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大枪坝的群众大会上,四川军阀王陵基下令用机枪扫射到会的群众，制造了一次大流血的惨案。之后，他又枪杀了共产党人杨闇公、漆南薰等，逮捕了很多教员、学生、工人和无辜的平民,并到处搜查,任意株连，弄得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使一个革命形势高涨的重庆,顿时变成了恐怖世界。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撕破了他的假面具，背叛革命，在上海开始了对革命工人、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四月十五日,广东李济深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四川万县的杨森、湖北宜昌的夏斗寅，受到蒋介石的指使，调动他们的军队，联合进犯,偷袭武汉。夏斗寅的军队一直进逼到离武昌很近的纸坊火车站。
形势紧张起来了，许多人从各地来到武汉，陈毅同志由四川来，郭沫若同志由南昌来，郭沫若同志还给我们作了一次政治报告,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经过紧急会议，由住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校学生和南湖学兵团学兵，再加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成中央独立师,配合其他部队，在武汉卫戍司令、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统一指挥下，连夜由武昌出发，迎击杨森、夏斗寅。武汉的防务暂由工人纠察队、共青团、儿童团共同负责。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央军校女生队也接到命令,随军出发,成立宣传队、救护队……。这两百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部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
一、特务长的办公室沸腾起来了
女生队特务长的办公室里灯火辉煌,人声喧哗,女生队第一区队和第二区队的队员，一班接一班地往特务长的办公室里去领装备。
从入伍算起,女生队成立已经快半年了,现在要扛起枪杆子上前线去，真没有想到这样快。女兵队的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怀着共同的理想聚在一起,现在竟要上战场去为革命而实地作战,人人兴奋,心情激动!
特务长洪英，江苏瓜洲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同志。我是在广州认识她的,当时我见她拿着旗帜,满街宣传北伐。尽管她满口苏北话，广东人听不太懂,但听众看她讲得满头大汗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北伐军出师北伐时,洪英跑去拦住邓演达的汽车,要求参加北伐军，邓演达把她派往政治部工作。军校在武汉成立女生队的时候,组织上把她派到女生队当特务长(职务相当于学校里的事务主任)。她从来也没有管过二百多人的东西，所以稍不注意就弄乱了,只得从头到尾地再清理一遍,因此忙得不亦乐乎。发军服的时候，本来是在操场上发的，因为大小长短太不合身，洪英就让这班人到她的办公室里去换。这一下，你换给我，我换给你,把她的办公室弄得象个废品站。但她从来不计较这些，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她抱怨过谁。等到学生们闹够了出去以后，她又一样一样慢慢地收拾好，所以她时常弄得深夜还不能休息。这天晚上,洪特务长分发装备时，大家态度是很严肃的。每人发给一双草鞋,一个军用水壶,一个军用饭盒，饭盒中有一个浅格象碟子一样,那是装菜用的。最后，洪特务长给每个同学一根红兰白三种颜色的布条编成的带子,很庄重地说:“这是牺牲带，戴在你的脖子上，你要抱着牺牲的决心，冲上战场去杀敌人，这也是胜利带，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她这种诚挚的话,使得大家肃然起敬，心情十分激动。
二、出发
晚上,我们的队伍在庄严的气氛中出发了。
“拥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打倒杨森、夏斗寅!”队长叶镛同志领着我们高呼口号。沿着关门闭户的长街，一片雄壮的口号声直冲云霄。
黎明时，我们到达徐家棚车站,就地坐下时,水壶、饭盒、子弹、枪枝……叮叮哨哨响成一片。要是在平时,区队长早就发火了;但是今天却是特别温和地说了一句“不要弄得叮哨响!”这话,毫无责备的意思,只表现出革命同志间的关怀。
徐家棚车站在一个小镇外边,很简陋，什么设备都没有，站台边有几间破瓦房是办公室。站台上摆着很多担架，担架上躺着的重伤员，满身血污,但是他们没有动,也没有呻吟。我因初上战场，看了这样子,禁不住有些心跳。同时我还看到一些轻伤员，有的坐在站台上,有的在那里走来走去,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一条裤叉，定顽强。上面还染上了红色的血迹。他们也没有多说话,既沉着,又显得坚
他们穿着染着血污的衣裤，但还是昂首挺胸地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伤员们的英雄形象，使我深受感动。
这些伤员是在土地堂战斗中负伤的，其中有陈毅同志的弟弟陈季让同志，他只有二十来岁，虽负了伤，但眉梢眼角流露着一股英气。他不言不语，满不在乎地在那里散步。过了十多天，我随陈毅同志到汉口一个医院去慰问的时候，就和陈季让同志认识了。季让同志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表现得很英勇。
陈季让同志告诉我们,土地堂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刚一接上火，我军就占了优势，因为广大的农民都站在革命队伍这边，一切情报、运输、给养……都有农会负责，办得十分周到。敌人那面恰好相反，在给养上,农民把粮食藏了,敌人要自己带吃的,道路又被农民挖断了,桥都给拆光了,敌人盲目地行进,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他们被弄得束手无策，疲于奔命。加上他们是杂牌军，武器破旧,大多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弹药缺乏,士气不振。而中央独立师这方面，武器崭新，一律是汉阳造的七九步枪，每人配发了几十发子弹，战士都是革命的知识青年，懂得自己是为革命作战,所以士气旺盛，一个个生龙活虎。土地堂初战,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
三、从叶挺同志到我们的队长和指导员
我们中央独立师是归叶挺同志指挥的,叶挺同志中等身材,身体很结实，当时约三十来岁，满面红光，朝气蓬勃。他身上穿的是同我们一样的灰军装，但是比我们显得紧凑合身，也很整洁,皮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得特别精神。 临出发前,叶挺同志作了动员讲话，他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学生队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应该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叶师长在讲话中告诉我们当前的形势:自从蒋介石叛变，湖北、四川发生的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联台戏。河南方面也打起了反共锣鼓，向武汉政府开火,反革命队伍已进逼到驻马店，现在，我们已经向河南继续北伐了。中央独立师的任务，不是继续北伐,我们是要西进,从事西征，迎击杨森、夏斗寅。中央独立师兵分两路:一路沿粤汉铁路南下，迎击夏斗寅;一路由金口溯长江而上,抵挡杨森。
叶师长又专门讲了女生队的任务，他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工作，这就是要搞宣传，另外还要担任救护。叶师长要求我们作一个用笔、用嘴、用实际行动干革命的闯将。叶挺同志的讲话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们在徐家棚车站候车的时候，队伍解散休息。队长叶镛同志走到我们身边来,关切地问候大家。叶镛同志是四川人，讲话温和,个子不太高，但体格结实，皮肤黑黝黝的。平时我们没有什么接触，他也不是女生队的队长,这次西征中,他担任了大队长,我们才归他指挥。出发时，一出队门口，叶镛同志就领着我们呼口号,他声音洪亮，情绪激昂，意气风发。他一面走，一面同政治部的陆更夫同志商谈工作。
陆更夫随女兵出发，担任政治指导员。他比叶镛队长的个子小，生得面目清秀，举止文雅，皮腰带上带着一支匣子枪。他领我们呼口号时，声音更洪亮，比叶队长还带劲。西征凯旋以后，我就再没见着陆更夫同志。后来听说在红军长征的路上，他曾在大渡河掩护毛主席立了功,不幸在过雪山草地时牺牲了。叶镛同志后来随四军教导团由武汉回师广东，参加了广州起义。教导团是中央独立师中军校学生改编的，叶镛同志担任第一连连长。教导团转战到广州以后，成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的主力，叶镛同志英勇作战，不幸负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镛同志在东江被捕，英勇牺牲。
四、西征途中的女生队战斗生活
我们乘火车从徐家棚车站出发，坐的是一节货车车皮。集合上车后，车门一关，就伸手不见五指了。车皮内的铁板上丢了一些稻草,我们就在稻草上坐下来。不久,就到了昨天的战场一一土地堂了。
火车一停下，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就到我们这辆车上来开讨论会。他讲了一下昨天接火与今天追击的前线形势，告诉我们今后全靠步行作战,接着叫大家控诉杨森、夏斗寅的罪行。
会开得很热烈，会上发言的人很踊跃，你一言我一语,摆了不少杨森与夏斗寅的罪行:
杨森是四川军阀，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他巧立名目，搞了许多苛捐杂税。比如卖菜的农民挑一担小菜进城去卖,也要征收“扁担税"…....
夏斗寅在湖北，代表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专门与贫苦农民为敌。他摧残农会，对农民协会会员大肆搜捕、毒打、拘押甚至杀害。他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山先生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总之，凡是夏斗寅军队所到之处，农民百姓就大遭其殃。
天色已黑，火车在土地堂停下不走了。整整一天,我们还未进过饮食。一下火车,就听到区队长的哨音,我们顺着他的哨音在站台上站了队,集合起来去打饭。
我们离开站台，沿着不平的道路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的行军锅灶前,轮流把饭盒伸到打饭的人面前打饭,六个人领一白铁盒子酸腌菜。
饭打齐了,区队长又吹响了哨音，下令“开动”，于是我们在大树下面坐好,六个人围着菜盆,摸着黑大嚼起来。
我们一面说笑一面吃，白铁盒里的酸菜吃完了，连汤都喝光了,几个人笑做了一团,旁边的一堆人也是吃得嘻嘻哈哈的。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笑着在议论今天吃了一顿美味的野餐。
饭后休息了片刻，施主任又到车皮内来召集我们开会。这一回讨论的题目是对伙夫和宣传员的认识问题。
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都提高了对伙夫的认识,消除了那种认为伙夫不如战斗员重要,因而看不起伙夫的错误观点。
由于我们过去对宣传工作认识不足,因此也作得不够,特别是对革命政策的宣传做得更差些。有一次，在某县开过一个群众大会，因为宣传工作没有做好，群众还没有明白开会的意义，会议主席也没有充分理解革命政策，就提议把一个剥削不很严重的商人抓去游街，叫台下赞成的群众举手。台下的人都举起手来。当那个商人游街示众时，许多人都说:“为什么拿他游街呀?”主席说:“拿他游街你们不是都举了手的吗?”许多人都说:“没有听清楚,看见别人举手也就跟着举手了。”
经过这次讨论，大家对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讨论会越开,大家对好些问题的思想越开窍。
夜晚，我们都睡在火车内的稻草上。
第二天早饭后，火车开往咸宁。这是一个县城,但它是一个土城，城里相当荒凉。我们就住在县城的一个大院里。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我们又穿得太多,汗衫、衬衣、衬裤、军装,还有裹腿,所以更觉热得难受。我们又不能和男兵那样开到城外河里去洗澡，只好借老百姓的小瓦盆打点水擦一擦。
也许是房东老大娘出去帮我们宣传了，当我们手执小旗出门搞宣传时，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的群众,有老婆婆，有年轻妇女，有老头,也有小孩,简直是把我们包围了。
我们把她们引到禾场上,勇敢的徐全勇站到一个石滚子上,向他们宣传开了。
“婆婆、伯娘、婶子、姐妹们,你们看清楚了,我们是女兵。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吗?”
群众都望着她,静静地听着。徐全勇向她们讲革命的道理,讲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反革命的新老军阀如何祸国殃民。有问有答,听众越来越多。不独徐全勇讲,我们也各引一堆群众，向他们做宣传工作。顿时，禾场好象变成了戏场，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好象许多台戏在那里唱对台一样。
咸宁毕竟不大，我们这两百来人扛着红旗,一分队一分队地不久就把这个城市走遍了。
咸宁还不是前线，街上的买卖还是同平常一样。我们在这里做了些调查工作，老百姓对于革命的队伍是欢迎的。这里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都还存在。
妇女协会的工作，颇有声色。许多小接媳妇(即童养媳)都从家庭里解放出来加入了妇女协会。她们不再那么怕婆婆，婆婆也没有从前那种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威风了,甚至有些小接媳妇提
出离开婆婆家。
有个叫黄阿凤的小接媳妇对我们说,她要出来参加工作，她的婆婆不准，把她关在家中不准她出来。她说:“我可不是从前的小媳妇了,我反抗婆婆,反对她把我关起来。婆婆呢，越想越生气。她说，‘我今天就要打了’，她真要拿起棍子下手时，我把她的棍子夺下来丢在地上，转身就到妇女协会去告状。妇女协会给我撑腰,把婆婆找来当面评理。结果婆婆说输理了，她规规矩矩地让我去参加工作。”在咸宁,我们遇到这样受封建压迫的妇女很多,黄阿凤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当时咸宁政府还是革命的政权。丧失了权力的土豪劣绅、地主官僚，早已逃之夭夭。这里的老百姓觉悟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如果不把杨森、夏斗这些军阀打垮,土豪劣绅就要还乡,依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他们对革命军很欢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情况。
一个贫苦农民给我们讲了咸宁农民协会成立的故事。
农民协会最初成立的时候,曾被土豪劣绅暗中把持,他们指使混入农协的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对真正的贫苦农民则横加指责，不准入会。流氓拿着棍子,杀气腾腾,满街乱打。于是贫苦农民忍无可忍，就团结起来,组织力量与流氓斗争。流氓见势不好，一边打，一边跑,跑得精光。
有人说:流氓跑得脱,地主跑不脱。大家一声喊:“冲到土豪劣绅家里去!”南街上有一家作恶多端的团总,人群就向他家冲去。这个团总吓得连枪也顾不得拿，赶紧打后门开溜。谁知群众早已将后门包围,把这个团总捉住了。这一下,他象死狗一样赖在地下不动。农民群众也就象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广场上去了。
不用召集，广场上已经围满了人。有人提议把东街上的那个豪绅也抓来,开一个会斗争他们。
斗争中,要他们交代了收买流氓捣乱农协的罪行;吐出他们侵吞的公款，并给他们一人戴上一顶高帽子,半推半拖地在街上游了一个大圈子,使他们低头认罪,凶焰大杀。
这个贫农的介绍使我们增加了斗争的知识。
五、生擒活阎王
农民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支持的。离县城二十来里的何家湾村,有一个土豪偷偷跑回来打听消息,农民马上给我们报信。我们决定去把这个土豪捉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分成几队就出发了。我这一队是贾孟璠、李淑文(赵一曼)、江淑普,还有男同学张凯。我们背着枪走得直出汗。足足走了三个钟头，太阳已经当顶了。
我们一面说话,一面进了村。报信人同张凯先到了,他们同我们一路,向土豪家大门走去。
土豪叫何颜旺,他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别人给他取了一个“活阎王”的外号,他的房子不十分华丽，但是比一般人的房屋要高大、整齐。我们到达时,大门敞开着,堂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又到他住房里搜查。房里也很干净，有一架宁波床(当时最时髦的一种架子上安装玻璃镜的床)，床上没有铺陈帐被，连垫褥都没有。房后有一个套间,从套间角落里可以上楼。我们从楼梯上去，小心地掀起楼板，进到楼上，除了一些坛坛罐罐，什么也没有。当中有一个特大的坛子装满了腊肉。李淑文打开窗户，把腊肉一块一块地扔给楼下的群众。
因为没捉到活阎王，在回去的路上，大家都闷闷不乐，谁也不说一句话。
当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围了一些人，有个象死狗一样的中年人踳缩着躺在大院的屋檐下，这正是我们要去捉的那个土豪。游曦同志背着枪，雄纠纠地守卫在那里。真奇怪!他怎么会被游曦捉到了呢?
游曦是个大个子姑娘，是和我们一同由重庆来武汉投考军校女生队的二十八个同伴之一。她为人朴实忠厚,不多言语。当我们问她如何捉到活阎王的时候,她笑笑说:“是我们分队捉到的,分队离了老百姓也捉不到,归根到底,还是老百姓捉到的!”
原来这个土豪偷偷回家来刺探消息，只听说中央独立师是学生军,此外再也得不到其他具体的情报。他就连夜往城里跑,打算到城里去摸摸底。他走了一夜，到城关厢，天已大亮,找到一个有棚架的石磴，脱下草帽坐在那里擦汗。恰好这时小接媳妇黄阿凤出来挑水，一眼就认出这个土豪。我们分队出发到何家湾捉活阎王的事,黄阿凤早上也听说了。没有想到他今天自己撞上来了。黄阿凤悄悄串联了几个小姐妹,把土豪监视起来,她自己就飞跑到我们队部去报告了队长。队长就派游曦这一分队去抓，还派了两个男同学随她们一起去,终于生擒了这个活阎王。
六、仙桃镇消灭杨森老九师
仙桃镇一仗比土地堂一仗打得更漂亮。中央独立师乘着土地堂胜利之风，担负起“牵羊”(歼灭杨森)的战斗任务。女生队跟随前进，任务还是做宣传工作。
这些日子的宣传工作，又改变了一下形式。先唱《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这个《国民革命》歌，无论男女老幼,差不多都会唱，所以我们几个出去宣传，只要把这个歌一唱，群众就会跟上来和着唱。我们接着再唱《少年先锋队》歌: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着少年旗帜。
我们是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少年先锋队!
这个歌老百姓还不会唱。孩子们喊着:“教我们，教我们!”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还要唱一首《国际歌》,当我们把这首新鲜的歌词唱完的时候,群众就越聚越多。这时,我们就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这个方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还是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后来杨若霞还想出个办法,先演双簧,演完了再做其他宣传。
有一回我们队在嘉鱼的古战场赤壁附近的一家农民的院子内宿营，我们到各家去拜访,谈心。男的,女的,老年人都和我们来摆龙门阵,摆得真是热闹,我们和老百姓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然后他们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参加了我们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宣传的效果。
说起杨森，一九二一年时他是川军第九师的师长，在川南驻防。他兼任永宁道的道尹，下辖二十五个县。当时恽代英同志在川南二十五县联合师范学校(简称川南师范)担任教务长，在他的领导下,以川南师范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遍及了整个川南，当时主要是反对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合校,通俗教育,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婚姻自由，劳工神圣,筹备川南女子师范学校等。杨森表面上也支持过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二年夏天，杨森被旧军阀打败。一九二三年，他又从宜昌打回四川，一九二四年直达成都，几乎统一了四川。这时的杨森不仅不支持新文化运动，而且自己变成军阀了。一九二五年四川军阀联合起来，又把他从成都打到了万县。朱德同志同杨森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占领了武汉,朱德同志到万县去鼓动杨森参加革命。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义的兵舰炮轰万县,在朱德同志的帮助下,杨森和英军打了一场硬仗,争得了胜利和荣誉。
但杨森是个私心极重,野心很大的人，他不仅没有在朱德同志帮助下参加革命，而是乘机大搞投机,企图借革命来扩充地盘,继续走军阀的道路。当武汉政府正式要任命他为二十军军长时，他又与蒋介石勾结，乘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后方空虚之时，与反动军官夏斗寅联合发动政变，调动军队直袭武汉。他派范绍增带着他的老九师出川,顺流而下,一直开到湖北省沔阳县的仙桃镇。
当范绍增率队进入仙桃镇之后，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队从两侧抄来,使之完全陷于革命军的包围之中。
在三面受敌、背阻襄水、进退不得的时候,范绍增感到进占武汉,扩大地盘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只好孤注一掷。他心急如火,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高喊:“给我冲出去,冲出去!”老百姓听到范绍增的咆哮，知道他已走投无路了。
仙桃镇周围是湖沼地,种植了大量的苡仁、菱角,布满了藤蔓, 这是歼灭敌军的好战场。仗刚打响，一些范部官兵企图从湖沼地带逃命，他们背着枪跳了进去，这简直是跳进了铜网阵。菱角藤子,苡仁茎子,就把他们缠住了,满湖都是挂人的刺,不一会就被划破了衣服,刺破了皮肤,满脸满身都是血痕。范绍增一上阵就负了伤,只好化装逃跑,从而全军大败,士兵抱头乱窜,谁也不听军官指挥。他们看到革命军从三面包围过来,只有向水里逃,谁知这种湖沼地越往前越深，加上湖中植物的藤蔓茎刺，根本无法脱身，只好缴械投降。叶挺的队伍在湖沼中缴了一部分敌人的枪。三三两两逃出来的散兵,也都被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抓住了。
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我们女兵正在仙桃镇郊农民家中和农民们开会，会议进行得很热烈。我们宣传说:“现在我们农民协会要积极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妇女也要组织起来，不让败兵再骚扰我们，而且我们还要去对付他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有组织的农民是不可欺负的。”有一个青年团员马上接着说:“你这话完全对，我们家那边这次吃了亏,遭了抢,不就是各顾各的原因吗?”妇女协会的一个姑娘急着说:“么事我们还不积极联合起来干呢?”
李淑文趁此说:“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猪和牲畜，抢去了我们很多衣物，我们要向他们讨还这笔债。”
李淑文就是赵一曼同志,四川宜宾县立女校的学生,是从四川和我们一道考进军校女生队的。她很老实，很坚强，立场坚定,革命道理比我们懂得多。
在农民家里的这次会上，赵一曼和游曦两个人特别活跃。赵一曼不象在学校那样好象有一股傻劲儿，游曦也不象在学校时那么沉静寡言。在这次西征的前线，她们锻炼得更坚强了。在她们领导下，在会上，农民们、妇女们不但积极发言，而且积极献策，会后到各村庄去串联。
正在这紧急的时刻，我得了急性喉头炎，医生把我送下火线，退到徐家棚车站担任检查。这是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之后。
七、胜利归来的女生队
战火结束得很快。土地堂一仗,打败了夏斗寅,仙桃镇一仗又把杨森的队伍消灭了。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唱着凯歌回到武昌。在这次战争中，同学们都受到了锻炼,也存在着幻想,以为革命事业并不难。
但是,武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右派活动猖狂，不断制造反共舆论,我们回来那股高兴劲不见了，很多人都在考虑着革命的前途。赵一曼又显得沉默起来,游曦又少说话了。
形势越来越沉闷,到处死气沉沉。看到的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很多领导人也不见了，代理校长邓演达也不来给我们作报告了，党代表恽代英也看不到了。陈毅同志这时当了军校的党委书记,在两湖书院办公。他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乱轰轰地忙作一团。
独立师的女兵队部，已没有西征时那样威严，既不吹号站队，也不出操，会客的却多了起来。经常这里一堆，那里一团地嘀嘀咕咕，男女同学都象是在密谈什么。女兵们过去那种谈笑风生的情况消失在一种相对无言之中。
武昌已经有逮捕共产党的事情。
有人到女生队来秘密宣传组织国民党的新左派。
共产党员赵一曼和游曦显得更沉默严肃，却忙着开会。市面上很混乱,当时用的国库券跌价了。
革命的武汉,正酝酿着国共两党第一次联合的分裂。不久,汪精卫就公开叛变了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女生队中许多同志又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一九七八年九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五辑，有胡兰畦编写，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