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概念的界定
本来，长征的概念是明确的，它与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联系，又有区别。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
该文接下去第一次正式把这种转移称为“长征”,长征一词便由此而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根据上述决议、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均进行了长征，但长征的距离不一样，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第一方面军；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没有进行长征。
可是，现在有的著作与文章，不按毛泽东与党中央的上述定论去叙述各路红军的长征情况，而是各持己见，随意解释，使读者无所适从。
例如：
《伟大的长征》 一书，不仅叙述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经过情况，而且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北上，陕北红军的成长，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渡黄河的山西战役，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西路军，坚持三年的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战争，东北抗日联军，甚至把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发生的学生运动等，都收入了该书。
这就同《伟大的长征》的书名不符，使长征成了没有明确范畴的概念，成了一本叙述红军长征时期各种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力量的综合性书籍。
有的文章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会师，历时两年伟大的长征，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
上述种种说法既混淆了三个方面军长征的区别，又把会宁误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
《重走长征路》 一书说：
“1936年10月，并肩长征的二、四方面军，来到甘肃会宁，在这里同早到一年的一方面军会师了。可是长征并没有停止和结束……人们都把1937年4月26日的红柳园之战，称之为西路军的最后一战，四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把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战役行动，认为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延伸与继续。
如果按照以上几种说法，长征就成了没有统一衡量的标准，可以随意解释的模糊概念了。
作为长征的过来人，我想对上述几种混乱的提法，以史料和实际情况为依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结论，就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区别和联系作一具体说明，供大家参考。
(一)据史料记载，在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十七、第十八师，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第六军团后，于1934年8月7日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由江西省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向湖南中部挺进，同湘、桂、黔敌多次激烈斗争，突破敌人的阻击、包围与追击，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后改称红二军团)会师。通常称之为长征的序幕。
(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县的梅坑出发，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两个纵队，从闽、赣边境转移，经过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九省。
党中央与中央五人团率领陕甘支队(即军委纵队与红一、三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省北部的吴起镇(今吴旗)。纵横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华里(下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二万五千里是以第一军团从福建长汀转移起，至陕北吴起镇的行军里程。
有人统计：
以一军团从瑞金出发算起，至到达吴起镇，共花了367天，其中战斗时间35天，日行军267天，夜行军18天，行军平均速度为每日87华里，全程休息日约47天。
共计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
1935年11月6日，中央红军在甘泉县的泉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三)朱德、刘伯承率领的总司令部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于1935年9月中旬长征到川西北地区后又南下四川、西康，次年又过草地北上。
其中第五军于1936年10月下旬在甘肃省靖远西渡黄河。次年1月转战到高台城失败后，少数人员以及由总司令部派到总指挥部工作的一部分干部，随同西路军余部400余人，于1937年4月下旬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全部行程约三万二千里；
第三十二军于1936年7月在西康省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奉命编入该方面军建制，共同北上。同年10月，在甘肃静宁地区同一年前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其行程约二万八千里；
但无论随朱德、刘伯承的总司令部和派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人员以及红五、三十二军，均统称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
因为西路军是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再渡黄河的，其在甘肃北部的转战征途，已不属于长征的范畴。
(四)红二十五军，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途经豫、鄂、川、甘、陕五省，于1935年9月15日到延川县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行程近万里，长征结束。
(五)红二、六军团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省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转战黔、滇、川省，1936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7月2日，奉党中央电令，成立了红二方面军，辖第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接着北上，同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静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行程不足二万五千里。
(六)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及军委分会和总指挥部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于1935年2月经过广昭、陕南战役后，3月28日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经过三次翻雪山、过草地，转战川、康、青、甘等省，于1936年10月9日在甘肃会宁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行程近万里，比红一、二方面军行程短。
(七)从上述史料看出，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均进行了长征。但行程二万五千里的只有红一方面军的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超过二万五千里的有红五、九军团及总司令部(含派到前敌指挥部的人员)。故对红一方面军的所有人员均统称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把红六军团前后两段长征里程加在一起，亦超过二万五千里。
而红二十五军、红二方面军的第二军团、红四方面军全部的长征里程(准确里程笔者没有找到可靠的统计材料),均不足二万五千里，所以：
长征≠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
(八)无论是参加过长征的工农红军主力，还是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中央苏区、闽浙赣、鄂豫皖、 川陕苏区的红军部队以及陕甘红军和海南岛的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推翻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都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共同扣留了到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10余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立即组织“讨逆军”,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于12月14日、19日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确定了反对内战、 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同时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建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事，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迫蒋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为了对付“讨逆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中革军委还从军事上采取步骤，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的进犯。后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讨逆军”撤退，红军主力行动计划随即放弃。
12月17日，新组建的军委总司令部一局成立后即着手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汇编三军会师统一后的红军序列：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总司令部(辖一、二、三、四局和后方勤务部)、总政治部、红军大学、前敌总指挥部(辖第一军团、四军、十五军团、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和二方面军的第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等),第二十九军、三十军，陕北军事部、陕甘宁军事部、关中特区军事部，西路军总指挥部(辖第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几个独立团。
此后我军在发展中又有扩大和缩编，至1937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暨主要领导人情况大致如下表(见
下页)。
1937年1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延安、甘泉、富县交红军管辖后，党中央和军委机关陆续从保安迁至延安。军委总司令部根据朱德总司令电示具体组织了搬迁工作。
到达延安后，总司令部一局住延安凤凰山麓。这时，原一局局长周子昆调红军大学任上干队队长，由张宗逊接替一局局长职务；原一局一科科长王政柱到红军大学学习，由孔石泉担任科长职务。
其他参谋干部也有变动，林蔼云、高厚良、曾昭泰、李继开、邓仕俊等亦相继前往红军大学学习。
迁至延安以后，总司令部一局主要负责军委直属队的行动部署和首长临时交办的工作，组织了对原地方武装的接管整编，承办了陕北剿匪的具体事宜，部署了延安地区的警备工作等，其他各局也积极开展了工作。
随着环境的日益稳定，苏区实力的日益增强，总司令部各机构逐渐恢复和扩大，人员也有更多的充实和增加。其中一局已发展为既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又承办首长警卫勤务有一定规模的“军委办公厅”。
据中革军委1937年3月和4月公布的军委直属机关部队编制表、列入一局编制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为104人和116人，比在瑞金时的红军总司令部编制有较大的增加。
一局干部在党中央、中革军委和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努力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为实现我军战略任务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4月25 日；周恩来副主席等乘卡车从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军委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兼延安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以随从副官身份同往。当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约30公里的劳山山口时，遭到匪徒的袭击。为了掩护周恩来等突围，陈友才等负伤后仍坚持战斗，结果壮烈牺牲。因陈友才身着呢制军服，衣袋里又有周恩来的名片，敌人误以为杀害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又怕红军援兵赶到，故仓皇逃去。此股匪徒随即被红军部队围剿消灭。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被安葬于延安的宝塔山下。
周恩来事后赞扬陈友才：“忠于职守，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永远值得大家学习和怀念，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的好榜样。”陈友才的行为同时反映了红军参谋人员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工作作风和思想品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包括苏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并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等一系列积极建议，3月下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停止了张国焘在红军中的一切工作。
同年8月将其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对党心怀不满，终于在次年4月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特务。
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全军的一致拥护。
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按照党中央有关指示，从政治思想、军事训练、组织整顿等方面加强部队建设，为实现直接对日抗战，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作积极准备。
总政治部组织了全军范围的形势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培训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专业人才，总司令部下属各局大力进行了扩军和整编工作。
到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7.4万余人，各种枪支4万余支。红军的编制序列、组织机构也进行了初步的调整，精简了机关的后勤人员，充实了前方战斗部队，并在各省(特区)、县、区三级分别设立了军事部，负责领导和指挥地方部队和赤卫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部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14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8月20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 一二O、 一二九三个师，全军兵力共4.2 万余人。
22 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革军委正式任命了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军政首长。至此，红军总司令部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