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要求高要求严，领导花样多想法多我，业务做“不熟”
??监管对普惠的要求高，一天一个样，不能出问题又得上规模（比如五篇大文章）消费者得保护，三农要支持，小微企业要做好，普惠性质、涉农领域真实性怎么确保，落实监管工作需要小兵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大环境的提倡下，领导也经常把普惠当作政绩，再加上目前对于普惠业务规模有较为硬性的考核（比如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会影响评优等很多领导看重的东西
??普惠需要机构禀赋（比如建行的住房类普惠，或泰隆这种靠区位禀赋的）因此多数机构是做不出头的，但领导把搞普惠作为宣传抓手后，什么看起来很美做什么。朝令夕改一会儿数字化一会儿赋能三农，一会儿供应链jr的…一换方向很多工作从经办层面就要推倒重来，落实领导的想法又是一大堆工作量
??监管和领导想法多的基础上，导致方向没法“做熟”实现重复造轮子，就总有“创新”但很多是新瓶装老酒，不像衍生品、各种通道和担保模式是真的在搞野蛮“创新”，普惠更像还在做传统业务的事但要求却不明确，大家也不知道咋做，条线部门也不好搞，如授信，风险等，经常需要加强风险措施，落实风险管理措施，可能有的业务今年能做明年就没得做了，尝试和沟通的cost高
?对内发展，风险大收益又跟不上
??普惠业务不良率高信用风险大，做好了也没大收益（很难做出高收益债那么大的收益）大客户一家的收益顶上百家小的，做差了要背锅，即便从上而下力推“我就要做”，建行的快e贷、融e贷，招行的闪电贷做的好，一方面是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对基层从业者来说，那么代价是什么呢？古尔丹。风险和收益应匹配，普惠做不出太多收益，又被风险限制着，也不是海外private credit的概念，吃力不讨好经常背锅
??风险和收益很难匹配的情况下，普惠各级都难做，人员流动比较大，在基层也不好出业绩，特别是在“长牙带刺”“终身追责”下，有风险的业务很难出现从普惠出来的领导，或至少普惠出来的领导不是特别占优势的。再加上业务细碎需要更多的人去铺，小兵就更难出头，尽管客观来说五篇大文章涉及的部分肯定是得提一波干部的，当年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也是这样（干部中总有干技术的）但仍然不影响科技岗在总行地位较低，人特别多提拔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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