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历史中，女皇武则天在登基为皇后时，曾遭遇朝野内外的广泛反对。这主要源于她的特殊身份以及被认为具有狠毒和野心勃勃的性格。
回溯至唐高宗时期，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是跟随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对李唐王朝有着深厚的忠诚。而武则天，其身份尤为独特，她曾是太宗皇帝后宫中的才人，甚至一度面临殉葬的命运。后来，她选择去感业寺出家为尼，原以为她的命运将就此沉寂，但命运却再次将她推向了前台。
高宗皇帝李治对武则天怀有深深的眷恋，即便在唐朝并无废妃重归后宫的先例，且武则天曾作为李世民的废妃被逐出宫廷，他仍旧坚定地无视了众臣的劝阻，勇敢地违背了祖制，毅然决然地将武则天迎回了皇宫之中。起初，由于王皇后的主张，武则天被允许在宫中安分守己地生活。她并不甘于这种被利用的命运，尤其是在王皇后与萧淑妃联合陷害她成为昭仪之后，她决心反击，不再任人摆布。
王皇后虽然在宫中地位稳固，但她与高宗皇帝的关系也并不好。在唐高宗还是晋王时，王皇后是他的正妻。
在大唐的宫廷中，嫡庶尊卑之分历来严格。因此，一个曾谋害正宫皇后的庶妃被立为皇后，自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质疑和反对。其中，反对声最大的无疑是唐朝的元老级人物，宰相褚遂良。
褚遂良，这位在隋末时期追随西秦霸王薛举，后归顺唐朝，深得唐太宗的器重。他自入朝以来便身居高位，后来更是迁任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唐太宗离世时，更是立下遗诏，命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共同辅政。长孙无忌，作为太宗皇帝长孙皇后的兄长，早在唐高祖李渊起兵时就投奔唐朝，并跟随唐太宗征战天下，到了唐高宗时期，他已是唐朝的三朝元老，威望极高。
当唐高宗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时，他召集了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和褚遂良四位重臣入宫商议。在这场关乎国本的讨论中，李绩和于志宁选择了沉默，而褚遂良则成为了反对的旗帜。他言辞激烈，极力反对这一决定，甚至激怒了唐高宗，被侍卫强行带离。武则天对此更是怀恨在心，欲置他于死地。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李绩却选择了圆滑的立场。他轻描淡写地表示：“此乃陛下家事，外人不便过问。”这句话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却在关键时刻为褚遂良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立皇后这一决策的核心仍旧落在皇帝的意志之上。唐高宗将四位大臣召入宫中，其真实意图更偏向于礼节性的告知，而非真正期望他们能提出决定性的意见。毕竟，废后是一件大事，更何况废的还是他的发妻。尽管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唐高宗最终还是决定废除王皇后，并改立武则天为唐朝的皇后。这一决定让武则天对褚遂良的怨恨达到了顶峰。为了消除异己，她果断地将褚遂良排挤出去，贬至潭州担任都督的职务。
当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已不在朝中任职的褚遂良仍然受到武则天的记恨。武则天利用职权，将褚遂良从原来的位置调离，派往遥远的桂林担任都督。即使与武则天相隔千里，她依然不满足，她伙同支持她立后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污蔑中书令来济等人与褚遂良共谋反叛。来济当年也站在褚遂良一边，反对武则天立后。
武则天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她将朝中异己势力一一清除、替换为自己人的策略的一部分。她的野心自成为皇后那一刻起，便已经昭然若揭。
在晚年，褚遂良再次遭到贬谪，被流放到爱州（今越南清化）。在困境中，他向唐高宗上书陈情，详细叙述了自己对唐太宗的忠诚和当年支持高宗立储的功绩。可唐高宗却对此视而不见，褚遂良最终因忧郁而逝。
690年，时年六十七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的皇帝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她执政十五年后，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了兵变，成功迫使武则天退位，唐朝得以恢复李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许是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武则天开始回顾往事，放下了过去的恩怨。
她想到了曾经被自己一贬再贬的褚遂良，意识到臣子们的忠诚往往只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和信仰。她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只敢动褚遂良而不敢动长孙无忌，是因为长孙无忌身为唐高宗的舅舅，地位特殊。
当时，武则天已病重，她利用剩余的时间，下令恢复褚遂良的官爵，并追谥他为“文忠”，以表彰他的忠诚和贡献。从这一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对褚遂良的认可，她明白褚遂良是忠臣，只是双方立场不同。她遗憾地意识到，这位如此忠心之人，最终没有为她所用。
一切归于旧，武则天在交权七个月后病逝于上阳宫。在临终前，她立下遗嘱，让儿子唐中宗改称自己为“则天大圣皇后”，并以唐高宗皇后的身份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