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干过投行是一种犯罪记录吗？”
在被VC/PE猎头婉拒后，Alvin在小红书抛出了这样一条感慨。Alvin是一家券商投行小兵，起因是看到一条招聘信息：某头部VC基金招AI、消费电子方向的年轻人，要求95后，有海外留学经验，有相关留学背景。
有过消费电子创业经验的Alvin试图沟通，却被猎头一口回绝：不看投行的。
Alvin的吐槽引来了一众投行人的共鸣，大家无奈感叹“做过投行跟有前科似的”，“投行的经历就是人生污点，身家不清白”，“投行已经是简历‘案底’了”。
在有十年金融猎头经验的Maylie看来，Alvin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曾经的投行“金领”们，正面临职业转换的巨大落差。监管趋严，IPO急剧萎缩，投行裁员、停招，市场整体需求萎缩，高质量人才充斥市场，更加高了求职壁垒。
在试图转向VC/PE时，投行人感受到的“温差”出乎意料的剧烈。“投资也不好做，人家希望找个产业背景更深厚的，而不是一个paperwork机器”。
只是，在和更多投行人进行了深入交谈之后，我也捕捉到不少积极因素，一些边界在拓宽，一些执念在放下。前提是调整预期，管理预期——注意并未见得必须是降低预期。当你打破头脑里的“金融内卷”和“路径依赖”，会发现，主动寻求来的变化并不那么难抗，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投行“有毒”？
在这场“就业大逃杀”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投行人进不去VC——甚至在最初的HR和猎头环节，投行从业者连简历关都过不去。
文首提到的Alvin是双非二本工科，北京大学国际法律硕士，一年券商投行经验，放到当前市场，优势并不明显。可即便更有经验的投行从业者，在VC眼里也没有太大吸引力，甚至有点避之不及。
一位投资人透露，他最近内推了一位在投行干了很多年的校友，结果第一轮就被领导筛了下来。
买方一直不倾向从卖方招人，VC尤其如此。虽说VC/PE用人历来挑剔，惯于掐尖，“但核心在于，技能点不匹配的问题，买方与卖方的天然差异导致了投行人在转型时面临的困境”。
“买方”和“卖方”的界定，源自VC/PE与券商投行在特定业务场景下扮演的角色不同：券商投行多担当企业证券或资产的市场推广者，即“卖方”；而投资机构则在股权投资、并购资产和IPO等情境作为资本供给方，归为“买方”。
二者在工作内容和职业逻辑上存在不小差异。券商更侧重材料、合规和销售能力等，投研有行业能力，更核心的承揽和承销则带有较强的中介色彩，对行业理解相对不算深刻，虽也不乏牛人，但不可否认，平台本身的背书普遍大于个体。
相比之下，VC/PE更加强调“强人逻辑”，对投资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几乎“六边形战士”，尤其强调对行业有深刻理解，如今随着投资进入产业深水区，又增加了对口的教育背景和产业资源的门槛。
其实在几年前，买方和卖方的出身差异还不明显，普遍是一流名校的金融专业。但在多年不同职业的磨练之后，投行和VC/PE的工作逻辑差异越来越显著。
一位早年曾在券商工作过的投资人举了个例子，他曾见过一家投行转VC的GP，曾因一家早期企业没有设置‘三会’而否掉了该项目，着实令人哭笑不得。显然，拿投行那一套标准去要求一家早期企业，是非常脱离实际的。
所以VC不倾向投行人才，这不仅是偏见，归根结底还是技术迁移度的问题。
纯金融财务背景的人在投资行业越来越不占优势，近两年随着科技制造主题的转向，VC的用人偏好已经非常明确。
“随着硬科技投资成趋势，产业背景受青睐的情况有增无减，拿到结果的投资人不乏产业专家和理工科出身的精英。VC据此调整招聘策略，更注重匹配行业背景及专业知识与实际行业需求”，张恒指出，当VC按过往成功画像在招人时，拥有投行背景的求职者自然就显得较为劣势。
尽管在VC侧投行背景并非优选，但在PE侧，投行人的通道依然存在。
“PE涉及复杂的财务模型构建，对金融背景的重视程度依然很高，像春华等PE的很多团队成员很多都来自高盛等顶级投行，这种模式在国外也非常普遍。”张恒补充道。
春华资本的汪洋于近期也提到，培养具备金融背景的新人才，以此来保持机构综合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硬资产管理方面的投入，“负责项目的MD和合伙人，必须亲自review财务模型，不能完全交给下属去做，你要介入建模过程，才能识别它是宝贝还是垃圾。”
除此之外，还有用人的口子开在了应对并购和投后的岗位，但数量并不多。硬科技投资人方亮告诉投中网，拥有财务、法务背景的投行人才在并购和处理复杂交易结构上有一定优势，但这些岗位在基金中数量有限，无法大规模解决就业。
IPO收紧，券商生存根基动摇
“卷了好几年实习，终于如愿进入一家小投行，结果倒好，每天996但项目一个发不出去，股权承做做到亏损，团队气氛也开始出现问题，和我一起进来的应届生都以各种理由被裁了好几个，隔壁部门甚至全员被裁”。
在看不到头的内耗和内卷下，Alvin最终选择离开，却难逃面试时四处碰壁的尴尬。
面试别家投行，被HR追问上升星座结果不合；尝试转型券商行研，却又被猎头告知不看IB只看BB行，“至少也要三中一华”；再退一步，面了家坐标苏南某二线城市的律所，顶薪才给到5k。
投行人的现实处境与昔日的光鲜已经产生了巨大落差。
曾经的投行是“年薪百万”的代名词，只要敢于拼搏，小镇做题家也有机会改写命运。而现在，券商投行的寒冬已至——降薪降级、考核趋严、年终奖泡汤，即便是“三中一华”也难逃此劫，降薪幅度普遍达到20%至25%，有的甚至年内二次下调。
IPO的收紧，券商投行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动摇。Wind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IPO数量与募资额持续下滑，IPO数量降至30单，募资总额降至2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6%和64%，券商的证券承销收入也应声下滑，债券承销虽略有增长，但难以完全弥补投行部门的损失。
预算缩水、业绩指标却水涨船高，成为许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缺乏新增长点的情况下，券商投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全员销售理财产品，业务重心向并购偏斜，甚至跨界抢FA的饭碗，以求提前锁定交易机会，但实际的产出甚为有限。
甚至连投行的用人门槛也在变高，开始偏好“金融+理工科的复合背景”的人才。
肉眼可见的，纯金融背景的出路越来越难，不止在券商和VC，二级市场量化私募的敞口也在收窄。一位清华金融博士直言：“去年秋招时拿到一家数十亿规模私募的offer，结果春节一过便因市场动荡遭遇大规模裁员，我们这批应届生的合约直接被取消，看到许多前辈失业后转战自媒体，我不禁对未来心生忧虑。”
不少投行人感叹，现在是纯纯的买方市场，但VC/PE的就业形势同样严峻，同样僧多粥少。
“目前VC的理想人选是：QS100本硕博，金融+理工复合背景，有产业背景和一定的行业人脉”，但实际的门槛越卷越高，甚至有清华物理博士难获入门机会，招聘信息也开始对95后提出“最好有投资经验”的苛刻要求。
VC偏好博士，已经成了投资行业的“正确”。但在投资人圆哥看来，这种偏好，尤其对名校理工博士学位的追捧源于一种惰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机构试图通过设立高门槛来规避用人风险，从而达到免责的目的。
“这种招聘心态，从人力资源到业务部门领导，都可能抱有一种‘我已经设定了如此苛刻的标准，如果招来的人还不合格，那责任就不在我’的态度。”
在圆哥看来，这种态度实际上暴露了投资机构的信心不足。“如果一家投资机构认为只有博士才能理解硬科技，那这本身就是认知误区”，圆哥认为这可能导致人才错配，“毕竟硬科技领域广阔，即使博士也可能只专精于某一细分领域，学术偏见和路径依赖，可能限制了他们在投资领域的多向发展。”
这种状况与少数投行人转型至VC/PE后的不适感不谋而合。猎头Maylie向投中网透露，这些转型者不仅要面对基金筹集失败后解散裁员的风险，还要承受与创业者沟通时缺乏共鸣、业绩指标难以达成的双重痛苦。
投行人拼命“上岸”
“百万年薪金融男兼职开出租”，“CFA持证人失业送外卖”，一条条报道不时传递行业着严峻现实。
但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和投行人的深入交谈中，我们也捕捉到一些边界在拓宽，一些执念在放下。有投行人高喊“跳出金融怪圈，广阔天地大有所为”，他们的转型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惨烈”。
当然前提是，拥有核心竞争力和规划力。彭泽城的事例就是明证，他仅用了三周时间，便实现了从投行到国资质控的迅速转换，他给自己留足了准备时间，提前一年开始规划，今年春节正式下定决心“跑路”，趁着金三银四“海投100家，面试3家，成功上岸”。
当问及投资和投行在体感上的差异时，彭泽城先是用一个“爽”字概括，随即进一步强调，“毕竟底层技能是一样的，工作内容也差不多，顶多补一点合同审核跟诉讼的实务技能。强度也拉下来了，天天六点准点下班，骑车回家找夫人贴贴遛狗，搁以前一个月搞不好都回不去一次。”
彭泽城总结成功转型的策略是“内外兼修”：向外，他清晰地认识到投行人的多元发展路径，“无非三条，去企业做董秘、CFO，要么去券商内部做质控、内核等中后台职位，或者到一级市场做投后工作”。对内，则深刻自省，利用丰富的实习经历和广阔的人脉，为转型铺路。
正如彭泽城所言，企业也是投行人转型的多数选择之一。贝南南在5月初成功跳槽至某企业担任CFO，谈及入职后的感受，她毫不掩饰，“务实多了，虚的少了”，“虽然事情确实很多，每条主任务线都要同步推进，不过我再也不精神内耗了。”
当然挑战也不小。贝南南坦承，因为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投行里的尽调、分析、决策的技能虽然适用，但现实却“要求你是多面手”：行业产品+各部门全业务流程+财务管理+学税法+整改对接+更换系统等工作，她需要转变思维逻辑。
与此同时，银行特别是四大行，成为了不少人寻求稳定的避风港。“尽管薪资不如昔日投行光鲜，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衰败，而是个人基于市场变化做出的合理选择”。这背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银行重视合规与人际关系，投行则追求绩效与快速成长，不同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行业寒潮促使人们对未来有了更为理性的预期，公务员等稳定职业也成为考虑项。
一位曾经怀揣投行梦想的学子，如今以公务员的身份站在雄安新区，Shirely坦言有一种打游戏慢慢通关的目标感和成就感，“回想从去年九月决定考公到现在，将近八个月，期间极限选岗、紧张笔面试、忐忑政审考察、纠结offer，过程起起伏伏”，而现在她感觉“很踏实”。
Shirely蛮实际，“作为小镇做题家，从985到保研两财一贸。没有京城本地人的家底，户口、宿舍、食堂，体制内可以说是给了我在这里立足的基本底气。体制内确实不能带来荣华富贵，但却能保障不算低的生活下限，没有突然被优化的担心”。
反观仍留在投行圈内的人，他们或等待新机会，或干脆躺平。猎头Maylie告诉投中网，那些找她看机会的，被迫优化的偏少，“主要还是苟在老单位，骑驴找马，但是又没想好思路和下家，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干脆就都躺平了，奖金都不发了，还那么努力干嘛？”
一位自称“大龄投行女”坦率进行自我剖析：学历平平，专业技能仅剩自我吹嘘，连酒桌文化也不擅长，行业混沌，收入骤减，同事抱怨，客户苛责，令其思考跑路。但很快又迅速反转决定留守。
“有时候大环境里面负面声音太多，让人被动产生焦虑。冷静下来发现，一切没有想象的糟糕。”
（文中张恒、彭泽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