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二、军统与美英情报之勾结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们被选中的一行十四人，去重庆局本部报到后，介绍去密电研究组，当时组长由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兼任。住重庆神仙洞街九十四号(豁卢)，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新式建筑，有地下室，有亭台花园，毗连枇杷山，是一处最幽静而又雅致的地方。
该密电组分侦收、研究、总务档案室等组织，侦收组长陈舜齐，研究组长陈祖舜，总务组长何智，以后是吴灿英，档案室主任周行素，以后是方天源。
研究密码，是军统的一件新兴“事业”，当时只有蒋介石机要室的研究组和交通部密码检译所，这两个同性质的机构，都只能破译最简单的密码，其规模与技术水平不能与军统的密电组相比，因军统通过驻美国的特务萧勃(公开身份是驻美大使馆武官)聘请美国国防部黑室（BLACK-CHIAMBER即秘密单位的意思)负责人雅德赍(YARDELY,也有人把他翻译为亚德利)，来中国后，使用化名叫奥斯本(OSEBERN)。
雅氏于一九三九年初，以“国民政府顾问”名义来华，主持密电研究工作的。
对我们这批刚从训练班出来的学生，报到后首先给每人缝制了一套藏青色毛哗叽衣服,没皮鞋的,借钱给买，因为跟这位洋大人在一起工作与生活，怕有失体面。把雅氏的住宿膳食，安排在中山公园箭道子，办公在豁卢，除住房、汽车、吃饭等由军统局开支外，每月付给工资四百美元，另外给他配备语言翻译二人(张笑湖、阎实)、文字翻译一人(王震寰)及司机厨师，西崽(即仆人，其条件是要能懂得英文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等。
密电组在军统内部是一个绝密单位，对局本部往来行文，一律使用化名“徐图成”，使用贴有照片的特制的出入证。设置有便衣警卫，不准在豁卢会客，必须有人来接头时，指定在枣子岚垭的漱卢。该组共三十余人，除竺烈民、蔡锡嘏、季直、王怀仁、刘宝岩、及邱沈钧(一九七五年特赦)等六人，原来略具密码知识外，其余都是新参加的。
雅氏根据他自编的“密码分析初步”(ANALYSIS OF CHPHER)一书作教材，每天抽出两小时，进行讲授，其余时间指导分析密码组织，当时以日本陆军为主要研究对象。我记得侦获女ママ、力冂两大系统的电报，结合分析国际一般密码使用的常规及各国文字构成的特点，具备破译技术的基本知识。
雅氏在中国的合同期满，于一九四〇年秋在返美途中，到达马尼剌时，该地报纸就以大字标题“世界密码专家雅德赍由重庆抵此”作了报道，其目的是想跟日本人联系，企图同日本政府做一笔交易勾当。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在绥远五原附后，击落(是击落还是其它原因降落，我不清楚)日寇飞机一架，俘获飞机上电务员野中政雄一名及三位乱数加码密本。从他的口中，了解到日本空军密码情况。
雅氏凭借他的研究技术，进一步掌握了日本空军密码变化，奠定了能全部控制的基础。国民党在抗战中期和后期，对日本空军的活动瞭如指掌，当时以航委会的名义，设有空军监察总队，在重庆、成都、西安有监察分队，专门侦察日本飞机的活动。
日本空军指挥部，对各飞行大队、中队、小队的指挥完全是靠无线电联系，例如汉口空军基地，准备轰炸重庆，从起飞，过宜昌、过三峡，过万县，过涪陵，到重庆，轰炸目标区(当时把重庆市及郊区，划分成若干目标区)有否遭遇阻击，轰炸情况这一系列过程，都要以无线电与地面指挥取联系，汉口能收到，日本空军指挥的密码,重庆监察队同时可以截译出来。
一九四一年夏季，日寇恼羞成怒，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尽夜轮番不停的一个星期，每次预报(挂一个红球)，紧急警报(挂两个红球)，解除警报(挂绿球)，从来没有错报或谎报过。
一九四一年秋，日本侦察机侦察到英国主力舰威尔士(WALES)亲王号自香港开出，正以某某海速向东南海面的经纬线若干度方向行驶。日军通知日机麦炸部队。成都的监察分队，侦获以上情况，由军统通知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叫他们准备应变，他们使馆的官员们竟一笑置之，认为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侦察技术。结果该主力舰被炸沉，从此英国人重视了中国方面供给的情报，才有一九四一年底，达成在香港、仰光、加尔各答等地成立空监察分队的协议，以配合远东战局。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前夕，柏林与东京、莫斯科与东京外交电报的往还，骤然突破常规，急剧增加;军统的侦收部门，根据经验判断，国际形势将起变化，密电尚未研译出来，果然爆发了德苏大战。军统的这一套侦测破译技术，从此深为英美帝国主义所重视。戴笠也以此感到自豪。
一九四三年美蒋特务大合作，即所谓中美合作所，把侦译列为特别合作重点，由美特梅乐斯(MILES)任副主任，戴笠任副主任，美帝先后来中国两、三百人，在蒋管区的各省市，大量培训特务，由美帝出钱，供应武器，武装了几万特务，为蒋介石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一支最凶狠的力量。
法国方面，也继英美之后，于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二年底)戴高乐政府也派来一个代表，住重庆嘉陵新村半山腰的一座楼房里。魏大铭叫我陪同他去接谈，由海外区区长张家琪担任法语翻译，由我担任记录，先后谈了个把钟头。法国主要希望中国方面协助他们研究维琪贝当政府的密码；魏大铭感觉他们对这一套还没有什么门径，更谈不上对军统的帮助。魏向戴笠把这一情况汇报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三、戴笠与毛庆祥的争夺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有密码侦译组织的建立。“交通部密码检译所”，所长温毓庆，从截获国际无线电密码着手，以日本与各国之间往来的外交密码为侦译对象；继之而起的是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成立“研究组”，从事侦收国内中文密码，以中共为主要对象。戴笠侦看到这一新兴事业，分外眼红，责令他的电讯处长魏大铭，筹建成立第二节所述的密电研究组。该组工作与雅德赍授教情况，由陈祖舜主编有“豁卢一年”，记载详实，系手抄本，未及付印，该书内容丰富，是一份有价值的侦译材料。
毛庆祥
交通部密码检译所、机要室研究组、军统密电研究组三个业务相同的机构，形成鼎立之势，都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立功，因而相互嫉妒、倾轧、甚至漫骂拆台。侍从室方面，有见于此，向蒋建议把这三个性质相同的机构统一合并，使其力量集中。得到蒋的允准后,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起,合并成立命名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下设两室、一部、一科、六组。
其分工如下:两室,即主任办公室,主任秘书王维钧;专员室:专员夏隆坚、张顺理、关振锋、张铭勋。一部,即特别党部,特派员毛庆祥兼。一科，即人事科，科长张绍良。六组，即第一组，组长霍实，主管日文研(翻)译;第二组组长杨贻清主管日本外交密码研究;第三组组长杨肆、副组长陈祖舜，主管日本陆军密码研究;第四组组长方砚农，主管中、外文电报抄收，第五组长施家干，主管财经总务;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副组长黄绵民，主管中文密码的研译。
各该室、组的主任、专员组长，都是少将级衔，全室共拥有官佐干部五百多人。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机构，由谁领导合适?几经磋商周折，无法拍板定案。因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而毛庆祥又是他的亲舅子，温毓庆有宋美龄及宋子文作后台，论关系地位，势均力敌，所以暗中激烈争夺，互不相让。只好抬出资格较老的温毓庆当主任，以毛、魏两人副之，缓和了暂时的矛盾。
温毓庆心中有数，深知论技术力量和人事背景，都是无法同魏、毛两方面作较量的，自己虚占一脚，不过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傀儡主任而已，合并发表后，佯装有病，得到最高局的批准，去香港诊治，从此一去不返。毛、魏两人同床异梦，各怀阴谋，为了争取领导权，都想在蒋介石面前讨好表功。
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前的预兆，毛庆祥先抢汇报了这一情况，后经事实的证实，深受蒋介石嘉许。戴笠对此大为吃醋，内心无比愤恨，明争暗斗，进一步施展其特务伎俩，搞分化，闹对立，在技术上互相封锁控制，严守秘密，乌云密布，势不两立。
毛庆祥看清这一形势，认为先下手为强，偷偷地向蒋介石打了一个小报告，指控军统人员，在该室捣乱不团结。得到蒋介石的批示“凡属军统人员，限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底前，全部撤离技术室”。
戴笠奉令后，既承认斗不过国舅，更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乖乖地按期撤离。但他对这一突然事件，深感是奇耻大辱，痛定思痛，将撤回的全部人机，另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扩大范围，利用航委会技术人员训练班名义，招收大专院校肄业或毕业的数理、化学系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充实力量，与军委技术室分庭抗礼，企图东山再起，藉以挽回被排斥的声誉。
上述分裂局面，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夏，原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国防部，军委所属机构，一律并属国防部，戴笠虽已坠机身亡，但魏大铭已窃居国防部二厅副厅长要职，利用其权势，把他所领导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与“军委技术研究室”报准再度合并，成立所谓“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由魏大铭兼主任，清除异已，独揽大权于一身。
为了适应蒋介石扩大内战的需要,接收了以内川为首的有关电讯侦译的日本战俘，聘请了德籍无线电工程师巴达年(BASTANER)，在南京、重庆、西安、徐州、青岛等地，安装大型测向机。从一九四三年起，与中美合作所进行气象密码的“合作”侦译，因而弄到DAB、DAG、FINCH……等美方先进电机器材，使该室在侦收测向、密码破译方面，不断扩充壮大，成为当时向解放区进攻，对人民统治镇压的一个重要情报机关，深受蒋介石重视。
“还都”南京后，为了保密及便于他及时了解情况起见，将该室的一部份侦译力量，移住在黄埔路他的“官邸”。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起，分批将该室迁往台北，(通信处淡水一号信箱)其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四 、国民党是怎样侦破中共几个地下电台的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为了配合其军事进攻，在其统治区，更进一步的对中共地下组织加强搜捕破坏。一九四七年秋，北平行辕电信监察科，侦破华北地区中共地下电台通信网，逮捕了北平电台报务员李政宣夫妇及其子立德(年仅九岁)、太原台报务员孟良玉夫妇、西安的台报务员李玉甫及西安地区负责人赵耀斌(公开身份秦风日报总编辑)后，国民党方面，更重视电信侦测的作用。
从一九四八年元月份起，在其上层领导的国防部，增设“奸匪电务研究组”以后改建为“中央电监科”等机构，除已设立的南京、北平、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等地的电监科外，又增设台北、天津两个电监组。在人力配备方面，除精选自己所属的技术人员外，把在华东战场被俘的中共译电员彭震威，胶东的报务员何云飞，西北的报务员李宾玉、余忠贤、王文海及逮捕的李政宣、孟良玉等地下电台报务员，集中利用，扩大侦测线索。
“电信监察”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般人是不知其底细，公认为是监督其统治集团内部通信的违纪失职等情况的，而实质上它是“军统”的一个绝密特务机构，专门负责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及进步党派、团体(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国防部曾指令各电监科,搜听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所属电台及川康等非嫡系部队电台)。
其统治区重要城市所设置的电信监察组织，一律配属在当地军政首脑单位内，如中央电监科(科长赵容德，又名刘醒吾)配属国防部，南京科(科长肖茂如)配属卫成司令部，上海科(科长查绥之)配属淞泸警备司令部，武汉科(科长李国华)配属武汉行营，北平科(科长王惠民代)配属北平行辕，西安科(科长张成信)配属西安绥靖公署，重庆科(科长徐国华)、广州科(科长林蔚民)，天津组(组长沈燕笙)、台北组(组长林正澍)，都是配属当地警备司令部。这样披上公开“合法”的外衣，既便于利用权力，侦测搜捕，又可迷惑外界，掩人耳目。
电信监察科(组)，为了达成其特务目的，采取电料统制及侦听测向等措施。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党国防部曾颁布所谓“电监法规”(该法规我在成都移交档案内有一册——笔者注)以法令形式规定，凡经营无线电料行商，必须向该辖区的电信监察部门申请登记备案，获得营业许可，对外销售电料器材。属于发射部分及承修无线电机，由购买、请修单位或个人，事前填表申请，报经电监科(组)审查批准后，方得出售或代修。另外由机场，车站，码头，公路……等单位配合封锁检查，其目的控制地下电台补充电料的困难。
与此同时对所辖区的军、政，民用无线电台，进行管制登记其呼号、波长、时间等有关通报事项，由电监科(组)经常守听交测核证，受登单位或个人(一般指业余电台)，如有撤迁、新建及变换通报时间波长等情况应及时申报。这样一来，除已登记的电台外，发现新呼号，新情况，即为怀疑对象，也就是认为有中共地下电台或其他方面“非法”通报的可能，继续紧跟侦测，作最后的判定。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西安逮捕了西木头市春和德油漆店老板刘增福案，就是通过长时间的侦测，该店架设有“可疑”电台，即其例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