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钱理群的《告别的时刻到了/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有种悲怆感。
这是在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为其举办的“大时代与思想者—《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所作的讲话。本一次就作品的研讨，不料最后竟成了钱理群的“告别演说”：“我该写的写了，愿意看的看了，不愿意看的他也不看了，应该告别了。”“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说者说得悲壮，读者读得动容。
事实上，近十多年来，钱理群屡屡提及“告别”的话题。2002年“告别”北大讲坛，十年后的2012年宣布“告别教育”，之后再两年的2014年，又发表了这样的一篇“告别演说”。而几乎每一次，都能引起媒体的热议。
这当然与钱理群在学界的地位有关。早在贵州安顺支教的18年里，他都一直没有放松学习与研究。待恢复高考，一本厚厚的《鲁迅研究札记》让恩师王瑶看到了他的学术前途，从而外语不好的他得以免试才投师王门。自此便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一旦回到学术重镇，一发不可收拾了。秉持批判的立场独立的人格，钱理群从研究周氏兄弟起步，涉猎广泛，兴趣浓厚，且把每一领域都当作学术来研究，在每一领域都有独到的震人发聩的见解。讲鲁迅，从大学讲到中学，不是当作一门课程，更是当作一项事业。突破了一般文学研究的范畴，力图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关注的不仅是鲁迅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史。
当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遭受批评乃至“围剿”。钱理群曾遇到这样的尴尬，台上热血沸腾地讲鲁迅，台下提问的问题却是讲鲁迅对赚钱有什么意义。在中学讲鲁迅，有学生无奈地对他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如同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听众成了“看客”，应者寥寥，钱理群难免有不被理解的痛苦。在孤独痛苦中，钱理群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反抗绝望”，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愈战愈勇。他是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圣徒精神战士，诚如孙郁所说的：“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别人以为常态的东西里看到残缺。并且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
是的，一次次的“告别”，留给我们视线里的是孤独的悲壮的背影。
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钱理群悲壮的“告别”的姿态里面同样包含着的令人欣喜的一面。他很清醒，毫不避讳自己的不足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我跟我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我的知识结构和我的研究对象相差太远。不懂外文，古文学得不好，文字写得不漂亮。”他认为与青年人之间有隔阂，便决定“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在《想起朱光潜先生》一文中，他说：“毕竟这代人还保持着清醒，而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朱光潜先生的自省让人感佩之处，不仅在于其自知之明，更表明他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说的是朱光潜，又何尝不是自身的写照？他的“告别”，实际上是自我结束了学术界上的“老人干政”现象。“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这与“那些感觉始终良好、不断吹嘘自己、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却仍“在那里霸占着中国的学术界和讲台”的学者相比，钱理群真是值得让人敬佩！
何况，钱理群的“告别”并不是真正的归隐，他是换一种姿态。躲在一旁，“沉默地观察”青年人的成长。“是告别学术界，而不是告别学术。”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他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我还要写八九本书，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我原来计划是用四五年时间，八十岁以前写完。很多人劝我放慢一点速度吧，那么未来的十年，我把这几本书写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
总之，钱理群的“告别”，让我们在悲壮中叹息，也为他致敬，用余世存的话是：“他一生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和‘丰富的痛苦’，但他的‘告别’即是他的奋身一跃，他至此功行圆满，他实现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
文/高殿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