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古装影视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官府在城墙或市集等显眼位置张贴着追捕逃犯的告示。这些告示上往往会附有逃犯的肖像画，类似于现代的“大头贴”。当然，画风全看画师心情了。在古代，由于科技水平有限，并没有现代相机这样的设备来捕捉和记录逃犯的清晰面貌。因此，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古代通缉画像往往显得颇为粗糙，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的人们是如何依靠这些画像成功捉拿逃犯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揭开古代通缉令的神秘面纱。
有史料可考的通缉令，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据《国语·楚语》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记载，楚平王荒淫无度，所以在其为君主的时候，楚国的国力日渐衰弱。与此同时，楚平王听信谗言，怀疑太子将兵，外交诸候，且欲入为乱矣，于是质问当时身为太子太傅的伍奢。在费无忌的挑拨之下，楚平王处置了伍奢和他的大儿子伍尚，只留下了小儿子伍子胥，被迫从楚国逃到了宋国投奔太子。楚平王听到了伍子胥逃了的消息，为了追捕他，命人绘制了伍子胥的画像，在全国范围内张贴，甚至还设了悬赏，可谓是布下天罗地网。好在伍子胥历经磨难之后，逃到了吴国，做了吴国的相国，最终得以报仇雪恨。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
不过话说回来，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实物通缉令，是在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额济纳河的肩水金关旧址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这份通缉令是公元前52年颁布的，通缉的是一名牵扯在广陵王刘胥诅咒案中的婢女。这名婢女在通缉令中被称为“外人”。这份通缉令保存得比较完整，而且通缉令中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案件进展都有描述，却唯独没有像通缉伍子胥的时候一样，配上婢女的画像，而是用文字直接描述了婢女的主要特征：“为人中壮，黄色、小头、黑发、隋（椭）面、拘颐，常戚（蹙）（额）如频（颦）状，身小长，托廆（huì）少言。”这段描写是说这位婢女身材稍胖，有黄色皮肤，头较小，黑发，椭圆脸，额头较窄，时常皱着眉头，好像心口疼的样子，有一点高，性格孤僻少言。通缉令能详细到这个地步，有没有画像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通过这两种形式的通缉令不难发现，其实通缉令中画像的功能是为了描述犯人的具体外貌特征和传递其他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成功抓捕住犯人的目的。有人或许要问了，既然文字也能起到描述外貌特征的目的，为什么还要用这些看起来并不那么精准的画像呢？这主要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古代的平民百姓中，很少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引用罗斯基对清朝大众识字能力的研究，在1880年的光绪初年，全体民众的识字率大概在16.6%到28%之间，而其他朝代民众识字的情况已经很难找到具体数据佐证。有学者认为，唐宋之前的识字率应该都不高。所以古代人在张贴公文告示的时候，往往会有官吏在一旁诵读讲解。而有了画像就不一样了，即使百姓无法阅读通缉令的内容，但可以通过画像直接得知犯人的主要特点，解决了不便于民众理解和传播的问题，进而增加了犯人逃脱追捕的难度。同时还便于官吏们在追捕的时候用画像直接对比嫌疑人的外貌特征，省去了逐字逐句对照的时间。所以从唐代之后，出现需要追捕犯人的时候，一般都会在通缉逃犯的海捕文书上配上逃犯的画像（画影图形），以便官民辨识和缉拿犯人。
小伙伴可能又要问了，这么随意任性的画风，真的能够抓到犯人吗？不会有抓错的情况吧？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抓到犯人，用画像抓错人的情况还真有。南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民族英雄文天祥就遇到了这么一件趣事。当时，蒙古军队正在用通缉令通缉文天祥，结果他们在无锡抓了一个名为林附祖的秀才，硬说他就是要犯文天祥。林附祖百般解释，但官兵们拿着画像仔细对照，说他40岁左右，头戴斗笠，身穿长袍，脚穿黑靴，和画像完全一致，绝对没有抓错人，然后林附祖就被缉到了京口。幸好文天祥是南宋的宰相，算是公众人物了，很多人都认识他，于是便把误抓的林附祖给放了，还了他清白。这件错抓乌龙被文天祥听说之后，文天祥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林附祖》的诗来嘲讽这个趣事：“画影图形正捕风，书生薄命入置中。胡儿一似冬烘眼，错认颜标作鲁公。”可见这画像画得确实很写意，毕竟满足斗笠长袍和黑靴的人一抓一大把。但是话说回来，尽管会有错抓的情况，但是古人通过通缉画像还是能抓到犯人的，主要是因为除了画像，还配合了其他的一些手段。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代通缉令上的画像虽然并不是完全和本人一样，但是描绘的身材胖瘦、面部轮廓和一些重点的相貌特征还是比较准确的。通过这些特征，就能锁定目标的大致范围，筛掉明显不符合的人，让官吏们有针对性地展开搜捕，既缩短了抓捕时间，又能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力资源。其次，古代交通并不方便，犯人就算想逃，没有马的情况下也跑不了太远。而民用马和官马也不一样，官马的品质更好，他们的跑速和耐力也比民马要优秀得多。再加上通缉令在民众和各个驿站之间的传播速度更快，覆盖范围也更广，犯人几乎就是逃离了一个封锁圈，立马又进了新的封锁圈，想跑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的连坐制度。商鞅曾经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颁布并实施了许多法令，包括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他把全国人口在先秦的户籍相伍制度上增加了什伍连坐法，也就是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十户人家编为一什，一户犯罪，其他各家都应该主动告发，否则会承担连同惩罚，这一制度在宋朝演变成了保甲制度。与此同时，商鞅还要求使用照身帖，照身帖上有持有人的户籍和头像的信息，没有照身帖的人会被认为是黑户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而且外出远行和夜宿旅店的人必须出示照身帖，否则关口不能放行。这种身份证明制度一直沿用到后期。在连坐制度和照身帖的双重加持下，被通缉的逃犯一般不会在相邻的家中躲避，同时也几乎很难跨越地区逃亡。
除此之外，古代也会通过重金悬赏的方式来鼓励民众积极配合侦查活动，并明文规定了不同情况的奖赏标准。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这里的五万可不是五万文钱，而是五万两银子。根据悬赏对象的不同，最低的赏金也会有几十两。面对这种从天而降的奖励，甚至是宛若彩票一般的高额赏金，百姓们就会依照通缉令上的画像对身边的人多多留意。一旦看到有人形迹可疑，即使与画像并不是那么一致，也会去官府举报。在这种紧张严密的监视下，犯人想要逃跑可谓是举步维艰。
三才图会
但是说实话，古代的画像确实是过于写意了。很多人觉得，不光是通缉令，就连古代名家所绘制的人物画像看起来也都长得差不了太多。甚至在《三才图会》中，你会发现好像同一张脸，换了换胡须和发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人物了。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的人物画，古人更注重画面所传达出来的意境，而非是人物本身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多以佛教人物画为主，比如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这一时期的绘画风格也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到了隋唐，宗教绘画更趋向世俗化，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在画像的心理刻画与细节的描写上更为突出，但是人物的面相依旧十分相似。等到了北宋，人物画开始更偏向于人物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的创作上，比较有名的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是直到明清，才出现了曾鲸和其影响下的波臣派，也是自此开始，传统人物画在受到西方油画的影响下，演变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风的肖像画，不再是一个模子复刻出来的人物像了。
当然了，《三才图会》是个例外情况。这本人物画册中的人物跨度非常大，而作者只有王圻和儿子王思义两人。再加上关于这些名人的记载比较少，样貌到底如何全凭脑补，所以他们就采用了批量生产的方式，只要画出来就可以了。而随着相机的出现，人物画像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写实功能，转而更多地强调其艺术表现力。但古代留下的诸多人物画像，除了展示那个时代的画家的技艺高超之外，还为我们重现了那些无法亲历的历史时期，让我们能够一窥当时社会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