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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铁面无私的包拯，被誉为古代百姓的护佑者，秉持正义，扫荡邪恶，无视权贵身份，罪行必究。
因其执法严明，故获称“青天大老爷”，他依循律例，匡扶正义，其传奇事迹至今仍广为传颂。
形象上，包拯面色黝黑，额头嵌月牙，象征公正无私，而令人疑惑的是，这样一位廉吏，遗赠后代庞大财富，甚至延续千年，使第29代子孙财富更是超过李嘉诚。
这其中是否隐藏着包拯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留下的遗产究竟为何物？
包拯的升迁之路
包拯出自名门望族，自幼受严谨家风熏陶，又尊老敬贤，孝行著称。
公元1027年，包拯荣登进士，从此步入政坛，服务于百姓，而包公侍奉双亲至孝，为免离家担忧，恳请在故乡附近谋职。
父母年事已高，包公毅然辞去官职，悉心照料父母直至故世。
安葬双亲之后，包公获朝廷起用，担任安徽天长知县，清正廉明，为民造福。
当时，端砚乃当地名产，需供奉朝廷及贪官污吏，包公任职期间，从未收受贵重砚台，此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掘的包公墓中得以印证。
由于地方治理出色，包公任满三年后调入京师，担任监察御史。
公元1043年，河南遭遇天灾，民不聊生，包公亲赴陈州查访，妥善处理赈灾粮款发放事宜。
包公深知民生疾苦，力主改革大宋盐业制度，以遏制官场腐败。
当时官盐买卖弊病丛生，导致贪腐横行，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与陕甘盐官共同修订盐法，确保公正。
包公的仕途经历丰富多样，包括转运使、三司使、台谏官、监察御史、知谏院、御史中丞等职务。
总体来看，包公前期主管经济事务，后期致力于官员监管，其刚直不阿的作风使得宋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包拯一生廉洁无私，直至嘉祐七年以六十四高龄离世。作为官员，他逝世时竟无安葬费用，家中生活困苦不已，幸得宋仁宗紧急斡旋，为其拨发银两办理丧事。
那么，这位杰出官员留给后人的遗产又是什么呢？
“财富”的真正奥妙之所在
所谓巨额财富，并非是布帛钱粮，而是包拯立下的家训，他命人将《家训》刻在石碑上，然后立在家中，以此来警示后代子孙。
家训清晰明了：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其意即告诫家中后人不得行贿受贿，若有违反严惩不贷，甚至剥夺其继承权和安葬权。此训一直被严格执行，无人敢越雷池半步。
而恪守家训的结果却是包氏族人为官者生活简朴，因此许多人选择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
尽管如此，这份家训依然使包氏家族延续至今，血脉未曾中断，如今后裔已逾十万，遍布全国。
“世界船王”包玉刚
众多子孙之中，总有杰出者现世，如包拯的第29代孙包玉刚。
提及其名或许稍感陌生，但若述及其为上世纪的“世界船王”，则广为人知，正是这位华裔巨贾，风光无限地荣膺此称号。
包玉刚起初并不知晓自己乃包拯后裔，其父包兆龙亦未曾提及。
直至13岁那年，包父将其送往上海中兴学堂深造。恰逢抗战时期，战火纷飞，全家重心皆在于保护产业，待学业有成归家之际，举家迁至香港避难。
在此地，包玉刚运用所学船舶知识，涉足船运贸易领域。与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选择从事长期合作运输业务。
尽管当时许多人讥讽其愚蠢，担心资金无法收回，甚至可能导致船只抵押，然而包玉刚却坚持己见。
经过精心打理，包玉刚的事业逐步壮大，嘲笑之人也逐渐认识到，包玉刚正在填补市场空白。他成功偿还债务，购入新船，业务范围持续扩展。
至此，其航运业务已在香港稳固立足，无人再敢质疑其决策。
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包玉刚创建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致力于远洋及近海航运业务的拓展，提升自身影响力。
至70年代末期，其旗下船队规模已超200艘，经济实力雄厚，业务能力卓越，稳居全球七大船王之首，成为世人瞩目的“世界船王”，并跻身香港十大财团之列。
据统计，至上世纪80年代，包玉刚个人财富已逾400亿人民币，较同期李嘉诚更为富有，堪称香港著名隐性富豪。
1964年，包玉刚回乡探亲之际，在天一阁内的《包氏家谱》中意外发现自己的名字，方得知自己竟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
此事对包玉刚影响颇深，作为清官之后，他始终以大陆人为荣。自此以后，他频繁访华，为回报故土，捐资2000万元建设宁波大学，为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设，慷慨解囊。
他以此方式，为国家发展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