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回忆录，是讲者在不敢讲的时候讲出来的，记者在不敢记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不幸的革命家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真实的记录。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秋，我同景希珍同志在一个县人武部工作。我们工作在一起，业余时间也常在一起“摆龙门阵”。我知道他跟随彭德怀同志多年，很想从他那里知道彭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的情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景希珍同志怎么也不开口，他避讳这个话题，而且是很警惕地避讳着。后来，我们很熟悉了，他告诉我:“我不讲彭某的事情，不是怕自己如何，而是怕连累别人。”我说，我不怕连累，我也不连累你;我们约法三章:绝对保密，决不外传，留作学习。他算勉强同意了，有空就给我讲一些彭总的事情。时常，我被这些故事搅得彻夜不寐，忍不住在脑子里一再地回味、思索，把一部分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这年冬天，“四人帮”再度嚣张起来。我们的这类谈话终止了，因为那时有更多的迫在眉睫的使人焦虑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春，有一天晚上，景希珍同志忽然闯进我的宿舍。他脸色苍白，眼睛浮肿，不说话，坐下来之后，他双手抱头，脑袋低垂着。
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抬起头来，泪流满面，说:“彭老总死了.......”
“啊!’’我不禁愕然。
“他过去的司机赵凤池同志说的。他刚从北京回来，听人说，彭总都死了有一年多啦。老赵说，彭总病在医院里，临终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孤苦一人啦。他要求见毛主席，见周总理，见朱老总，都没有见到。在那么一个年月，谁去给他通报啊!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讲啊!现在，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景希珍同志哭述着。
“那你就讲吧，帮他讲。”我说。
“我怎么能讲出他要讲的话啊!”
“讲你十多年来见到的彭老总，讲彭老总给你讲过的话嘛。”
景希珍同志抹去眼泪说:，’好，我讲，我讲。反正他已经见马克思去了......…”
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关于彭总的谈话。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我破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把老景关于彭总的谈话记录念给了有些领导和同志们听。他们听了，也掉了眼泪，并指出这是珍贵的材料，应该整理出来。我便把所得的材料，按时间顺序作了初步的整理。
一九七/年十二月，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伟大的一生作出了公正、如实的结论。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所作的悼词，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来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敬意和怀念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们又请景希珍同志把他所知道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了一个星期。
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篇回忆录。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几经研究，觉得还是保留原来记录的面貌为好。所以，在文字上没有怎么修饰，而是力求朴实、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百无一误。因为有些在事情，时间长了，回忆者也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再说，作为一个警卫人员，对于彭总的有些重大政治活动，他知道一些，但又不甚了了。所以，这里记述的并非彭总光辉的一生，也不是他十分重要的十七年间的全部事迹，而只是一些生活片断—一个警卫员眼中所见的片段。至于更为繁重的整理工作，只有请其他同志来做了。在整理记录的过程中，跟随彭总多年的秘书茶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主动地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帮助订正了一些事实，特此表示感谢。
丁隆炎
朝鲜战场
见面
一九五0年深秋，我刚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一天，上级突然通知我，把我从大西北调到了遥远的首都北京。不久，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更加遥远的朝鲜战场。从此，我就离开了侦察参谋的岗位，警卫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同欢乐，共忧患，一直跟随了他十七年。
起初，我并不知道分配我干什么。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当天，机关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你到彭司令员那里当警卫员。”
我一听，连问了几声:“是不是彭老总，彭德怀同志?”他点点头，我紧张了，好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啥也不懂，文化水平慈低，怎么给选到他那去工作?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彭老总，在西北听部队老同志讲他的英雄故事就多了。所以，听说要到彭老总身边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十分担心。
“我能搞得好吗?”
我到彭老总的办公室报到时，办公室主任说:“你休息两天吧，这两天暂且不要见他。”我心里纳闷:当警卫员怎能不见首长?见首长还要选日子?
彭总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山沟里。靠山脚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只是太潮湿，因而在洞口搭了一些木板棚子。彭总就住在作战室旁边一个小棚里。
我很想见到彭总。他原来的警卫员鄄友才看到我有些心急，问我:“想见见他?”我连连点头。他就叫我跟在他后面进到小棚子里去。他嘱咐我:“他不问话，你也就别吭声。”
友才是进去倒开水的。他推门、走路都很轻。我站在门边，连大气也不敢出。彭总坐在一个木头箱子垒成的写字台前，抬头看了一眼，接着又低头看文件去了。就这一眼，我着实被吓了一跳:“这个人样子好厉害啊!”他粗眉毛，厚嘴唇，宽肩膀，表情又像生气又像发愁。屋子里很冷，板壁缝里冒出一股股白雾，凝结成了冰霜。地上有一条小水沟，流着从山洞里淌出来的一股水，可以闻到硫黄的气味。一张行军床，就放在水沟旁边。总之，这里没有一点叫人稀奇的东西。要不是彭总坐在眼前，我真不会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住宿、办公的地方。
出门来，我问友才;“怎么样，很厉害吧?”
友才说:“嗯，很厉害。不过你不用怕，他不会骂我们。有时批评干部，干部越大他越不客气。这些天，我们都得小心点，他正在气头上!”
“不是前方刚打了大胜仗吗?他气什么?”
友才坐下来，抱着脑袋摇了摇，说:“你没听说?咳!我们这些人，都该死!没有把毛岸英同志照顾好。他牺牲后，彭总好些天都这样，吃一点点，睡一会儿，话也很少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主任叫我等两天才见彭总。
过了两天，主任把我带去见彭总了。他跟彭总报告说:“司令员，这是从西北军区调来的警卫员景希珍同志。”
彭总取下老花眼镜，望着我:“哦，你是哪个军的?”
“报告首长!七军。”
“是彭绍辉那个军。他叫你来的?”
我说:“不，我不知道谁叫我来的。”
他笑了笑，叫我坐下，问了我名字的写法和年龄，然后说:“我们以后就在一块干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吗?”
我只顾点头，心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彭总晚上有散步的习惯。他出去我都跟着他。第一天，他问我:
“西北军区叫你来，怎么对你说的?”
我照实回答:“他们没有告诉我，只说调我到北京。”
“这么说，他们是把你哄出来的?”
我说:“不!不是哄，是保密。到你这儿，我很高兴，就怕干不好。”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你怎么拖到这时候才来?”
我本来是从兰州坐军用飞机去北京的。行前，军区参谋长交给我一封密信，向我交代说，飞机落地就到北京了，要我拿着信直接到北京饭店找陈赓同志。还要我注意保密，旅途上不要把信掏给人家看。我一一记住了。谁知飞机中途加油，在西安降落—陈赓同志我没找着，飞机又起飞了。后来，请求一个军事机关协助，才搭上火车去北京。我叙述了上边的情况，有点不安地说:“在西安上了火车，火车再怎么停我也不下车了，一直到了终点站北京。可就晚了这些天。”
彭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小家伙，也太死板了!”
我说:“不是我死板，是上级交代了的，说飞机落地就到，还要我不要轻易对别人说是去哪里……”
彭总拍着我的肩，说道:“对!看得出来，他们给我选来了个老实的小伙子，一个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