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方言，往往是有区别的，古今皆是如此】
前言
我们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中，各民族的语言、各地方的方言，加起来没有一千种，也有八百类。它们既是优秀的文化传承，也是历史演进的非物质佐证，可在古代做官，就是一项挑战。
【古代军令须以文字为准，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凡事也不能只写书面材料（比如奏章、奏折等等），少不了跟上级口头汇报工作，尤其是如果有幸被皇帝召见、当面问答，怎么办？是让上级或者皇帝再学一二十种各族语言、二三十种各地方言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解决。
答案是：古代各个王朝也有自己的官方普通话，如果笼统地划分，大致是唐宋及以前叫雅音、雅言等等；明清则叫官话。
【秦朝统一的可不止文字、货币以及度量衡】
一、战国及以前就有雅言
比如《史记》中记载的“渑池之会”，秦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随后蔺相如做了一个动作——“前曰”，即直接上前对秦王开口说话，中间可没有翻译官代劳；蔺相如说了一句话——“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也马上听懂了，同样没有翻译帮忙。
按说蔺相如是赵国人讲赵国方言、秦王自然讲秦国方言，这是怎么实现无障碍交流（或者叫反唇相讥）的呢？
《论语》中的述而篇就回答了这个疑问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孔子在给弟子们讲述《诗经》、《尚书》以及举行礼事的各类事项时，使用的语言是“雅言”。另外，孔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理念，并有至少三千弟子——向弟子们宣讲自己的学说，只能采用“雅言”这种得到权威认证的、各诸侯诸国全部认可的普通话来交流。
倒推一下，其实商、周两朝，都定都于河洛地区（那时的河洛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北部、陕西中部及北部、山西南部地区），当时就是以河洛地区的口音作为全国性普通话，或者叫权威性普通话，也就是《论语》中提到的“雅言”。
至于秦代，虽然以关中统一六国，但仍以洛音为雅言，秦代也把雅言叫做“正音”、“通语”等等，秦始皇既能做到书同文、车同轨、货币及度量衡也全部统一，所以语言，尤其是极为重要的官方语言必然也会统一，尤其是秦始皇自己常说的口语，必定是官方语言的主流。
二、西汉将方言集于大成
西汉末年的大学者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也简称为《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专门著作，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同时开创了方言学与地理学相融合的先河。
【四川绵阳子云亭】
没办法，尽管继秦代之后的西汉也是一个大一统王朝，但使用人口较多、使用范围较广的方言至少也有13大类：秦晋之地、郑韩周之地、梁西楚之地、齐鲁之地、赵魏的西北地区、魏卫宋地区、陈郑的东部地区、楚地的中部地区、东齐与徐地、吴扬越之地、楚（荆楚）之地、南楚之地、西秦之地、燕代之地。
不过，学者整理、归纳是为了方便学习和研究，真正在朝堂之上、汇报之时，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学好雅音、雅言吧，如果能学会汉高祖刘邦的彭城沛县方言，那就更好了，相信一定能在职场上大有裨益的。
三、关中方言曾是普通话
唐代之前、西晋之后，由于北方发生过严重的连年战乱（比如导火索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北方的世家、士子、官僚们纷纷向南方转移，便将最为正统的北方“雅言”带入了南方。
这里面就有受到万一追捧的谢安，他是当时的陈郡阳夏人（即现在的河南省太康县境内），谢安南渡后，当时南方的民众觉得谢安用“雅言”读出来的文章和诗词特别好听，便倾城模仿，世人称之为“洛生咏”。
到了唐代，肯定以关中方言作为官方指定用语，原因倒不全是李氏家族的家乡在那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隋朝的语言沉淀与官方整理。
隋朝的语言学家陆法言写过一本书名叫《切韵》，结合了南方的“金陵雅音”和北方的“北朝雅音”，重新规范了国家的标准语音，形成了一套通行全国的新的标准语音系统。再加上隋朝的杨氏也是关中地区的，所以两者合一，关中方言就是唐代时期的、全国通行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普通话。
那时做官不会说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按照唐太宗、唐玄宗的脾气性格，当然不会打板子，但进入京畿、迈入朝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难得皇帝召见大臣，结果大臣们用自己家乡的方言表达、说得激情澎湃；皇帝们按照关中语言系统理解、听得脑瓜生疼。
信息传递和到达效果怎么样？几乎是零，而且让皇帝们的心情很受伤，作为精通万事万物的朕，你却笑话朕不懂你家的方言吗？
【在天愿做比翼鸟，下一句大家都知道】
四、宋代普通话比较特殊
这种特殊源于大家都了解的两件事：唐朝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推动了第二次衣冠南渡；北宋末年爆发的靖康之耻，推动了第三次衣冠南渡。
不过，想了解两宋普通话也不难：看看汴梁（即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境内）和临安（即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境内）现在方言以及词汇的共通点有多少。
【开封市】
当时的河南话——赵匡胤起了名字叫中原正音，其地位到底如何呢？这么说吧，两宋一共319年，河南话由北到南都是官方钦定的普通话。
无论王安石还是苏东坡、无论欧阳修还是李清照，他们的诗词文章必以中原正音琢磨诵读押韵。
五、明太祖手把手教官话
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洪武年间，更加重视在朝廷奏对中使用官方普通话，那时南方如江浙、如广东、如福建已有大量读书人，他们要么已经做官、要么正在科举做准备做官，这些地方的方言更是难懂，朱元璋就算再自学成才，也没有精力琢磨十几甚至二十几种方言，那就等同于再掌握二十多种外语。
【推广普通话，明太祖是认真的】
朱元璋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处理上升到了绝对高度：（1）官方普通话不再叫雅言、雅音、正音等等，统称为官话。（2）令人编纂后，朱元璋亲自校审《洪武正韵》，这是一本明朝初期就确定的官话学习教材。
【细致程度绝对能实现包教包会的目标】
一句话：明朝的正直经官话是江淮次方言，又称南京官话。有朋友会问，定都南京当然以南京官话为正统，可明成祖迁都到北京了，后面是不是北京官话成为正统了呢？
这么说吧，明成祖朱棣最介意也最重视的就是自己夺位的法统，所以他和他的心腹根本不会改动南京官话的正统地位——朱棣自幼生活在朱元璋身边，南京官话算是朱棣的母语，也没必要再改。
【明成祖朱棣画像】
六、清代有过渡期但却更认真
清代有自己的特殊性，这里不赘言，简单说一句：清初时大家都在忙大事、要事，所以官方普通话有点乱，北方肯定以满语为绝对正统，但却不排斥南方继续保留南京官话作为官方普通话。
那清初的皇帝怎么办？只能说他们都很刻苦，除了母语，他们还要学习并且掌握汉字、汉语尤其是南京官话、蒙语等等。
【清顺治帝陵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到了康熙年间，统一官方语言、钦定普通话的事儿就提上进度了，纵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仅认真，而且细心程度不亚于明太祖。
比如康熙时期，《徽州府志》中记载，康熙有敕令，“读书宜教官话”，不过此时的官话有两种情况：在京城的朝堂上，肯定要求以满语为主，汉臣也应学习并熟练掌握；在康熙允许的情况下，以及各地方的官方场合，也可以讲汉语的北京官话。
比如雍正时期，《长宁县志》中记载，小儿读书多训官话，惟言语则不然。语有两样，一水源音（河源话），一客家音（客家话）。这个时候雍正已经着力推广北京官话了，不会苛求所有官员必须掌握满语，而且自己也在了解和学习各地方言，甚至要求凡是京城外调地方的官员，到任后必须请当地人教习当地方言，还规定了每天至少学习一个时辰，一直学到掌握当地方言为止。
不过雍正觉得还是太慢，又下令在北京城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所正音书馆，在这面可以教授最正宗、最官方的北京官话。这么好的条件都给了，所以雍正最后才放了狠话：如果再学不好官话，就剥夺已经考取的功名。
谁说雍正刻薄寡恩？不仅通情达理，而且严于律己，还能要求官员不得以京官自居、必须主动学习和掌握当地方言。
大家感觉情商最高、温和浪漫的乾隆，其实在这方面的要求相当苛刻。如果被乾隆召见的官员，在奏对时既不会讲流利的满语，又不会讲熟练的北京官话，轻则皇帝自己拂袖而去、重则皇帝会让官员“拂袖而去”，相关的正史和野史均有一些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清代国子监】
结语
那么问题来了：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140年的不懈努力，是不是各级官员不仅自己官话讲得好，而且养成了自觉自愿学好官话的家族风气、地方风气呢？
很遗憾，即使到了清末的光绪年间，经济相对繁荣、读书人相对较多的江南、浙江、河南、两湖等地方，仍是方言土语不通，而且在本府本县想找个翻译都很困难，只能经过水陆大码头时，找那些经常往返京城的生意人，他们才会说些官话，可以帮忙翻译。
【光绪皇帝被幽禁的地方之一】
即便到了19世纪末期，官方普通话仍然困扰着皇帝和被皇帝召见的人们。比如广东康有为，当时就有顺口溜描述广东学习北京官话的难度——千不怕万不怕，就怕粤人讲官话。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康说这次会谈近两个时辰即4个小时左右，但根据一同被召见的维新派张元济在日记中的记载，约为一刻钟即15分钟左右。
没办法，当时康用广东方言慷慨陈词，但光绪皇帝完全听不懂且又担心凉了维新派的热心，所以光绪皇帝很快以赏康官职作为结束召见的信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仅为六品虚职。一开始说不好官方普通话不要紧，但无论通过科举笔试还是皇帝赏赐得到了功名和禄位，那就要好好学习普通话了，不然轻则笑话频出、晋升缓慢；重则浪费垂青，甚至贻误良机。
【光绪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