付或者幻想为己所用，可眼前则被逼到了死角。当时，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 百万万大洋。据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所记，当时蒋介石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赏格也不过十多万大洋。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惧怕程度。
戴笠的派出特务，在各地查找，终于获得王亚樵藏匿于广西梧州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冷血阎王”陈亦川等特务成功将王亚樵暗杀，并按事先策划的方案乘汽船逃离梧州。
不久，该血案被梧州市警察局察觉，值班警员随即出动前往现场查看。由于王亚樵的脸皮被特务揭去报功，一时竟无法确认死者身份。经连夜反复调查，初步认定死者可能是王亚樵，并找来与王亚樵有手足之谊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辨认。
郑抱真
郑抱真，安徽寿县人，一九二九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反蒋抗日集团，成为上海“铁血锄奸团”的骨干。“一、二八”事变时，担任十九路军军需主任，深受王亚樵信任。华克之，也是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骨干，曾被称之为“百变刺客”，用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而他的真名其实叫华克之。因为与王亚樵一起策划刺杀汪精卫，他的人头曾被悬赏十万大洋，戴笠曾四处抓捕华克之，而他却在江湖上神秘的失踪了。
郑抱真和华克之来到现场，一眼便确认，死者就是王亚樵。两人大哭不止。王亚樵被害后，郑抱真和华克之，发誓要为王亚樵报仇。于是，郑抱真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并担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次年率部参加新四军；华克之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党的掩蔽战线的秘密战士。
陈亦川由于在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立下大功，受到了蒋介石和戴笠的嘉奖，可惜官运不佳，一直到毛人凤执掌国防部保密局时依然是个中校。上海解放前，陈亦川“临危受命”，在上海潜伏了下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大批潜伏特务的名单，其中便有陈亦川，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但查来查去一直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一九五零年六 月，原军统特务、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在沪落网，由此挖出了一批潜伏特务。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对反革命分子集中缉捕行动，数百名特务分子、反动军警、还乡团头子、反动会道门首领等在一夜之间落入法网。由于被捕的人犯太多，公安人员一时无法一一讯问被捕者，就分门别类对其进行处置，重要的人犯先提审，次要的后讯问，再次的暂时缓一缓，让他们先写一份《个人自传》，交代自己的问题。
大约过了一星期，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马新民在审查一个名叫姜深义的军统特务的《个人自传》时，发现其中提到了陈亦川，便立即提审姜深义。
姜深义，一九四零年参加军统。当时，对加入军统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还要有两个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做担保人签字画押才行。姜深义的两个担保人中，有一个就是陈亦川。但他对陈亦川的下落却并不清楚。
姜深义记得，他和陈亦川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时他接到命令，从南京去上海押解一名以“通匪”罪名被捕的国民党将军。在保密局设在上海虹口的一个机关里遇到了陈亦川，陈以老大哥的口吻关照了姜几句，但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姜也没有问。
马新民听后，稍作沉思，问道：“你是否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陈亦川的情况呢?”姜深义想了一想，说：“对了，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一个女报务员关系非常好，两人在南京还借房子同居过。”
马新民问：“你几时听说的?”马新民顿时来了兴趣。姜深义答道：““我是去年三月下旬听说的，这件事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为据说毛人凤曾经对此发过火，说陈亦川那样做会惹出事情来的。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又在谋杀王亚樵那件事上立过大功，很受戴笠称赞，连蒋介石都表彰过他，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
据姜深义交代，与陈亦川同居的女报务员叫申少珍，二十九岁，原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抗战胜利‘还都’后，经人介绍进了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马新民问，这个报务员现在哪里?
姜深义摇头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她不大可能去台湾。当时我们内部都在说，凡留在大陆上的都是当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认为‘无能’、或者有能力爱‘抬杠’的人，还有就是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经被毛人凤点过名了，当然不可能让她去台湾。”
马新民立即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局长杨帆作了汇报，局领导决定派他带两名侦查员前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情况。
一九五零年四月五日，马新民等三人赶赴南京市公安局。由于南京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特务、情报机构的总部都曾设在这里，所以全国各地到此调查敌特情况的人员很多，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各地外调人员的部门。经查，敌伪档案中确有申少珍其人，是保密局电讯处的报务员，一九四九年一月刚刚晋升少尉。档案显示就这些情况。接待部门又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申少珍既然原来是南京市邮电局的，如果人还在南京，肯定会露面，她在邮电局的同事也许见过她，何不去邮电局了解一下情况。
马新民等人立刻找到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五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果然有人说不久前曾经见过申少珍，说她现在一个戏班子里唱戏，可究竟是哪个戏班子，在何处活动就说不上来了。
马新民等趁热打铁又去查戏班子，发现在南京地区出没的戏班子虽然很多，但凡属南京本地的戏班子在文化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他们又去文化管理部门翻着登记簿，一一细查，终于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
正好，“吴家班”当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庙就有演出，于是决定接触申少珍。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在寻找申少珍，因为她是“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却没有按照市军管会公告规定的期限向公安局登记，这种行为当时被视为与新政权的对抗。
就在马新民等三人跟南京警方联系当晚去夫子庙找申少珍时，警方正好也开出了拘留证，于是议定由南京警方派两人和上海同行一起前去。
马新民一行赶到夫子庙时，“吴家班”的绍兴戏已经开场了。因为怕惊动太大，想等到演出结束后再下手。但申少珍毕竟是军统特务，警觉性高，申少珍竟然察觉到公安局准备抓她，于是利用去后台化妆的机会逃跑了。
马新民向上海公安局杨帆电告了情况，当时，上海局因人手紧张，决定让三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很快就在江宁发现了申少珍。这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正准备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填房”。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夕，警方将她逮捕归案，关进了羊批巷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马新民二赴南京，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考虑到申少珍可能装聋作哑拒绝回答问题，还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两份有关申少珍、陈亦川两人密切关系的材料及照片。在大量证据面前，申少珍不得不招供：她确实跟陈亦川保持了三年多的情人关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 月才中断，两人不仅在南京借房子同居了一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陈亦川现在在哪里?”马新民追问道。申少珍回答不上来，因为 一九四九年四 月二十三日后，两人就中断了联系。申少珍估计，陈亦川可能逃往台湾了。
此时，杀害王亚樵的案犯几乎全都落网了，只有陈亦川在逃，上海市公安局在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发的《敌情通报》中，列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
偌大一个上海，被公安局翻了了个底朝天，但就是找不到陈亦川。那么，陈亦川到底去哪儿了呢？其实，陈亦川就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里。公安局“灯下黑”，竟然没有察觉。
说来也巧，其时，陈亦川已经藏匿在上海公安机关看守所里，只不过他使用了徐庆楚的化名，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陈亦川。
原来，陈亦川解放前夕搬到了位于榆林区的另一处住所。上海解放后，公安局全力查找敌特分子，让陈亦川明白，若不采取特殊办法，迟早会被公安机关抓获。于是，他化名徐庆楚，为自己编造了一份简历。故意在简历中露出一些破绽，公安机关在审查他的简历时发现这些破绽，于是，一九五零 年四月中旬，被“请”进了公安局，陈亦川很快承认自己是一名小特务，当初为了生计，被迫参加了保密局外围组织。于是，被他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由于当时公安局人手紧张，对陈亦川这样的“小特务”的审查，无暇顾及。这样，陈亦川就一直在看守所关押着，
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陈亦川，每天积极看守所对敌特分子的参加政治学习，吃得饱也睡得好，人还长胖了一圈。但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说来也巧，一天放风时，一个刚刚落网的军统特务认出徐庆楚就是陈亦川，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这样，陈亦川的真实身份终于暴露了。但陈亦川却拒不承认。
陈亦川在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立刻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的罪行。于是，公安部门找到其父王亚樵的老朋友、时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市长的郑抱真，郑抱真非常重视此事，立即赶到上海。
郑抱真，一九二九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领导铁血锄奸团，先后参与庐山刺杀蒋介石、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等惊天暗杀，一九三二年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一九三六年追随王亚樵前往广西梧州，躲避军统追捕，不久，王亚樵遇难。郑抱真返回家乡寿县组织抗日武装，担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一九三八年秋，率部参加新四军，一九四零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苏皖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一九四六年八月，郑抱真率部奉命北撤，历任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副主任、政委，华东驻通化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许习庸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郑抱真担任新中国首任合肥市长，作为王亚樵的老朋友，郑抱真当即出面联系了许习庸，许习庸曾在合肥加入王亚樵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算是王亚樵的另外一个老朋友。当年，他曾亲耳听过陈亦川说的谋刺王亚樵的经过，郑抱真要许习庸将他当年听陈亦川讲述的谋杀王亚樵的经过写成举报材料。
郑抱真
郑抱真又给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明陈亦川罪行后予以法办。这封信函和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举报材料一并派专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给杨帆。杨帆指示迅速查明情况，依法惩处。
到了这一步，陈亦川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和全部特务活动，其中包括其参与杀害王亚樵的经过。
记录
一九三五年十月，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汪案”后，蒋介石严令侦缉王亚樵及其部属。不久，王亚樵集团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随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审判，一审判处死刑。陈亦川以同乡的名义出面找余立奎说：“只要你把王亚樵藏身的地点说出来，就可以免你一死!”余立奎没有理睬他。陈亦川碰壁后，又设了一计，允许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去监狱探望余立奎，并派人跟踪，指使一名特务住到其隔壁，寻机接近余婉君做劝说工作。
中共秘密党员华克之
与此同时，陈亦川又派了一名特务伪装成犯人关进余立奎的监号，不时进行挑拨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这样为王亚樵拼命，有这种必要吗?”余立奎虽然还是不为所动，拒绝说出王亚樵的藏身之处，但这种挑拨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当余婉君再来探监时，余立奎表示不见。余婉君深感委屈，大哭不已。
陈亦川对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说你如果要表明跟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余婉君听后半信半疑，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拒绝了，说：“余立奎有话，不把王亚樵捉来，就不跟你见面!”余婉君信以为真，便带领陈亦川一行去广西梧州。
一九三六年春末，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为躲避蒋介石、戴笠的追杀，逃往广西梧州，居住在梧州市西江岸边一幢房子里，改名匡盈舒，随行人员均分住于梧州市。
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的李济深将军，与时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正联合反蒋，三人商定，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 500 元生活费。
陈亦川的情妇余婉君
余婉君跟王亚樵联系上后，骗王亚樵说她跟一个亲戚一起从余立奎那里来，有要事与王商量。王亚樵一点儿也没有怀疑，立即动身去了旅馆。
带了旅馆后，他敲了敲门，没听到动静，又敲了一下门，感觉有动静却没有人出声，毕竟是武林高手，心中一怵，双枪的保险立即打开。他低声叫了两声，发觉还是没人应，顿时明白坠入了陷阱。
于是抬脚猛然踢开房门，俯身向前一滚，眼光扫处瞅见两条人影伏在门后正准备扑出，手中双枪应时已响，两声惨叫中两人已就地了结。王亚樵知道已身陷重围，于是飞身下楼，在楼道里东躲西藏，开枪还击，又放倒几个特务。眼见就要冲出旅馆了，心中大喜。
然而，陈亦川安排的“后手“”特务，突然出现在门口。当王亚樵正准备举步冲出旅馆时，突然，胸口传来一阵剧痛，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他心知中了暗枪，身形一滞，此时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向他射来，身上已中 10 多枪。曾令日伪汉奸和蒋介石恐惧的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随即，军统特务陈资平、王鲁翘等人为让戴笠确认王亚樵已死，就将王亚樵的脸皮揭走。余婉君一看大惊，紧紧抓住陈亦川，说他失信，并且大呼警察，特务王鲁翘当场开枪，将余婉君杀死。
陈陈亦川被执行死刑
这就是陈亦川交代的杀害王亚樵的过程。一九五零年年九月十七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当天下午，阴沉沉的天空飘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一支由一辆美式小吉普、三辆囚车和一辆载着十几名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押解着陈亦川来到上海市闸北区郊外的刑场，执行了枪决。军统杀手“冷血阎王”陈亦川终于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