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前半生天使，后半生魔鬼”。他的前半生，可以与史上任何一位优秀帝王相比，但后半生却显得极度疯狂和残暴，貌似犯了精神分裂症一般。
但事实果真如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位在史书中评价反差极大的皇帝。
高洋年少时就表现出了远超众兄弟的诸多优秀品质——
比如一语惊人。
高洋是高欢次子、高澄的胞弟。他幼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贫苦困顿中度过的。当时高欢刚投靠尔朱荣，家徒四壁，他母亲娄昭君经常为一家人的衣食而发愁，有一次抱怨道：“我们可怎么活啊？”高洋当时还不会说话，却突然应声说：“能活”。娄昭君十分吃惊，甚至吓得说不出话来，而高欢却哈哈大笑，说此子将来必有大作为。
比如快刀斩乱麻。
高洋十岁时，高欢曾拿出一团乱麻，叫几个儿子试着解开，以考察他们的见识。兄弟几个都被搞得手忙脚乱，还是解不开。唯有高洋拔刀就砍，说：“乱者须斩！”高欢对他的这个做法感到十分满意，夸赞说：“这个孩子的见识超过了我！”
这也是“快刀斩乱麻”成语的由来。
再比如生擒彭乐。
为了培养儿子们的作战能力，高洋十二岁时，高欢让几个儿子各带一队兵马出行，然后派全副武装的骑兵假装攻击他们。高澄等人遇“敌”惊慌失措，高洋却临危不乱，十分冷静地指挥士兵厮杀，佯装敌人的大将彭乐怕伤害公子，便脱下伪装表露身份，并说明高欢用意，但高洋毫不领情，也毫不懈怠，还是将他生擒后献给了高欢。
从这几件事足以看出高洋少时就显示出了枭雄的潜质——只求结果，不问手段。
可以说，高洋是高欢诸子中最优秀的。
然而，高欢在世时，这是一个大优势，大优点，高欢死后，却成了他的催命符。
因为，高洋虽然深得高欢喜爱，接位的却是世子高澄。
高澄自小受高洋压制，虽然本身也极为优秀，但与这个天赋异禀的二弟相比还是显得星光暗淡，所以与历史上大多数接位的长子，如曹丕、慕容儁之流一样，登位后就开始对更有才华的兄弟猜忌，甚至是清算。
这也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老父亲在位时不敢怎么样，现在天下唯我独尊，自然要找回以前的场子。这也是曹植被迫七步成诗，慕容垂出走前秦的主要原因。
据《北史》载，高澄非常忌恨高洋，“意常忌之”，不但处处留难，肆意侮辱，还“欺负”了自己的弟媳。
高洋的妻子是人见人爱的李祖娥，貌美如花，而高澄的原配是孝武帝之女元仲华，貌丑，高澄为此还曾想把元氏休了，因大臣们强烈反对才作罢。
于是，每次家宴，当高澄带着丑媳遇上高洋的漂亮媳妇时，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据《北史》载：有一次高洋给李祖娥买了一件内衣，想在家中玩“制服诱惑”，不料，半路就被高澄抢去了，“洋为夫人赵郡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
至于高澄是如何“欺负”弟媳的，史书并没有明载，但《北史》中高洋登位后的一句——“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暴露了高澄强奸弟媳的事实。
面对兄长的步步紧逼，高澄是如何应对的呢？
史书中说，高洋处处小心，事事畏缩，无不顺高澄之意，“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甚至经常装傻充愣，不是坦胸赤脚奔走，就是拖着鼻涕不自知，“日日流涕不知，或时袒跣奔跃，夫人问其故，洋曰：‘为尔漫戏’，其实盖欲习劳也。”
乃至时人都认为他是个傻瓜，兄弟们也因此而轻视他，三弟高浚就曾带着挖苦的口气对高澄左右说：“汝等何不为吾二兄拭涕乎？”
高澄亦被骗过，常对人轻蔑地道：“此人亦得富贵，相书亦何可解！”意思是，高洋这种人也能享受荣华富贵，相书怎么解释得通呢？（高洋貌丑）
就这样，高洋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功的躲过了兄长的猜忌。
武定七年（549）八月，高澄为厨子兰京所弑，由于事出仓促，邺城上下，甚至整个东魏都被震惊的六神无主，而21岁的高洋却面不改色，十分冷静的指挥军队包围了东柏堂，将刺客捉拿后斩首，并将首级涂上生漆毁容，然后对外宣告：“奴婢造反，大将军虽受了伤，却无大碍”，在场众人无不对他的表现感到震惊。
高洋之所以隐瞒高澄已死的事实，是怕引起骚动。同样，他将刺客处斩，也是为了免除后患。历史上有太多人被栽上谋刺罪名而洗脱不清。
高洋深知各派势力都在关注遇刺之事，无论是东魏皇室，还是晋阳军阀，都希望通过此事打击政敌，而他偏偏不给他们机会，直接将刺客灭口。
也可能是他表现得太过沉稳，处理得太过干净，得到的好处太多，以至于到现在都有人认为他是高澄被刺的幕后主使。
但不管如何，高洋还是通过自己的隐忍、果断，在高欢逝世三年后成为了东魏的掌权人。
接下来，他赶赴晋阳（东魏精锐部队所在），接管大丞相府事务。在此之前，为免皇帝认不清状况而作妖（孝静帝确实因高澄之死而十分振奋，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直接率八千军卒闯入内宫，给了孝静帝一个严重警告——不要因为高澄去世就以为可以左右政局了，他高洋依然不是省油的灯。
由于他既没有声望（以前的聪明劲都被他这几年的装傻充愣败光了），又没有资历，所以晋阳将领们对他都很轻视。但等他到达晋阳，与文武大臣相见时，却一改往日模样，神采飞扬，言辞犀利，杀伐果断，在座之人都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个前不久还拖着鼻涕在高澄面前唯唯诺诺的二殿下竟有如此水准。于是基本认可他成为东魏的新主人。
没多久，高洋就逼迫孝静帝禅位，登基称帝，改国号为齐。
至于他为何急不可待的称帝？按照史书记载，是因为他身边亲信的怂恿。徐之才、宋景业二人都精通图谶之学，他们都认为按照当时的天象，应该改朝换代，在他们的鼓动之下，高洋才动了心。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勉强可以信其有，但要放在高洋身上，我们只能信其无。前面说过，高洋是一个决断力极强，且不大会按照别人意愿行事之人，“快刀斩乱麻”、生擒彭乐都是明证。另外，改朝换代这么大的事又岂能靠别人几乎话而定？
实际上，高洋称帝远不是如此简单。虽然多数人反对，如娄昭君、杨愔、杜弼、斛律金等，但他有自己的道理。
高洋不是圣人，他也想做皇帝，但高欢专政十五年，都未曾做过称帝的准备；高澄直到去世前才始有称帝的打算；而今，他继承父兄之业才不过一年，无论是功勋还是名望都不如父兄，草率称帝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也是大多数群臣反对的理由。
但是，那个纷乱的时代，却将机会推到了他面前。
东魏武定八年（550），成鼎足之势的东魏、西魏和萧梁之间，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魏的掌权者字文泰将军政权力高度集中，而且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府兵制、六官制等，西魏皇室已被极度边缘化，改朝换代随时可能发生。
正如徐之才与杜弼辩论中所言：现在的东西魏之争在于谁先称帝。两魏皇室实际是双方为了打击对方而抓北魏皇族来充的门面，现在已过去了近二十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先推翻了东魏，宇文泰必然会效仿，所以必须当机立断，抢占先机，不然等宇文泰先做了皇帝，我们效仿他，就会落在下风。
徐之才的分析可谓是切中了东西魏政治中的要害，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局势，所以杜弼无言以对。
而高洋考虑更多的是，称帝后再进行改革将名正言顺，事半功倍。
而当时南方的情况，也确实是时不我待。
萧梁刚刚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武帝被活活饿死于台城，正是一盘散沙之时。对于自侯景背叛东魏以来，一直视萧梁为主要防部对象的高氏家族而言，压力无疑大大减轻，此时称帝确实是最好时机。
所以考虑再三，高洋还是顶着内部压力完成了登基称帝的手续。
之后，高洋就开始了对北齐的改造之路。
首先是大力提拔汉人，加强中央集权。他以曾与高澄有矛盾的汉人名士崔凌为侍中，以曾深受高欢父子器重而被权贵们所仇恨的崔暹为中书监，以同样不受鲜卑贵族待见的崔昂为大司农，与军事贵族们相抗衡。
同时，对武将们又打又拉。对于娇纵枉法的新贵将领，依法严惩，而对德高望重的老将则十分尊重，比如对于并不支持他称帝的斛律金，在其生病时不仅亲赐汤药，派宦者嘘寒问暖，还将其子封为武卫大将军，将其孙配了自己的公主。
通过这一张一弛，高洋得到了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武人的敬畏。
其次，编纂北齐律，强调依法治国，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惩治，即便你位高权重，或是功勋之后，于是吏治得以清平。隋文帝时的开皇律就是以高洋编纂的北齐律为范本。
在经济上，他鼓励百姓以农耕为本，并改革赋役制度，让贫者免除过重的负担，而富者承担更多的赋贡。
另外，他还大力发展儒学，以之作为官员来源、晋升的途径，于是北齐就拥有了一批高素质的文官，他们都是高洋政治上的资本。
这只是他治政的能力，而他军事上才能也不容小觑。他刚即位不久，宇文泰就想趁火打劫，率军来侵，他亲自前去应战。看到高洋指挥若定，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宇文泰不由感叹：“高欢不死！”随后便撤军了。
另外，他还打破了以前只有鲜卑人才能当兵的格局，从汉人中选拔精兵，作为国家常备兵力。
据史书记载：高洋刚称帝时，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朝廷内外整肃；国家军政大计，都由他自己决断；每次作战，总是亲临战场，冲锋陷阵，所到之处战功卓著，被时人称为“英雄天子”。
当时的北齐，也成为南北三个割据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要知道当时的高洋不过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既能处理政务，又能领兵打仗，决断能力也极强。说他近乎全才也不为过。
这样一个人，怎会沦为精神病患者？而且，之前很多年他一直也没有反常表现，为何会突然发病？就算有潜伏期，那致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史书中说，高洋是到了执政六七年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但“肆行淫暴”，还经常在白天裸奔，滥杀大臣，甚至连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也不放过。那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他变成了一个狂躁的暴君？
我们找不到线索。因此，将高洋定义为精神病人未免言之过早。
且让我们找找其他根由，比如某些外在的压力让他心情苦闷，因而有了过激的表现。
首先应该是太子问题。
太子高殷是他的原配李皇后所生，高洋一直对她十分敬重。
因为李皇后是汉人之女，在称帝之前，就有大臣建议应该立有鲜卑血统的段昭仪为皇后，高洋执意不允。因此，他对于高殷是抱有厚望的。
然而高殷却只对儒学感兴趣，且为人十分懦弱，对国家大事基本没有处理能力。高洋十分失望，但又没有办法。有一次，他将一个死囚带到高殷面前，让他亲手杀了此人。但高殷紧张到连刀都拿不稳，高洋觉得儿子太没出息，便用马鞭狠狠抽了他几下。高殷受到惊吓，从此便又多了口齿不清的毛病。
儿子不行，同胞弟弟、颇受娄昭君疼爱的常山王高演却有着极强的治政能力，且声望颇高。
看着武将们越来越倾心于高演，而自己的太子却不是一块治国的料，他焉能不急？不郁闷？
其次，可能是发展的瓶颈对他的刺激。
从登位伊始，高洋的治政能力就得到了集中表现，因此三四年之内就将北齐国力推向了一个小高峰，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大的发展。而随着南方局势的稳定，北齐开疆拓土的机会越来越小，与西魏的争夺也呈拉锯状态。
作为一个对自己期望很高的人，高洋心理上肯定会压抑。久而久之，压抑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
再次，就是天威难测的权谋。
其实，这种权谋并不稀罕，《吕氏春秋》上就有过类似的记载——
宋王曾对宰相唐鞅言：“寡人杀人盈多，群臣却越来越不惧寡人，这是为何？”唐鞅回道：“大王所杀之人，都是有罪之人，无罪之人自然不会怕您。大王想让群臣惧怕，就要不分好坏而杀之！”
唐鞅所要表达的道理，就是作为帝王不要让人摸清自己的好恶，也就是传说中的喜怒无常，这样大家自然会怕。
而高洋种种疯狂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不想让人摸清他做事的规律，让臣子们有一种天威难测的感觉。
比如杜弼与高隆之之死，就是如此。
杜弼在高洋称帝时曾提出过反对意见，高隆之作为高欢的心腹老臣，曾对高洋非常无礼。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北齐军事贵族们的普遍心理。
高洋在极度压抑下要杀鸡做猴，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军事贵族，同时也表现一下自己的喜怒无常，使高演等人有所顾忌，好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继位，他们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二人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杀了。
另外，高洋还几次在醉酒后故意做出要除掉高演的样子，也是想让后者放弃与权贵结交，俯首帖耳地做一个辅政之臣。
综合以上种种，高洋之所以突然开始酗酒，貌似毫无道理的滥杀，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所杀之人，大多也不是枉死，只不过他们的死法都比较惨，所以才会得到众人的同情，高洋作为施暴者自然也就被妖魔化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宠妃薛嫔被杀一事。
据载，有一次高洋到薛嫔姐姐家吃酒，姐姐仗着妹妹的受宠，就求高洋让她的父亲当司徒，高洋大怒道：“司徒这种官，也是随便授人的？”随后便亲手用锯子将她锯死。
接着，高洋又以薛嫔与她姐姐的男人高岳不清不白为由，先把高岳毒死，又把薛嫔杀了，还让人把薛嫔的尸体肢解，自己抱着她的大腿骨，当琵琶弹。
这也是他残暴形象的多数来源。
事实上，如果高洋杀薛嫔姐妹时，不是当场活活锯死，把大腿当琵琶弹，而是让人拉出去杀掉，然后再宣告——妇人干政是亡国之症，为警示后人，乃杀之。那么后人再说起高洋时，恐怕就不会认为他疯狂和不可理喻了吧！
而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还是前面所说的天威难测的套路，高洋本就希望世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疯狂，且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另外，高岳是北齐元老重臣，本就是皇帝的猜忌对象，夫人要官，高洋有理由怀疑是他授意，他杀人时虽然表现得匪夷所思，但估计都是以佯狂的状态来掩盖自己杀人的真实目的。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曾骑马奔驰，手中拿着槊矛三次指向斛律金的胸膛，斛律金纹丝不动，高洋便赏给他一千段锦帛。
表面上看，高洋的行为完全像疯子、不可理喻，但其实呢，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斛律金的忠心。试想，如果斛律金心中有鬼，面对喜怒无常的高洋，怎会神色坦然，不闪不避，这恰恰说明他心中无愧。
当然，斛律金作为军方大佬，高洋这样对待他，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马上赐他一大笔钱作为安慰。
至于杀死的其他人，也不是毫无目的的滥杀，尽管原因可能过于独裁化，某人因得罪了高洋而被报复，某人因大不敬而被处死，某人因擅闯寝帐而被杀，就像曹操的梦中杀人。
在帝制时代，被皇帝以私人化的理由所杀并不是个别现象，只要不是无目的滥杀，基本上就不能算“残暴”。
另外，高洋虽然杀人，但也能时刻反省自己，赦免本来在情绪激动时打算杀死的人。
高澄遇刺时在旁奋勇杀敌的王纮就曾经历过这一幕。因为王纮讽刺高洋纵酒作乐，高洋在盛怒之下质问他：“为何纥奚舍乐与刺客搏斗被杀，而你却活了下来？”王纮不无讽刺的道：“刺客力气太小，刀亦不锋利，我才得以存活。”
于是高洋更加生气，让人按住王纮，自己拿刀欲砍。
这时王纮又说了一句：“杨愔、崔季舒在遇刺时夺路而逃，却做到了仆射、尚书，我与刺客浴血奋战，反要被处死，真是古今未有之怪事。”
高洋一听，火气当时就消了，不但将王纮无罪释放，还官升三级。
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是丧失理性的精神病人？
至于说他私生活混乱，实在无从考证。史书中记载了高洋的一些淫乱行为，但基本都是闺房秘事，被载进史书，真实性值得怀疑。其中最可疑的就是高洋频繁到大臣家中饮酒作乐，与女眷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条。因为君主到大臣家中做了什么，外界是无从得知的，也许高洋是为了替高殷铺路，所以经常去和大臣联络，向太子效忠也说不定。
退一步讲，即便他真有过荒唐的私生活，又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感情不专一吗？用私生活这种个人道德问题来为帝王定性，实在不伦不类。
说高洋不把精力放在治国上吗？可是天保六年到天保十年，在高洋统治的后期，北齐的政治依然是清明的，而且西魏帝国见到高洋，仍然像猫见了老鼠一样害怕。
总而言之，史书把高洋塑造成一个自暴自弃、不顾国家安危的昏君加暴君，显然是一种妖魔化行为，并不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