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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围绕着事关国家未来发展、军队等重大问题展开，参与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纷纷发言，同一些人企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斗争。
然而，张春桥等人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却恶意歪曲会议内容，夸大陈老总等人的讲话，使得毛主席在未能了解真实会议内容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主席在会议上阴沉着脸，愤怒地质问：“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甚至还说出了“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这样的话。
其实，这跟张春桥在向毛主席汇报时挑拨离间不无关系。张春桥汇报时说道：“陈老总说到了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而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也一个劲儿鼓吹斯大林。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却又一反常态。”
张春桥话里话外，引导毛主席陈老总说的话是在影射毛主席。毛主席不明真相，越听越生气，这才说出了“陈毅是想请王明回来？”的气话。
此后，一场真正的危机降临了，不少老干部们相继遭到无情地打击，国内形势也越发严峻。
毛主席为何会在听完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后提到王明呢？而陈老总在听到毛主席说出“王明”的名字后，也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毛主席和王明同样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但两人的成长经历却截然不同。
少年毛泽东天天都要下地劳动，正因如此，他与农民之间有着亲密的情感联系，对他们的苦难和遭遇感到不公和心疼。
反观王明，虽然也出生在农村，但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从小便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可以说远离农民、远离实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上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毛主席这一开创性的举动，与他重视农民运动、长期在农村开展教育有关。尤其在秋收起义时，毛主席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而就在不久前的南昌起义中，起义部队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
这一时期的王明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成为其心腹，开始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排除异己。
与此同时，王明还大肆鼓吹城市暴动，想要在中国复制一套苏俄模式。他发表的文章中，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理论基础，均已完全苏俄化。
王明凭借自己善拍马屁的“优点”取得了第三国际的完全信任，随后，他又将此作为自己的资本，先后骗得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相信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1929年3月，王明回国。1931年1月，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在回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一步登天，成为了政治局常委，并实际上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此后，我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下遭受了重大损失。
而毛主席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起起伏伏，受到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多年后，毛主席在回忆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时，还感慨：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长征结束后，毛主席来到延安，得知陕北苏区也正在搞“肃反”后，当即以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停止一切逮捕行动，等候中央解决。
可以看出，这跟当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事件如出一辙，毛主席对此深恶痛绝。
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据此，王明又从全面排斥国民党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对国民党一切服从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的别有用心，即借助日军的力量消灭红军力量。
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这时毛主席在党内已经有很多同志的支持和信任，于是，王明的这一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的决议下达实施。
会后，王明随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并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这一时期，王明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共合作的讲话，这让蒋介石看到了他的价值。
于是，在国民党“统一指挥”的鼓噪声中，王明也“沦陷”了。1938年2月，王明公然支持“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指挥”。
毛主席见状，明确提出“根据王明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他不能再去武汉了。”于是，中央决定要求王明在一个月后返回延安。但王明却在7个月后才不情愿地回到了延安。
王明更是直言“我不愿意留在延安工作”，实际上，他是不想受到约束。毕竟远在武汉的王明的确更加自由，很多事情先斩后奏。
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我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对王明提出了批评，不过为了党内团结，此次批评的力度十分温和。
王明虽然口头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实际上心中却一直抵触，坚持认为目前要“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
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便死记硬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一讲话便都是马克思、列宁，他也因此崭露头角。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这些理论，可以借鉴，绝不能照搬。可惜“读死书”的王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的思维，甚至语言风格都已经完全苏联模式化了。
1946年6月，王明开始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并在新中国的政法战线上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他始终拒绝做检查。
1950年7月底，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他对过去的错误作出深刻检查。8月17日，王明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但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检讨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反而是以各种借口推延写检查。第二天，王明便收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要求他在11月上旬写好检查。
不久后，王明便申请赴苏联治病。就这样，党中央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检查。
1953年12月，身体好转后，王明回到了国内，继续参加一些政法方面的工作。但仅4个月后，他便又一次因身体原因不再工作。
1956年2月1日，王明一家人再次抵达莫斯科治病，我国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定期给他寄去钱财、药物等。
1957年，王明公开表示“我已经不想回国了。”尽管如此，中央仍然在生活上对他多加照顾，每月能够收到工资，需要任何物品，也都尽力满足。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下半年负责他生活物资的同志被撤职才结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明在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国内的情况后，开始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但内容大多却多是攻击中共和毛主席。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终年70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共有四次提出王明，不仅对“王明路线”统治全党四年之久，造成巨大的损失进行了批评，而且还指名道姓地指出王明死不承认错误。由此可见，毛主席时刻谨记当年的错误和教训。
参考资料：领导文萃2012年6期 、《北京日报》、《王明传》、人民周刊2009年7期、《名人传记》、文萃报·周二版2019年12期、党史纵横2014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