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的军事战略——3次南岳军事会议和4次长沙会战

阿隆过去2024-07-02 02:44:44  70

中图分类号:K26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6-0105-08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日双方的政略、战略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著,通常均会论及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但宏观论述者多,具体研究者较少。本文拟结合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以实证的方式,探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之所以选择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来研究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原因有二:首先,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跨越了1938年至1941年四个年头,四次长沙会战更从1939年持续到1944年,几乎与整个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相始终。从较长时段进行动态考察,可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其次,将军事会议与实际作战过程结合起来,有理论有实践,从而可使对军事战略的考察更客观公允。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形势,1938年11月25日起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南岳,故又称“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三、第九战区的将领200余人参加会议。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首先对抗战阶段作了新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时期,中国处于守势;此后转为第二时期,日军力量已达极限,而中国渐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蒋介石还对国民党军队在前期作战的表现予以评判,批评了导致某些战斗失利的“十二大耻辱”。南岳军事会议前后有许多重大举措,以适应第二期抗战,包括重新调整10个战区的防守战线与兵力配置、减少指挥层级、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整训部队等。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特别强调第二期作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会后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战略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此战略指导方针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正面战场牵制消耗敌人;敌后战场袭扰敌人;另对部分部队进行整训。为此,军事委员会计划将所有部队的任务相应地划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在正面与日军对抗;三分之一到敌后进行游击;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各部队的任务定期轮换,既保证当时的军事需要,又为长期抗战储备力量。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及其后确定的方针,决定了国民政府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基调。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英美诸国更无力顾及中国,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939年9月初制定了旨在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最短期间,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日军共集中4个师团共约10万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分三路发动进攻。

负责守卫湖南的第九战区兵力居10个战区之首,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长沙以北无险可守,仅凭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不足抵抗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转兵之用。战区司令官薛岳等据此制定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其要领是,日军进攻时,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消耗敌人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侧击等手段逐次消耗敌军,待其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围歼。此战法成为几次长沙作战中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会战中,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9月18日,日军5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攻击。23日晨,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并在飞机的掩护下,继续攻击设在汩罗江南岸的中方第二道防线。中日双方在新墙河、汩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突破两道防线,但在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已相当大。30日,日军一部攻破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防御阵地,直扑长沙以北的永安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的最远点,长沙以北的地区大多为其侵占。蒋介石判断日军要攻占长沙,25日命令第九战区,“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逐次转移至株州、浏阳、醴陵地区。”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既不轻易放弃阵地,又不固定死守,且战且退。

日军耗时近半月,损失颇重,战前所订在最短时间内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已难以实现。冈村宁次侦知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企图,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中国军队从击落的敌机上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撤退命令。薛岳命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力行“超越追击”。中国各军害怕日军是佯退,加之鏖战旬日,损耗很重,所以都未敢突击,只是远远地尾随在日军后面,收复失地。到10月10日,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又各自回到原先的阵地,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国内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战局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在会战结束不久,即于1939年10月下旬举行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又名“江南战场各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者为军长以上高级军官及各省政府主席等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主要研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检讨得失,策定后期抗战应取之战略”。会议结束前,蒋介石特意从重庆赶到,进行训话。他指出,中国抗战的国内环境已大为转变,“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蒋介石要求未来抗战:在战略方面,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要在见到敌人厌战畏战之时,决然攻击前进。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方尚无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但要设法研究出一套避实就虚、乘间蹈隙的方法,攻击骚扰各地日军。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判断中国抗战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试图确定“反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相持阶段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冬季攻势。但会议对第一次长沙会战具体战略战术的研究很不够,以致此后日军用几乎相同的方法进攻长沙时,中国军队却吃了败仗。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根据大本营“继续对华实施压力,不容稍懈;尤须利用国际情势,以谋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战方针,决定9月中旬从新墙河一线开始南攻,在汩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8月底,日军在湘北集结了包括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在内的约10万人。接受前次会战三路开战,反而分散了兵力的教训,将所有兵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9月18日拂晓,日军300门大炮齐轰中方阵地,45个步兵大队同时向南岸进犯。此时正好与前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日军的进攻异常顺利,19日中午已抵达汩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行渡河。上次会战时,同样的路程耗用了日军8天时间。薛岳一时惊慌失措,命令一部在汩罗江南岸设防阻击,一部推进至金井附近,伺机从东南方侧击南下日军。不幸的是,该命令被敌军破译。第11军决定放弃原定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作战指导,改为在中国军队的更东侧实行反包围。

日军强渡汩罗江后,从22日开始分别对中国第37军和第26军展开围歼。中国士兵虽奋力反击,无奈敌人火力猛,情报准,始终无法逃出被动挨打的境地。中方增援部队到前线后立足未稳,即遭敌军攻击,只得自求突围,中方的汩罗江防线完全瓦解。日军此时的位置正是第九战区预定的决战战场,但由于中方主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余者畏敌如虎,根本无力再事决战了。

27日晨,日军一部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渡过浏阳河,攻击长沙。下午6时许自东北角冲入市内,中国士兵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四处溃散,当晚日军完全占领了长沙。日军先头部队为争战功,迳自向长沙以南的株洲挺进,破坏了军事设施后自行回撤。阿南惟几认为已达到击溃第九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下令30日结束战斗,开始“反转”。

此时,第六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已朝不保夕,固守待援。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使其不能回援宜昌。然而各军已遭严重打击,根本无法达成上述目标。10月9日,日军第11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双方再次隔河对峙。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召开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的1941年10月中下旬,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和相关军事首长参加。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首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几时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接着,他结合会战经过,对国民政府军队的积弊,从战略战术的运用,高级将领的怯懦无能,到军队内部存在的管理训练问题,都进行了较深刻的反省,要求认真构筑工事、集中使用兵力、克服官兵畏敌怕死情绪。会上,还对第二次长沙会战部队依表现进行了赏罚,临阵脱逃的第58师师长廖龄奇经军法审判,予以枪决。

蒋介石在会上再次强调,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时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使敌人对我们的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重要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还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法”,即当日军进攻战略要地时,我军须顽强抵抗,像磁铁一样将其紧紧吸引,使其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我军则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将其转歼。

虽然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并未全部采用,但第九战区在蒋介石责骂之后,加强了长沙的防守兵力配置与工事修筑,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广东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第11军决定第九战区再兴一次攻势,“牵制其(第九战区部队)南下的行动”。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胜,第11军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力,故敢在距上次会战仅两月,部队补充休整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作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调集主力共约7万人,立即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由于作战属于配合性质,兵力又有限,只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汩罗江沿岸击溃中国部队,“即结束作战”。

第九战区根据敌军大量集结兵力的情报,判断其有再犯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薛岳特意召集会议进行部署,军事委员会也临时将4个军的兵力划归他指挥,使其战斗部队大为增加。薛岳的作战部署,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最后在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全歼日军。

12月23日,日军主力向中方设在新墙河北岸的前沿阵地进攻,乘大雨和夜色渡过了新墙河。中国主力奋力抵抗后,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南侧山区撤退。25日,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中方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中国士兵冒着风雨严寒与敌浴血激战。日军26日利用守军防线的间隙,扑向汩罗江北,阿南获知中方部队有撤退的迹象,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立即“提前渡河”,击溃江南的第九战区主力。中国军队抵抗两天后,被迫向东侧山地转移。日军到30日已攻至汩罗江南岸,使中国军队无法支援香港作战。同时,南方日军已在25日占领了香港,第11军配合作战的目的已达到。然而阿南惟几却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攻占长沙。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日军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有人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薛岳命第10军死守长沙,构筑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确保长沙”。同时令各主力部队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第一次攻击线(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和第二次攻击线(长沙附近地区),以期从外线对敌军实行反围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渡过浏阳河,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城东南的中方阵地发起进攻。中日两军在长沙东南郊激烈争夺两天,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阵地前沿尸横遍地。第11军虽有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但在中国重炮轰击下无法立足,被守军反攻驱出城外。在长沙久攻不克,又有被围歼可能的不利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于1月4日晚实行“反转”。薛岳立即命各部队展开围追堵截,在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日军几乎一直是在且战且退,后撤速度缓慢。经过10天苦战,各师团才陆续渡过汩罗江。撤退中各部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16日,日军基本上回到了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第四次长沙作战

一般史书上亦称为“长衡会战”。1944年初,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以期打通大陆交通线。地当粤汉线要冲的长沙,在其整个作战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攻占长沙是日军第11军在湖南作战的第一步,其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湘江东岸,另一部从洞庭湖同时发起攻击,击垮第九战区部队后占领长沙,然后直扑衡阳。5月27日,日军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长沙进攻。日军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方法,并备有第二线兵团。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试图围歼中国部队。薛岳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也按原定计划在浏阳河以北与敌军决战。6月8日至11日双方进行了三天激战,中国部队不仅未能获利,反而被三路强大的日军击溃。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从13日开始向长沙攻击。

第九战区对日军必得长沙的整体作战计划了解甚少,仍套用固守长沙、相机歼敌的老办法。薛岳又先行离城,守城部队的指挥系统混乱,责任不明,在防守重点放在市区还是放在战略要点岳麓山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直到敌人兵临城下,也未确定下来。

6月16日,日军在强大炮火及飞机的支援下分两路对长沙实施总攻。中国守城的第4军官兵奋起抵抗,但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只得节节后退,城区的阵地已失近半,仅在核心工事内固守。另一路日军则攻到岳麓山外围,中国的炮兵阵地危在旦夕。第4军军长张德能17日下令抽调兵力渡过湘江支援岳麓山阵地。各部队竟将此视为逃命的机会,竞相拥向码头,一片混乱。过江部队并未上岳麓山协防,反而向南方的衡阳溃逃。18日上午,日军顺利地占领长沙。

日军用10天的时间从湘北攻到长沙城下,仅一天多的时间就攻占长沙,使蒋介石大惊。长沙守城的高级军官受到军法审判,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判死刑。日军攻克长沙后,又迅速占领了株洲、湘潭等周围地区。至日本投降前,中国军队再也未能收复长沙。

从南岳军事会议的内容与长沙会战的实践中,可以归纳出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一)持久战的总体构想

应该说,国民政府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很快就将其划为“第二期抗战”,并针对新阶段的特点在战略上制定了持久战的总体构想。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月制定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重视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这是对抗战初期单纯依赖政府与正规军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的修正。其后的两次南岳会议提出的战略思想,主旨也是持久战———逐渐消耗敌人,伺机反攻。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明确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认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

为落实持久战战略,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加强袭扰日军后方。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战区与苏鲁战区,有60个师的正规部队到敌后从事游击战,约占到其全部200个师的三分之一。1939年2月起,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建议,在南岳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度由蒋介石亲自兼主任。训练班先后共七批,毕业学员5659名。同时印发《游击战纲要》,发至各战区。

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较充分地动员民众,由民工负责对交通线的破坏,不仅毁坏公路,就是乡间小路也挖窄,“稻田全犁翻放水”,使敌军战车难以通过,其重武器和机动性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战区还组训民众,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之民间畜牲、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对作战的胜利也起了一定作用。

(二)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对峙。湖南及周围地区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对峙的焦点,湖南是屏蔽西南的门户,且为各战区间转兵的枢纽。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重庆,军事重心却在长沙。从经济上看,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的谚语,此时它更成了失去东部富庶国土的中国军队重要的粮食、物资和兵源供应地。中国军事当局认为,“敌如攻略该地(长沙),足陷我国力于麻痹”。

正因为湖南的战略地位突出,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专设第九战区负责该区域的防务(司令长官先为陈诚,后为薛岳)。第九战区配备有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达国民政府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为各战区之首。四次长沙会战中,蒋介石都亲自指示,可见其重视程度。

在抗战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的主要战略是企图通过有限度的攻击,击溃中国的野战主力,迫其投降。而聚集在第九战区的大量部队,正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个便利。攻占这一富庶地区,既可斩断中国的经济命脉,又能进行物资掠夺,符合日本“以战养战”策略。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湘北对峙的态势自1939年初持续到1944年中,几乎贯穿整个相持阶段。有学者统计,整个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共发生过12次大规模战役,其中长沙及附近的作战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在同一区域内双方拉锯式地进行4次大规模的作战,更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这些都说明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中日军队的最主要战线。确实,湖南战场的得失攸关整个抗战局面。前三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军队的基本战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局面相对稳定。第四次长沙作战,日军击穿湖南,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大后方一片惊恐,甚至有从重庆再迁都的谣传。

(三)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

在相持阶段,日军不再以扩大占领区域(包括大城市)为作战目标。第11军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中都规定,目的是歼灭或牵制第九战区野战主力,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意图。中国方面鉴于敌强我弱,有“以空间换时间”,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长沙是华中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但其地势无险可守,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蒋介石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1939年4月电示薛岳,一旦日军“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计划。”已有弃城的打算。8月,蒋又发出相反的命令,要薛岳须固守长沙:“长沙核心工事,应即加强,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则长沙可永不失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专程到株洲,要求弃守长沙以北地区,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薛岳则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薛岳在9月15日深夜给宋美龄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

以后的作战中,中方在长沙的弃守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方针:一面要求部队死守,一面又做了“万一不守”的准备。在日军撤退之后,又假设其攻打长沙的计划破产而大加宣传。故第九战区尽管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兵折将,但因日军撤出了长沙,其在战后总结中却说:“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日军对中方在损失惨重后还大肆宣传“第二次长沙大捷”感到“啼笑皆非”。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重要者如长沙也不像前期的上海、南京、武汉那样对抗战全局有决定意义了。如何保全有生力量,使其主力部队不被日军歼灭,是国民政府更关心的问题。

(四)应战而不求战的保守策略

总体上说,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有“应战而不求战”的特点。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十多次大规模作战中,只有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出击,掌握主动的,余者基本为日军进攻,中方防守。四次长沙作战更是如此。南岳军事会议及其之后的确定作战方针,基本上是要求部队坚守现有战线,扰乱敌人后方,较少提出主动出击,更缺乏进攻的具体方案。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虽然正确,却显得有些保守。

许多论著都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国力已受到极大消耗,中国军队应该(而且可以)战胜日本,并据此责难国民政府军事战略“消极、妥协、退让”。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批评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客观地分析,这种“消极、妥协、退让”的责难有些苛求,笔者更倾向于用“保守”二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在短期内就有了全面击败日本侵略军的能力。因为:1?此后日本可以向强大的英美诸国开战;2?一旦战略需要,日军仍具有在广大的范围内击败中国军队的能力,1944年的豫湘桂作战便是一例;3?经过前期的抗战,中日双方相比较,中国损失更大。战争在中国进行,造成的物质损失难以数计,中国政府丧失了最富庶的地区,偏居西南,财政越来越困绌。日军倒可以通过在华掠夺,就地补充。中国正规军受到沉重打击,训练和补充难以为继,武器装备仍劣于日军。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用简陋的通讯设备进行联络,作战命令屡被敌人破译,是遭受败绩的主因之一。

当然,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缺乏抗战必胜的信念,互相保存实力,畏敌避战和个别高层军官腐败无能等弊病日益严重,并常在战局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极大地制约了正确军事战略的实行效果。然而,这些问题不能归结到军事战略本身。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间判断是正确而及时的,也基本上把握了相持阶段的特征,据此所确定了基本正确却稍显保守的军事战略。然而,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间的实力差距仍大,主观上国民政府的部队自上而下存在着种种弊端,没有通过持久战战略战胜日本的坚定信念,故正面战场上的局面始终未能有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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