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对抗，既是一个武力对决的过程，更是一个智力博弈的过程。双方都想创造战场有利态势，这就是作战指导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作战指导的思想，主要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战争规律的阐述，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以及其他零散见于各著作和电报文的相关内容。
关于作战指导的论述比较精炼，这里将《论持久战》中的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第一，主动性：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军队的命脉。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造成敌错觉和不意，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
第二，灵活性：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有兵力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战术或方法，要灵活使用和变化这些战术，要抓住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
第三，计划性，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此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有固定性，也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总的讲，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这一切，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对照一下孙武的作战指导思想“知、因、致、诡”，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主动性、灵活性就包含了孙武的“因、致、诡”的相关内容。
对于“知”，虽然毛泽东在著作中没有作专门的阐述和强调，但在实践中，密布于国民党军队中各种情报人员，获取了大量情报。如早期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利用他们在敌人内部的特殊岗位，在白色恐怖中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这些事实都说明，毛泽东是高度重视“知”在作战指导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除了这些常规性的作战指导思想外，笔者感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将中西方军事思想融会贯通，创造出全新的战略战术，还在于他在军事思维的了不起，主要是思辨和创新两点。
所谓思辨，就是按照辩证法思考战争问题。这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核心。毛泽东围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军事斗争的基本矛盾，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范畴，对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整体与局部、主要与次要、内线与外线、持久战与速决战、阵地战与运动战等，都作了辩证的分析。并进而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中全面贯彻了辩证法。
比如在战略层面的“积极防御”思想，提出要把局部的进攻与全局的防御结合起来，以量变促质变，即防御战中的进攻战；要把战役战斗中的速决与战略上的持久结合起来，为以量变促质变争取充足的时间，即持久战中的速决战；要把局部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与全局的战略的内线作战结合起来，以空间换取时间，即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再如在战法层面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原则，深刻把握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再如作战指导层面的自主性、灵活性、计划性的统一，深刻体现了相对和绝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等辩证思维。
所谓创新，就是针对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总体情况，创立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这一套战法包括军事地缘的边地转衢地战略，联合法的积极防御战略，作战样式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及战场优势的集中优势兵力等思想。边地战略、积极防御和游击战，是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针对中国革命特点而独创的伟大思想。
在中国军事史上，毛泽东是唯一超越孙武的军事思想家。如果说孙武确立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根基，毛泽东则在此根基上再筑一新高台；如果说孙武的思想是积极进攻，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攻防兼备；如果说孙武是先胜而后战，毛泽东就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转败为胜；如果说孙武的著书立说是卓尔超群，毛泽东的战争实践就是天纵神武。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