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毛主席的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传遍大江南北，其中“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一句，饱含深情，以“骄杨”指代牺牲的妻子杨开慧，以“柳”指代故去的战友柳直荀，既是对挚爱之人的沉痛悼念，也是对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然而，远在台湾的胡适，对此却嗤之以鼻。
胡适不仅觉得词中情感过于肉麻，难以理解，甚至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没有一句通的”这般讽刺之语。
面对胡适的恶意评价，毛主席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无奈。尽管他们之间早已分道扬镳，毛主席却始终胸怀宽广，铭记着当年新文化运动时胡适的功绩，还曾多次联系他，期望他能回归大陆，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只可惜，胡适顽固不化，不仅拒绝回来，还不断在外诋毁、抹黑我党。
时光回溯，毛主席与胡适也曾有过一段深厚的渊源。1917 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这场运动，让《新青年》杂志成为了众多学子的必读刊物，引领着当时的思想潮流。年轻的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
彼时，胡适成为了北大的教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众多关于新旧文学的见解，这些观点让毛泽东颇为赞同。
不久后，毛泽东应老师杨昌济之邀前往北大学习。那时的他，囊中羞涩，路费花去大半，身无分文。与蔡和森等八人挤在一间窄小的屋子，睡的是一张炕，连翻身都得先跟旁人打招呼。
即便条件艰苦，毛泽东依然勤工俭学，手不释卷。杨昌济帮他在学校谋得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以缓解生活压力。
那时的毛泽东，地位卑微，常遭人轻视。他试图与其他同学探讨政治文化问题，却无人愿意倾听。但他并未自暴自弃，常常独自读书，也找机会去旁听教授的课程。
“你，出去！”当毛泽东第一次去听胡适的课时，差点被赶了出来。“胡教授，我真心想来学习，请您让我留下。”毛泽东坚定地说道。最终，胡适无奈默许。
此后，经人介绍，毛泽东与胡适相识，交流逐渐增多。毛泽东求知若渴，经常向胡适等教授请教新文化新思潮的问题，收获满满。
也是在北大期间，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先生，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在那个各种主义和思想泛滥的时代，毛泽东努力探寻着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放弃了筹备许久的法国留学计划，离开北大，决心深入了解祖国和人民的真实状况。
“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这时的胡适对毛泽东也颇为看好，两人时常交流各自的主张和看法。
然而，当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路线，加入共产党后，他们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胡适生性胆小，只热衷于思想文化领域，不敢在政治方面过多涉足。1927 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大量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遭国民党屠杀，毛泽东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想路线，两人的分歧愈发明显，最终分道扬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侵华战争拉开序幕。毛主席坚决主张国共联合抗日，与侵略者抗争到底。而胡适却提出中国应向日本求和，甚至在演讲中宣扬秦桧批判岳飞，还与汪精卫和周佛海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专门表达投降日本、反对抗日的想法。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胡适竟发电报劝说毛主席放弃武力，向蒋介石投降。毛主席未予回复，不久，解放战争打响。
此后，胡适一直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吹国民党，抹黑共产党。1949 年前往美国居住后，他在异国仍不停造谣抹黑中国。1954 年，他就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变本加厉。
即便胡适的行径令人愤慨，大陆开展了批胡运动，毛主席依然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认为不能完全否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毛主席的大度与宽容，尽显伟人风范。他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期盼更多的人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也是他没有下令处决许多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领，而是让他们改造思想、为国服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