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巴西地区，单独北上以后，张国焘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张国焘为了公开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第一步就是强令红五军从墨洼撤回阿坝，逼迫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其草拟的所谓反对党中央、指责党中央率部北上为“逃跑”的通电上签字，这一招当即遭到朱德、刘伯承义正辞严的驳斥和拒绝。
张国焘为此大发雷霆，在阿坝擅自召开会议，授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攻击党中央.斗争朱德总司令。在会上.朱总司令据理力争，坚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以大量事实，驳斥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
他说：南下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补给困难，所以，南下不仅在政治上不利，在军事上也没有出路。
在会上，有些人对朱德的发言不满，他们在张国焘的指使下，攻击中央北上是右倾逃跑，要把几十万红军拖垮。
发言最激烈的是黄超，他说，不是中央要北上，我们也不会离开川陕苏区，现在应该回头南下了。
在阿坝会议上，张国焘企图迫使朱德总司令屈服的阴谋未能得逞，便暗地里唆使一些下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朱德、刘伯承首长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有的人把朱、刘首长住地的哨兵撤掉了，使朱、刘首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更阴险毒辣的是、张国焘竟授意个别人，在一天夜晚，把朱当司令从江西骑来的那匹青黑骡子，偷出去杀死吃掉了，迫使朱德在行军时无马可骑、全靠两腿步行，企图以此把朱总司令困死于治泽泥泞之中。
后来，由于朱德一直得到多数红军指战员的爱戴和保护、才安全渡过了南下的征途。
在阿坝会议上，张国焘还公开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宣传活动，大肆诬蔑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北上红军“不拖死也会冻死”。同时利用四方面军指战员多是四川人而存在的狭隘思乡观念，提出“向南走一千，绝不向北走一天”、“打回老家去，收复通南巴”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
会议之后又把印着“反对毛周张博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的小册子.散发给四方面军的所属部队，并指示部以教唱反对“右倾逃跑”鼓吹南下正确的歌曲。
张国焘在多次试图压服朱德、刘伯承未成之后，即着手重用亲信，打击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的干部，以专断对红军的领导权。
他将周纯全提升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又让李特取代叶剑英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编在左路军的红五、三十二军得悉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北上后，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就派亲信去掌握这两支部队的军政大权。任命黄超为红五军政治委员、并指使人到三十二军进行煽动性的污蔑宣传，企图从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控制，
将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朱德干革命的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和三十二军参谋长郭天民，以及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逃跑主义路线的红九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红五军参谋长曹里怀等分别免职或降为总部的部长、局长，
又把从原一方面军调任四军参谋长的张宗逊和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免职，调红军大学工作，同时将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降为副参谋长。
更为卑鄙的是，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中下层干部则不惜使用杀手。
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侦察科长胡底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压迫朱德、刘伯承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张国焘先是派人对胡底进行劝说、恐吓，遭到胡底严厉驳斥后，竟把胡底打成“反党分子”,关进保卫局.在南下途中秘密将其杀害，并造谣说胡底是行军途中患病而死的。
9 月 1 5 日和17日，张国焘一意孤行，正式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左路军之先头部队红五军全部，红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和右路军之红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
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寒冷，再次通过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
至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全部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10月5日，张国焘到达理番县卓木碉后，即迫不急待地召开了所谓“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3000人”的干部大会，擅自宣布“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成立临时中央的决议。
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这种对党中央领导人下令通缉，以及前面提到扣留军委纵队，就是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用对敌斗争方法处理党内矛盾的恶劣行径，说明张国焘已气急败坏、公然走向了反党道路。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他们作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原则立场。
张国焘见此情形，即对刘伯承总参谋长进行报复，擅自宣布“刘伯承去办红军学校”、“任总教官”,未经组织手续即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解除了他的指挥大权。与此同时，张国焘还在会上坚持要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党中央北上。
朱德随即表示：党中央毛儿盖会议通过北上决议时自己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自己赞成了的行动。相反，现在我们决定南下，倒真正违背了中央的决议。当前，两支红军虽然暂时分开了，但大敌当前，我们都要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我相信，两大红军主力将来还会会师一道，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朱德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言语，使与会干部深受感动，促进了红军内部的团结，避免了党和红军的进一步分裂。由于朱德等同志据理力争，张国焘在会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哑口无言，尴尬得很。从这以后，张图焘的嚣张气焰才略微收敛了一点，公开场合再也不敢把朱德怎么样了。
历史对张国焘作了结论
上面我对张国焘在“密电事件”及前后一段时间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作了一些揭露。张国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野心家、阴谋家，上面写到的这些史实不过是他干的坏事中的几件。
早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就擅自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会师以后，他又一直把红四方面军当作自己争夺权力的资本.仗恃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
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悲观地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错误地主张向西康或青海等边远地区退却。他在组织上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人唯亲，陷害忠良，挑拨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甚至另立伪“中央”、走向了分裂主义的罪恶道路。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对张国焘的一点印象从1935年6月到1936年9月这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我没有直接在张国焘手下工作，却有断断续续的接触，特别是天全、芦山进行南下战役和次年在西康炉霍那段时间，总司令部与总指挥部有时是合署办公，有时相距很近。
我在思想上对张国焘有警惕和戒备，但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不仅要去见他，听他讲话、作报告、而且还要向他请示、报告问题，他对我亦有过面示，因而有些印象。
张国焘，身高约1.67米，四方脸孔，两眼有神。年近40.思维老练，口音是南腔北调。因为他出生于江西萍乡，就读于北京。我俩还算同一省份的老乡呢。
张国焘深沉内向，说话、做报告神情自若、慢条斯理，叫起同志来总是说“同志哒!”把“哒”的口音拖得很长、既无吸引人的宏亮之音，也不善于喜笑颜开的鼓舞人心.不像陈昌浩那样喜、怒、乐、哀表露分明。
张国焘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周游过中外，见识面广，科学知识比较丰富，他写的电报、书信和讲演稿子的文字比较正规，不潦草，但远不如朱德写得流利潇洒使人爱看。
张国焘穿一身红四方面军的普通军服，但他的上衣除前面有上下四个匀称的口袋外，在两侧还特意缝了插进两只手的暗口袋。
他待人处事表面上看没有高官特殊化的架子，比较平易好接近，但对待问题总是老谋深算，独思而行，肚量狭窄，没有政治家的宽宏气度。对反对他的人，不高兴的事，采用两面态度，往往当面圆滑、不撕破脸皮，事后大做文章，用最毒辣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收拾你。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事实外，还说一件当时私下听到的消息：“张国焘唯恐他的一贯错误行为被揭露，竟下令将一直同他作斗争而遭长期扣押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卓克基秘密处死，事后造谣说曾已‘逃跑投敌’,以欺骗群众。”.
这是1935年7月上旬北上途中在卓克基发生的惨案。
由于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六大前历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有长期的政治斗争经历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因而在四方面军有一定威信。加上张国焘另有一套欺骗群众、笼络干部的手腕，他就凭借这种威信和本事，以及兵力、装备上的优势，在一个特定时期推行其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利欲薰心，手段阴毒，这就是我对张国焘总的印象。
野心家、阴谋家是不可能长期欺骗群众的，因此，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为广大干部了解后，大家都起来坚决揭露他的罪行，几乎没有一个人跟他走。
因此，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我觉得在总结四方面军的历史教训的时候，应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首先.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严格区别开来。那时，是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强令执行南下路线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和总指挥部的同志们，均是无辜受害者。
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南下百丈战役遭受严重失利、多过了两次雪山、草地，红四方面军能 从 两 军 会 合 时 的 8 万 多 人 到 会 宁 再 次 会 合 时 锐 减 为 3 万 多 人吗 ? 几 万革命先烈就是因为被迫执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英勇牺牲的。若是英烈有灵的话，在九泉之下也会去找张国焘清算这笔屈死之帐的。这段分裂的罪恶责任，只能算在张国焘身上。
至于我们这些受尽那段千辛万苦而幸存健在的老同志，自己心 中 无 愧 ， 同 张 国 焘 没 有 瓜 葛 ， 又 不 是 他 的 追 随 者 ， 当 时 也 不 了解具体情况，更同张国焘的错误无关。
其次，也要把张国焘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张国焘是分裂党、分裂红军，阴谋危害党中央的策划者，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至死不悔。而其他领导人与张国焘根本不同，只是南下路线的执行者。
徐向前同陈昌浩也是有严格区别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我的内心很矛盾。”当时坚决制止了红军打红军，而且以后又作了自我批评。
而陈昌浩当时的态度“很坚决”,是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但他同意徐红军不打红军的主张也是不错的，因为那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他要打徐也阻止不住。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川康地区北上到达甘肃会宁再次同中央红军会合以后，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红一 、二 、四方面军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共同对敌，与全军一起开创了新局面。
而张国焘则于1938年4月只身叛逃，成了蒋介石的特务，反共40年，晚年亡命国外。
1979年12月3日，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病院里，落了个可耻的下场。历史给他作了应有的结论。
因此，从总结这个历史反面人物的教训出发，在党史、军史中揭露与批判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和阴谋危害党中央的罪行没有什么不好，它无损于党和军队的友谊与团结，只会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北上与南下
《三国演义》第一回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句含有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但这句话用在红军发展史上只说对了一半。
就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段而言，红军确实经历了从合到分的不幸过程，但这个“分”却完全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所致，带有明显的偶然性。
相反， 一旦党和红军克服了暂时的困难，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红军就一定会“分久必合”,为了革命的事业。尽快走到一起，团结起来，齐心战斗，共同对敌。
在这里，对比一下两大主力红军分手以后分别北上和南下作战的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揭露张国焘南下路线的错误，总结我军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中央红军北上
“密电事件”后，党中央即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随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蔡树藩、李富春、林伯渠等。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北上方针以及部队的整编问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分析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历史根源，号召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会议考虑到为了教育与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更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这一决定当时只在中央委员中传达，没有向全党公开宣布。
会议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缩小编制，进行整编的建议。
决定：
1. 将第一、三军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
2. 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与领导全国红军的工作。这是全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3. 成立编制委员会，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9月13日，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7日，攻占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18日，乘胜占邻哈达铺。
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为时五天的休息与组织整编，这是长征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缩小编制。整编按照彭德怀“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及战略任务，我们军队的编制应有改变”的报告进行的。
军改为纵队，取消师团的建制，改称大队，大队不设营.每个大队编四个步兵连， 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三挺机枪)。
改编后的纵队序列为：
第一军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下辖五个大队。
第三军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下辖四个大队。
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
中革军委与一方面军司令部各局科亦进行了缩编。
一局缩编为作战科，科长伍修权，第二、三、四局名称虽未变，局长亦系原来的曾希圣、王诤、宋裕和，但各局均撤销了科的编制，人员大为减少，各局共计130余人。
政治部各部共计不超过60人，保卫局缩小到最低限度，合在政治部一起，体现了充实连队，精简机关，减少指挥层次，职责分明，工作效率高的特点，以完成党中央与支队首长赋予的一切任务。
党中央到达哈达铺后，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对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就是第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领全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占哈达铺镇后，查获了敌军鲁大昌师部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带回来的书籍、报纸，从中找到一张7月×日的《山西日报》,该报刊登了一条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
这真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在这之前，党中央虽然也知道陕西有红军存在，但因没有建立无线电和其他通信联系，并不了解其中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他们在陕西何处。
由于敌人披露了陕北苏区的情况，党中央立即召开了干部大会，把这一振奋军心的消息告诉大家，结果全军士气大振。党中央旋即决定立即向陕北进发。
9月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急速北进，渡过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城。此后又分三路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
10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业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为建立西北苏区的新的战略任务而斗争。
而留在阿坝与包座地区的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红四、三十军则在张国焘错误方针的指引下，重新南下川康边，历尽波折，损失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