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劫案又起
“首都饭店”二楼东侧2003客房下榻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客商安达拉，她是与港商陈鸿时坐同一辆大巴从广州市区来番禺县市桥镇的。安达拉四十岁出头，系印尼土著家庭出身，其祖父、父亲都是部落首领。她在少女时期跟着其老爸的好友、英国传教士威廉神甫前往伦敦，在那里上学、生活，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二战即将结束时，军官丈夫在海战中阵亡。战后，安达拉以寡妇身份返回印度尼西亚。
根据其部族的习俗，嫁到部族以外的女子不宜回乡定居，回到印尼后，她选择居住在雅加达，用抚恤金、亡夫的遗产以及部落首领老爸给予的赞助，经营一家对外贸易公司。她在英国上大学时攻读的是贸易，毕业后在英国的商贸公司工作过，算是有一定经验。不过，做生意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对外贸易公司一直不温不火，每年年终盘账时虽然没有亏损，但盈利有限，仅仅是勉强维持而已。
三年前，安达拉考虑到进口业务的便利，在香港设了一个办事处。说是办事处，其实只是租了个门面，雇了一个职员，相当于如今常见的“工作室”。门面虽小，但安达拉很快发现，这个办事处对于改善公司业务颇有益处。在香港设立这么一个窗口后，可以直接跟中国内地做生意采购商品。之前，安达拉已经参加过广州市举办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采购的中国陶瓷运往印尼后大受欢迎，获利可观。此次中国方面举办更大规模的广交会，她自然是非来不可的。
安达拉去年来广州参会时，由于“华南物资交流大会”规模不大，外籍客商都被安排在广州市区的宾馆下榻。这次，广交会组织方把侨商外商的下榻点扩展到番禺、佛山、从化，她被安排到番禺。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游览广州周边的县城，下午坐车抵达饭店办好入住手续后，立刻兴致勃勃地出门游览，连晚餐都是在外面吃的，直到晚上8点方才返回饭店。
算算当天的行程，早上离开香港，中午到达广州，前往中苏友好大厦广交会会场报到，然后坐车到番禺，又马不停蹄地在县城里转悠了几个小时，整个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安达拉的疲惫可以想见。回到客房肯定是想简单洗漱一下就赶紧休息。
可是，安达拉未能如愿。回到客房后，一杯薄荷茶还没喝完，房门被轻轻叩响了。安达拉有去年来广州参加“华南物资交流大会”的经验，中国内地的治安状况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广交会接待方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未把先前港商陈鸿时刚返回饭店就遭遇抢劫的情况告知其他住店旅客----谁能想到那个“鬼佬”大盗竟然杀了个回马枪，回到饭店二次作案呢?
性格中本就有点儿大大咧咧成分的安达拉根本没有“防范不测”的概念，她以为敲门的是饭店服务员，听见叩门声便去应门。房门开处站在眼前的是一个西方人相貌的男子，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嘴里轻声用英语嘟哝了一句什么。安达拉没听明白，但对方这副西方人的相貌让她放松了警惕，寻思不是服务员，大概是同住在这家饭店的旅客，很可能跟自己一样，是参加广交会的外籍客商。于是，她也礼貌地报以微笑，并用英语询问:“这位先生，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对方再次开腔，伴随着一声“Yes”，往房间里跨出一步的同时，闪电般伸出右手锁住了安达拉的咽喉!跟着又是一串快疾得令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脚下使个绊子，苦主站立不稳，略显臃肿的身体往一旁倾斜，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对方突然松开了锁喉的右手，快速绕到安达拉身后，左手将其扶住，右臂伸展，肘弯已经勒住了安达拉的脖颈。
安达拉被突如其来的锁喉动作折腾得苦不堪言，惊吓不说，还呼吸困难。待对方松开右手，她刚要呼救，不料案犯动作神速，身形一闪，又从身后控制了自己，她能明显感觉到对方手臂对颈动脉的压迫，顿时头晕眼花，呼救声也被憋在嗓子里，转化成一串难以遏制的咳嗽。待喘息稍稍平复，对方已腾出左手关上了房门，还顺手扣上了铰链。
就这样，转瞬之间，安达拉就落入了刚刚在“首都饭店”干过一票活儿的“鬼佬”大盗之手。随着房门关闭，他放开了作案对象，手里凭空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若是让港商陈鸿时看到，一定会觉得眼熟。然后，他用英语对安达拉进行威胁，那套说辞和先前陈鸿时听到的如出一辙。
安达拉也患有高血压症，而且比陈鸿时更严重，当下血压飙升，脸上一片绯红，心跳也开始加速。“鬼佬”大盗似乎有些医学常识，见状便断定这个不幸的女苦主有病，而且估计到她这趟旅行肯定带了药物，在她被迫遵命打开坤包交出钱财时，“鬼佬”大盗提醒她应该服降压药，以免由于眼下这场“意外”对健康造成影响。
安达拉服药后，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港币、美元和中午抵达广州时兑换的人民币，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近万元，此外还有黄金首饰三件。但“鬼佬”大盗并不满意，又取过坤包检查了一番。与之前打劫陈鸿时一样，他对那本空白支票不感兴趣;但这主儿对于玉石似乎略知一二，拿出安达拉的那枚签名章，只一看，脸上就露出如获至宝的喜色，随即把印章揣入怀里。
这是一枚“黄金黄”田黄石狮钮方章，冻透润泽，质感细腻，萝卜丝纹清晰绵密，通体呈黄金黄，外裹一层明显的包浆，幽然古朴。稍后案件侦破，该印章被追回，古玩收藏专家的鉴定结论是:该印章的石料堪称田黄石中的极品，市价至少三万元人民币。
警方从苦主安达拉那里了解到，这枚印章是其已故英国丈夫当初在订婚仪式上连同一枚2克拉钻戒一起赠送给她的礼物，据说以前上面是刻有篆字的，她丈夫连寻常汉字都不识一个，更别说篆体字了，根本不知其意。因为要送给安达拉改刻签名章，就请人把上面的篆字磨掉了。婚后，安达拉曾询问过该印章的来历，丈夫告诉她，十九世纪中叶，其祖父参加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印章是祖父抢到的战利品。其实他祖父是个老粗，根本不识货，只是觉得这个印章颜色好看，体积不大方便携带，就留下了。祖父死后印章传到他父亲手里，他父亲更没当回事，把印章跟家里的一些零碎杂物放在一起。小时候搬家清理东西，他觉得这枚颜色如黄金般的印章很漂亮，开口向父亲索要，父亲就给了他。
侦查员查阅资料，所谓“十九世纪中叶参加英法联军”，那应该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10月7日，侵略军闯入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并放火焚烧。圆明园以及位于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处的宫殿、文物，全部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如此看来，安达拉的这枚印章就是其亡夫的侵略军祖父在那次浩劫中掠夺的财宝中的一件。
念及苦主患有高血压，抑或是意外获取这枚田黄石印章，“鬼佬”大盗的心情不错，接下来对安达拉的处置，相比港商陈鸿时“优待”了不少。陈鸿时被勒令面壁而站，安达拉则可以坐在椅子上，双手背在身后，当然也要面向墙壁。对其的威胁警告，倒是跟之前对付陈鸿时一般无二:“你不必紧张。常言道:破财消灾。你已经'出血’了，只要依言照办，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
好在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安达拉稍稍放心。她并不知道之前港商陈鸿时被劫的情况，对于“鬼佬”大盗在其背后发出的塞塞窣窣的动静也是不得其解。不过，她并未像陈鸿时那样听见“鬼佬”大盗离开房间时的关门声----大盗离开时带走了房间钥匙，他是用钥匙在外面轻轻锁上房门的，没发出一点儿声音。正因如此，安达拉一直心下惴惴，不知大盗有没有离开。很长时间后，她才战战兢兢回过头来，发现大盗已走，于是打电话报警。
以景声浩为首的专案组侦查员刚忙完排查布控等一应必须连夜要做的工作，回到番禺县公安局在后院为他们安排的临时驻地，正准备一边吃公安局食堂送来的夜宵，一边汇总情况，突然接到“首都饭店”的二次报警电话，不由得个个目瞪口呆!一干刑警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了，连续作案的案犯他们也不是没见过，但“鬼佬”大盗这般胆大包天器张至极的作案手段，却是连想都没敢想过!当下，自是顾不上吃夜宵了，汇总会议也别开了，全体出动再次前往“首都饭店”吧。
饭店那边，派出所民警已经到达现场，但这是“101专班”管辖的案件，带队的章所长只是安排民警对饭店实施封控，不管外商侨商还是饭店员工，所有人都禁止出入。个别参会客商贪恋小城夜景，在外面逛到半夜才回来，也都被拦在饭店门口，核实身份后请至饭店对面的小学，在老师办公室暂时休息，有饭店服务员为他们提供茶饮点心。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赶到饭店时，见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原来饭店方面见苦主安达拉的情状似乎有异，一问才知道她有心血管疾病，遂往县人民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侦查员抵达时，医生正在饭店底楼的夜班员工休息室为安达拉作现场检查。安达拉听说警察来了，即刻要求停止检查，要向警察说明遭劫过程，以便警方尽快抓到案犯，挽回其损失。景声浩下令:“老伍同志留下，和我一起听安达拉陈述情况，其余同志勘查现场，大家抓紧时间行动吧。”
听了安达拉的一番陈述，景声浩、伍今胜不约而同领会了“鬼佬”大盗把客房钥匙带走的意图----他对钥匙其实并无兴趣，之所以带走，是为了达到不发出一丁点儿声响就把房门关起来的目的。这样，安达拉就不至于立马发作大喊大叫，给他争取时间，以便顺利逃离作案现场。
如果这个推测准确的话，这主儿应该是一出饭店大门，就把这枚拴在木牌子上的钥匙扔掉了。这么一样已经没有作用的物件，留在身边反倒容易惹出麻烦，比如遇见夜间街头经常能看到的警民流动巡逻组，人家上来盘查甚至搜身，那枚钥匙就可能导致穿帮----钥匙牌上有“首都饭店”字样，自从下午港商陈鸿时遇劫，这家饭店的名字已成为整个县城公安人员的敏感词，他身上带着有敏感词的钥匙，人家自然要进一步盘查。他这么一个金发“鬼佬冒充别的身份不好使，若谎称自己是下榻“首都饭店”的参会外商，人家一句话就能让他现原形--“你说你是来参加广交会的，那好护照拿出来看看。
之前的案情分析会上，众侦查员已经对其真实身份进行过讨论，认为他多半是一个广州市区的混血儿居民，系中国国籍，所以他是拿不出护照来的。如此，等待他的就是手铐了。
景声浩、伍今胜交换过意见，随即直奔饭店大门。
“鬼佬”大盗要扔掉钥匙，不可能是随手之举。“首都饭店”大门外是马路，马路两侧都是商店、住家，夜间关门上锁，并非绿化带那样可以随意丢弃东西的地方。加之为了迎接首届广交会的举办，给外商侨商留一个好印象，商铺门口的人行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从昨天开始，镇政府和周边的居委会还专门组织类似如今“朝阳群众”的热心大妈上街，提醒路人注意保持环境卫生，制止乱扔垃圾废弃物的行为。这时候天早就黑透了，大妈们都回家了，但马路上还有行人经过，“鬼佬”如果就地扔掉钥匙牌，很容易被人注意到，钥匙牌很快就会落到警察手里，那岂不是等于告诉人家自己的逃窜方向吗?
两位侦查员一出门，景声浩一指左前方二十多米处的垃圾箱:“咱们先到那里去看看!”
虽然夜间少有居民出来倒垃圾，但是垃圾箱还是有一些垃圾的。景、伍二位用手电筒一照，很快就发现了安达拉房间的钥匙牌.这个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鬼佬”大盗在抢劫陈鸿时和安达拉之后，都做了一番饭店清洁工的活儿，消除了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迹。可是，他忽略了钥匙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此刻，钥匙牌被侦查员发现，随即送往县公安局检验室提取了指纹。稍后，这个指纹对于确定作案者的身份起到了关键作用。
景声浩、伍今胜听取安达拉的陈述以及寻找钥匙牌的时候，其他侦查员同时对“首都饭店内部包括安达拉所在的2003客房进行勘查，亦有重大发现----查明了“鬼佬”大盗在抢劫港商陈鸿时之后直到对安达拉实施抢劫前这段时间的去向。
并非像之前分析的那样，“鬼佬”大盗在抢劫陈鸿时之后，混迹于出门游览的客商中逃离了饭店，相反，他依旧留在饭店里，更确切一点儿，他就躲藏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间里
这个楼梯间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被饭店作为放置床上用品的库房。“首都饭店”的客房门锁都是当初建造时从荷兰进口的原装“强盾牌”旅馆专用门锁，那是欧洲名牌产品，售价不菲，故而仅用于客房，饭店里其他需要安装锁具的房间，使用的就是民间常用的司必灵锁了。楼梯间库房门上的这把司必灵锁，可能是产品本身有缺陷，也可能是多年使用下来，出现了“金属疲劳”现象，反正最近这段时间频繁出现故障，具体表现就是房门经常关不拢。本案发生后，饭店请来锁匠师傅检查，锁匠师傅的结论是，并非锁具本身的问题，而是房门与门框连接处的金属合页松动导致的。
这个情况，只有饭店内部的客房服务员方才知晓(他们天天跟床单被套打交道，出入的次数较多)，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注意到，更别说住店的旅客了。“鬼佬”大盗不知怎么在事先踩点时留意到了这个细节，在制定抢劫计划时，把这间库房作为两次作案之间的临时藏身点兼休憩处。
那么，侦查员是怎么发现这个藏身之处的呢?说起来，这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要怪“鬼佬’大盗自己。
按说这厮的反侦查意识已经算是够强的了，前后两次抢劫离开现场前，都须做一番可能比饭店服务员还要认真仔细的清洁工作，出门时甚至把手帕压在门把手上，以免在把手上留下指纹。但百密一疏，他还是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首都饭店”既然是接待外商的涉外宾馆，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自然比一般的饭店高得多，比如走廊的地面，那是时刻要保持光可鉴人的。走廊经常有清洁人员打扫，案犯两次进行抢劫作案前刚好有清洁工擦过地。他虽然清理了房间里的鞋印，却忘了在走廊里也会留下足迹。
这个疏漏，在他对港商陈鸿时实施抢劫时就已经存在。但陈鸿时被劫是第一个案件，苦主打电话报警后，又去饭店服务台说明情况，引着好几个工作人员进入房间，现场难免混乱。尽管有负责安保工作的退伍军人老朱喝止，提醒大家注意保护现场，却还是晚了一步，走廊里“鬼佬”大盗留下的足迹已被破坏了。
第二个案件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是安达拉在“鬼佬”大盗离开后，并未慌慌张张开门呼救----她有心脏病，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激动，否则当场犯病也说不定。因此，她是直接打电话报的警，报警后也没有离开房间。二是陈鸿时遭劫后，老朱因为没能保护好现场，受到了县公安局方面的批评。老朱自是恼火，当即召集饭店员工，给他们做了一番关于保护现场的讲解。
前面说过，饭店并无电话总机，客房里的电话是由邮电局总机房转接的，饭店方面直到警察去而复返，才知道刚刚又有一位住店客人遭劫。而值夜班的老朱有了前车之鉴，闻讯立刻守在二楼楼梯口，不但不许员工上楼，连住在二楼的旅客也不让离开自己的房间。侦查员得以对二楼走廊的地面进行技术处理，使用化学药剂显示出“鬼佬”大盗的来去足迹，轻而易举地复原了这厮的行动轨迹--他是从二楼、三楼之间的楼梯间出来的，到2003客房作案后，大摇大摆地下楼出了饭店大门。
接下来，侦查员对楼梯间内部进行了勘查。“鬼佬”大盗应该是考虑到这个临时藏身点被警方发现的可能，别说指纹了，连楼梯间地面上的脚印都被他用随手可取的床单枕套之类的卧具用品擦拭掉了。房门的内外把手上也没提取到其指纹痕迹，照例，他在开关门时垫上了手帕。
首都饭店”再次发生针对广交会境外客商的抢劫案的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到省城广州的“101专班”。省公安厅领导闻讯吃惊不小，王宁厅长随即指派“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总指挥兼专班第三组组长龙显然率侦查员齐宝胜、岳星辰、衣今晴连夜驱车赶到番禺，充实专案组并指导破案。
4月26日凌晨，李志杰在“首都饭店”的会议室里主持了案情分析会。汇总一应情况后大伙儿对于“鬼佬”大盗的认知提高了一个层次。难怪这家伙竟敢挑战由广东省政保、经文保和刑侦部门中遴选出来的精英侦查员组成的“101专班”，他在这两起前后相继的抢劫案中显示出的策划水平、作案技能、心理素质和反侦查能力，实在是不可小觑!一干侦查员讨论下来:重新为其勾画了综合特征，这个勾画对于接下来的侦查工作起到了方向标的作用。
四、疑踪浮现
“101专班”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勾画的“鬼佬”大盗的综合特征，事后之所以被视为“方向标”，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原先对该案犯身份的认定。而这个重新认定的产生，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王宁厅长的提示。
早在延安时期，王宁就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从事政保和刑事案件调查的经历，之后始终没离开过政保战线，主持侦破的案件多不胜数，其中也不乏涉外案件，但发生在番禺的这起连环抢劫案，在他的破案生涯中也是闻所未闻。
作为一个老政保，王宁勤于思考，善于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4月25日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前来参加开幕式，王宁肩负着重大警卫责任，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和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在获悉番禺发生针对参会港商的恶性抢劫案后，他并没乱了阵脚，而是见缝插针地把所有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考虑这起案件的侦破方向，最后聚焦于一点:这个有着一副西方人貌相的案犯，究竟是“正宗”外国人呢还是有着西洋人血统的中西混血儿?
得知“首都饭店”发生第二起针对参会客商的抢劫案时，王宁还没有休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批阅公安情报部门收集的外电对中国首届广交会开幕新闻的反响材料。当下，他和“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厅长商量对策。李志杰等人动身前往番禺后，王宁往番禺“首都饭店”拨打电话，向专案组副组长景声浩了解勘查现场的情况，对各种细节反复斟酌。
李志杰一行抵达番禺没多久，就接到了王宁的电话，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请专案组在分析案情时予以考虑。
王宁厅长的观点是:“鬼佬”大盗并非外西洋人，也不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西混血儿，而是一个华人!为什么?因为王宁厅长认为，该案犯在两次作案之间差不多三个小时的间隔里，别出心裁地藏匿于同一家饭店的楼梯间，这背后显然是大有文章的。
王宁在电话里只是提到了一个思路，建议专案组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分析。李志杰也是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政保工作的老公安，接到王宁厅长的电话后，马上领悟了其中的用意。不过，在案情分析会上，他不能直接发表意见，以避一言堂之嫌。在专案组研究完已经掌握的情况后，方才传达了王厅长的指示。
一干侦查员既然能够被选为“101专班”成员，自非凡品，当下皆有顿悟之感:省厅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啊!咱们怎么光是考虑这个案犯“胆大包天”、“心理素质超强”、“显然是惯犯”之类的特点，却没想到这厮藏匿于楼梯间之举背后的文章?
所谓“背后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呢?众们查员作出了如下分析--
“首都饭店”二、三楼之间的楼梯间库房锁有故障，并被案犯利用作为临时藏身点,案犯显然不是25日下午抢劫港商陈鸿时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的，而是事先对这家饭店进行过踩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的涉外宾馆有个清一色的规矩，谢绝闲人进来溜达。案犯踩点，那就只有采用下面两种方式之一方能顺利进入现场:一是有登记入住“首都饭店”的旅客身份;二是冒充访客，打着访问住店亲友的名义进人宾馆。
距省城广州三十多公里的番禺县，并非外籍人员可随意进出的地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番禺和广州周边其他县城的华侨居民虽然不少却并无“鬼佬”大盗这等长相的外籍居留人员。如果此人是外国人，他就只能在广州市区活动，无法随意进入市区以外区域，更别说跑到番禺去了。
那么，他会不会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西混血儿呢?这个可能性亦被专案组排除了。据饭店方面说，这个楼梯间的门锁是清明节前一天才发现损坏的，如果案犯以混血儿中国人的身份入住'首都饭店”的话，工作人员肯定会对其这副外国人貌相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番禺这边的市桥镇派出所也会予以注意，毕竟其时已有通知下达让“首都饭店”做好接待参加首届广交会的侨商外商的准备了，这也是公安机关的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任务，谁都不敢怠慢。
因此，案犯进入“首都饭店”踩点，不但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而且持有登记住宿所需的一应证件或证明，他的相貌也一定是中国人的;否则，服务台工作人员肯定会对其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以拜访住店旅客的名义进入饭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也要在大堂服务台填写访客登记单，访客登记单上有一联回执，离店时他必须把有被访者签名并填写时间的回执交还服务台。他在登记单上填写的当然也应该是中国居民的身份。
如此看来，这个所谓“鬼佬”的西方人相貌，是案犯精心化装的结果。这活儿对于有心“做出一番作为”的案犯来说，其实算不上特别犯难，无非是准备一个金黄色假发套，找本专业书籍，浏览些许化装手法，再从戏剧用品商店买些化装用的膏粉油彩，改变自己的肤色甚至可以用染色的橡皮泥一类的东西把鼻梁垫高(或者案犯的鼻梁本身就很挺拔)，用隐形眼镜改变瞳孔的颜色，再对着镜子演练一番西方人的举止动作，大致上就可以让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西方人了----这种简单粗糙的化装肯定是有不少漏洞的，但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乍一看之下认定对方是个老外，即便有漏洞，也不去注意了。
经过这么一番梳理，众侦查员顿时个个振奋:这不省事多了，哪儿都别去折腾了，翻查“首都饭店”近期的旅客人住登记单和访客登记单，不就可以发现线索了吗?
主持案情分析会的“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这时，已经能听到窗外此起彼伏的公鸡报晓声了，考虑到大伙儿的工作强度，他建议大家先吃点儿东西，休息几个小时再投入工作。但一干侦查员都表示，时不我待，不需要休息，先把线索找出来再说说不定案犯还住在饭店里呢，别让他趁着这个空当跑了。
李志杰和专案组长龙显然低声交谈片刻，继而作出安排:“那就这样吧，不属于专案组正式成员的县局刘队长几位先去休息，专案组同志一半吃饭休息，另一半查阅饭店的旅客登记入住材料，两小时后轮换。一旦哪一拨查到线索，那就要辛苦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管是不是在休息，都要冲锋陷阵了。”
案情分析会结束，龙显然留下与副组长景声浩主持侦查工作，李志杰则跟大伙儿告辞坐车返回省城。他也是一夜没睡，只能在回程途中打个盹儿了。作为肩负首届广交会安保重任的领导，开幕次日要做的工作肯定不少，光是听取前一天的工作汇报，就得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番禺县公安局方面考虑到省厅领导返回途中的安全，指派县局刑队副队长张坚松带着两名警校实习生驾一辆吉普车护送。张坚松也是一宿没合眼，这小伙子是部队侦察兵出身，身体素质甚佳，一路上连个哈欠也没打。不过，稍后他却挨了批评，而且是直接由李志杰作出的--回到广州后，李志杰跟番禺县公安局局长通了电话，批评的措辞比较严厉，当然，连同局长也一并捎带进去了。
李志杰在番禺县公安局专案组临时驻地参加案情分析会的时候，县城市桥镇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县邮电局的一辆专门用于送电报的摩托车被盗。这辆绿色摩托车是停放在邮电局后院那间专供电报送报员待命的屋子里的。
番禺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却因“侨乡”之故，电报比较多--大多是从境外发来的国际电报。当时国家邮电部有规定，邮电局收到电报后应迅即处理，普通电报必须在一小时内送达，加急电报则是即收即送。如此，县邮电局的这辆颜色醒目的摩托车就成了市桥镇上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中苏友好大厦女讲解员合影
车子的使用频率这么高，停放处也就不锁门了，反正是在邮电局内部，唯一可以通行的大门晚上是关着的，而且还有门卫值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任何闪失。谁知1957年4月25日这天，对于市桥镇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黑道日”。当天下午和上半夜，“首都饭店”发生了两起按当时公安部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来说属于“特别重大”的涉外抢劫案，下半夜又发生了县邮电局摩托车被盗案。
当天午夜，有一份加急电报需要立刻送出。送报员小姜正在前院邮件分拣库房跟夜班同事喝茶聊天等候送件，接到内线电话，直奔后院去取车。可是，摩托车却不见了。问大门口的门卫，门卫告诉他，别说摩托车了，这段时间连自行车也没出去过一辆。
邮局方面当即向县公安局报警。刑队值班的副队长张坚松带上两名刑警到现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邮电局后院外是一条河，沿河这一侧没有道路，河边建筑物的后墙都是建在一长溜石驳岸上的。邮电局是民国时期设立的，那时交通条件落后，大多送往乡镇的邮件只能靠船，故此建造时在后面围墙上开了一道门，在石驳岸上砌了青石台阶，供上下船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县城通往乡镇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有的与县城之间修筑了公路，有的虽未通路，但县里成立了内河航运公司，县局与下面不通公路的乡镇之间开通了小火轮航线，来往邮件就由邮局方面送往码头装船，届时乡镇邮电所有专人在码头等候接收。
从前年开始，邮电局后院的临河后门就基本不再打开了，只有每年夏冬两季局工会搞福利活动，联系乡下产地采购瓜果、水产、猪肉糯米等发放或低价出售给本局员工时，才打开后门卸货。没想到，这个后门竟被案犯利用撬开门锁，把摩托车搬上其划来的小舟，再将后门虚掩，案犯则驾船“水遁”了--这条被案犯作为运输工具的小舟，自然也是从附近顺来的。
“首都饭店”连续发生两起涉外恶性抢劫案，侦查员张坚松三人是知道的。案发后，县公安局以及镇派出所非值班民警几乎都被从家里召集来分派任务，前往市桥镇水陆道口执勤盘查谨防“鬼佬”大盗开溜。邮电局摩托车被窃张坚松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鬼佬”大盗身上不过，他们的思维依然局限于“鬼佬”大盗的西洋人相貌上，和另外两个刑警讨论下来，认为即便真的是“鬼佬”大盗窃走了摩托车，这主儿也甭想驾车离开市桥镇--进出市桥镇的道路都封锁了嘛，这么一个老外骑着摩托到处跑，不是马上就被认出来了?
那么，作案者还偷了一条小舟，会不会划船开溜呢?三人认为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市桥镇通往外面大河的水道也已封锁了。“鬼佬”大盗只能躲在县城的某个隐蔽角落里，等天亮再寻机会逃离。
按正常的办案程序，张坚松三个应该打电话向刑队领导汇报初步的调查情况，听候领导的指示。可今天情况特殊，因“首都饭店”的两起涉外抢劫案，不仅刑队队长、指导员，就连正副局长都在外面身先士卒守卡布控，那时候又没有传呼机或手机，卡点也不可能有固定电话，那就只有等他们回来再说了。如此，张坚松只是往派出所打了个电话，通报了县邮局失窃摩托车之事。派出所的领导也都在外面，为抓捕“鬼佬”大盗忙碌，留守值班的两个小民警无法通知所领导，仅仅是记录了情况，至于如何处置，那要等所领导回来再说。
待到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县局局长致电张坚松，命令他带两个实习警员，开上一辆吉普车，护送李志杰副厅长回省城。生怕误了李副厅长的时间，局长说得有点儿急，让张坚松抓紧过来，张也就没来得及向局长报告邮局摩托车失窃之事，反正他在值班日志上已经作了详细记录。
要说张坚松在此事上有什么失误，那就是他在见到李志杰时，应该报告一下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也怪不得张坚松。面对匆匆忙忙要赶回省城的省厅领导，人家不跟你说话你敢主动攀谈吗?更别说多嘴多舌说什么摩托车失窃了。
这位张副队长后来受到了一个小处分，但并非因为他未向李志杰说及此事，而是他在勘查现场时，竟然没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上白班的另一位送报员把他的整套行头，诸如邮电制服、大盖帽、邮袋、手套等洗涤后晾晒在后院里“鬼佬”大盗在盗窃摩托车的同时，把这些东西也一并顺走了。
从案值来说，这几件行头简直微不足道，但此举对于“鬼佬”顺利逃离番禺并进行第三次作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