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泰治
一九三六年春，我在哈尔滨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科外事股长。当时哈尔滨的日本情报机关为了寻找所谓苏联通中国共产党“搅乱”伪满洲国的事实,加强了北满洲国的情报网。同年二月,召开了省公署所属二十七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讨论有关情报问题。我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珠河县的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当时说:“珠河县正押有二十多名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因为警务人员正忙着进行焚烧房的事务，没有功夫去审讯。要是警务厅能派人去审讯就好。”一周后,特务科长命令我去审讯,我就带着翻译(朝鲜人)出发了。为了阻止抗日军的活动，日军企图把珠河县城周围几公里的地方变成无人区。当时驻珠河县的一个日军中队加上县警察队的十多人,除每天进攻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部队外,另一任务就是焚烧和平居民的住宅。远间同参谋官天野义光隔日轮流指挥警察队执行这个任务。
我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五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某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流着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的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梁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民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象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我就说:“好啦，别扯这些闲话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阻止她再往下谈。从她的谈话内容和态度上看，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到远间的宿舍里去,远间正在洗战斗的尘污。我对他说:“喂,可捉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远间说:“是嘛!是怎样一个人啊?”我说:“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教育程度上看，从讲话的态度上看,我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远间问:“那么,她的生命怎样呢?”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对这样强硬的女人进行审讯可不那么简单，若是听凭她死掉，我们就立不了功啦。总之，最好找一个高明的大夫来。”远间吩咐仆役唤来一个警察队员，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还没等我张口，赵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个姑娘对我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的那户农民的孩子，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里来，而且她的家里肯定在惦念她。请你们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说:“要是把这个姑娘放回去，谁来照顾你呢?你好好地回答问题，回答完了，我打算让你们一道回去。”赵一曼说:“这个姑娘同我的问题不一样。”她固执地要求把这个姑娘释放。我本想把这个姑娘关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虑到在得到情报前,不能让赵一曼死掉,还需要让这个姑娘看护她。“这件事要由我们来决定。”说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伤口,“这是干什么?”赵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扎着绷带的手慢慢地伸出来。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的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分,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大夫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化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有难色,但还是服从了。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赵一曼在痛楚中也没有缄默,她对我说:“与其喊叫,要我别隐瞒自己的行动，倒不如用这里的事实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比如，不管你们抱着什么目的,给负伤的人治疗，总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不能说是正当的吧。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恐怕是难于计数的!”我叫喊道:“别说了,你说在战争里杀人是坏事情吗，你这是胡说。”同时我心里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二十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三十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往独来，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我又问:“在押犯里还有谁了解她?”经过再用重刑,他指出一个人来。我说:“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吗?”又给他上刑，他略微寻思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其他的话再也问不出来了
我把他指出来的那个人提出来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他供出,“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出来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的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我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给他上刑,我说:“你以为把她说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过去了么?你这个东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给他灌凉水。”他说:“别灌了,我说。我没有说谎,她是县委,握有领导的权力。”听到这儿,我心里想,“会慢慢地说出来的”，于是又给他用刑，可是他说了上述那几句话后，又想了一会儿,只说:“我不知道了。”
我从这二十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们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去。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说:“就是到哈尔滨去，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日本宪兵将校出身)、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这个人是我当上高知县巡查以来十余年的好友)连同我一共四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指我)来负责,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的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留学日本的大夫),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我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我因为担负着监视的责任，几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译黄嘉时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二十四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决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也就不能强制了。
我负责执行监视的期间，大约有两周。当然我一直考虑继续审问她,把她当反间来利用。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我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算盘了。”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大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我看她写的字非常锋利。我当时曾把它保存起来，后来遗失了。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
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以后我见到大黑,他对我说:“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我说:“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三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把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她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大黑说:“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日本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赵一曼这个人的侧影了。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一个同乡森口作沼(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对我说:“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他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大概是个准尉,我记不太清了)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中国共产党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一九六二年五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四辑，有大野泰治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