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六机部。
自从三年前政治风暴开始后，不少老同志就受到了冲击，各大机关一时间处在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因此，中央决定从军队中挑选一些干部到机关任职，刘世雄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主持六机部的工作。
刘世雄15岁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年代，长期从事情报侦察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海军，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
这一天，一封来自上海的急电摆在了刘世雄的办公桌上。刘世雄一看，上海革委会要调沪东造船厂的一千名工人到新组建的迫击炮车厂，王洪文还特意打电话给造船厂，要求他们务必完成任务。
刘世雄看过电报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如此大量的调人命令，事先也没有和六机部商量，刘世雄的第一直觉就是：
完全不能同意
但考虑到上海革委会在全国的影响，尤其是王洪文当时的政治地位，刘世雄又不能直接抵制，于是他连夜召开军管会会议，作出了三个决定：
上报中央；亲赴上海协商；答复造船厂等待命令。
会议结束后，刘世雄立刻前往上海面见王洪文，结果王洪文推脱不见，派了一个人负责接待。结果那人似乎猜到了刘世雄的来意，一见面就说调令一个字都不能改，人也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们给予支持。
对方冷冰冰的态度，立刻让刘世雄感到反感，当场回击说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见对方语塞，刘世雄缓和了一下语气，提出从三个造船厂各调200名工人支援上海的建议。
“不行，绝对不行。”对方恼怒地回答道，这次会面不欢而散。
刘世雄在上海又等了几天，没见到王洪文，只好回京。结果人还没到北京，上海革委会的电报已经到了国务院，以不再支持沪东造船厂为由，给六机部下了最后通牒。
李先念听完刘世雄的汇报，表示此事务必需要周总理出面解决。没过几天，周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总理决定接见上海和六机部的领导小组。
接见开始后，周总理首先自我批评，说最近工作太忙，没有关心他们之间的争论，然后对刘世雄进行了批评，说他身为一把手应该大度，调不出来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
“姿态高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呐！”
紧接着，周总理转向王洪文，批评他们那份电报的提法是错误的，也用到了“得理不让人”五个字。刘世雄立刻听出来了，周总理是支持自己的做法的，心中顿时轻松了许多。
最后，周总理提出一个方案，给六机部三个月的时间，抽调500名工人支持上海。刘世雄一听和自己当初的方案一样，当即起身表示没有意见，王洪文出于无奈也只好同意。
周总理又拿出六机部当年的生产计划，逐一和王洪文落实，确保上海能够按照原计划协助六机部，这次接见才算结束。
一场眼看就要难以收场的闹剧，在周总理的运作之下，顺利平息，还让有心之人不得不继续执行原定的生产计划，足见周总理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