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5日，粟裕以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曲阜主持召开了各纵队司令、政委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济南的事宜。自“七月分兵”以来，华野一分为三，分别是陈毅、粟裕带领的外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带领的山东兵团以及韦国清、吉洛带领的苏北兵团。而在济南战役前，三支兵团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再度合为一体，共商攻济大计。
此时陈毅已经离开了华野，整个大军由代司令兼代政委的粟裕一肩挑。
曲阜会议本该是一场团结的大会，谁知在这个粟裕独挑大梁的大会上却闹出了极其不和谐的音符。10纵司令员宋时轮竟然当场撂了担子。
一、宋时轮抢到主攻后，突然撩了担子
按照毛泽东的规划，华野应将大军分为两份，一份攻城，一份打援，“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的目的”。
粟裕得令之后，将攻城交给了许世友的山东兵团负责，同时还从外线兵团中“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加。”
而华野全军以攻坚著称的是3纵和8纵。3纵由解放战争之初的原山东野战军第8师改编而来，矿工出身的指战员较多，因此擅长攻城爆破和巷战。
豫东战役时，粟裕决议“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又把攻打河南省省会开封的任务交给了3纵和8纵。而两个纵队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战后蒋介石的国防部惊呼：“共军表现特异”，“敢攻袭大据点”。
若让这两个纵队参加攻打济南城，一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攻坚长处，迅速拿下济南，二则可以融洽华野全军会合后各纵队的关系，消弭逐渐滋长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缺点。
就在这时，10纵司令员宋时轮却不干了。
早在曲阜大会召开之前，粟裕将阻援的任务交给了宋时轮：
“六、十两纵归宋（时轮）刘（培善）赵（俊）统一指挥”，“负责布置微山湖以东、官桥以北津浦路和两侧地域，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具体部署由宋刘研究决定。”
熟悉军史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句话，那就是“排炮不动，必是十纵”。豫东战役时，粟裕包围了区寿年兵团。为避免被全歼，区寿年拼命向蒋介石呼救。在老蒋的严厉督促下，邱清泉带领第五军拼命向区寿年部靠拢。
就在这时，宋时轮的10纵也奉粟裕之命紧急赶到了桃林岗一线，加入了阻击部队的行列。第五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一支美械机械化部队。邱清泉以飞机、坦克为先导，将桃林岗炸成了一片火海。
随后蒋介石亲自和空军司令周至柔到杞县上空督战，以军法处置为威胁，命邱清泉火速前进。邱清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以督战队来逼迫士兵们发动人海冲锋。然而双方激战了两天两夜，10纵依然死战不退。后来粟裕担心10纵压力太大，于是告诉宋时轮，如果万不得已，可以撤出一线阵地，在二线阵地再坚守一天。
然而宋时轮却咬紧牙关，一步也不退。邱清泉不禁哀叹，看来这个10纵是华野之头等部队。然而实际上，10纵远非华野头牌，战斗力是比不上1纵、6纵以及9纵的。从此以后，10纵名声鹊起，赢得了“排炮不动，必是10纵”的美誉。
豫东战役之后，粟裕本想让宋时轮再接再厉，在济南战役中发挥他“排炮不动”的本事。而毛泽东也认为，10纵应该去打援。毛泽东曾致电粟裕，宋时轮的10纵最好不要“擅自攻城。”
然而这一次，宋时轮却有了别的想法。
10纵的阻击战确实打得好，但光打阻击战吃力不讨好，吃不到肉，只能啃骨头。伤亡大，缴获缺少。原华东野战军10纵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后来回忆，当时他请示宋时轮如何起草命令，然而宋司令却气呼呼地说：“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光啃骨头不吃肉吧！”
说完后，他驱车前往华野司令部，请求粟裕改由10纵来攻坚。半个小时后，宋时轮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司令部，下车即命令田畦：“小田，起草命令，攻城！”
原来粟裕同意了宋时轮的请求，将10纵和8纵的位置调整了一下，保留了尤其善于攻坚的3纵，命其和10纵一起攻城。济南战役的攻城兵团，分为东西两大集团，西集团主攻，东集团助攻。而宋时轮所在的就是西集团。好不容易能吃上肉，宋时轮能不高兴吗？后来宋时轮还在葡萄架下邀请纵队各领导喝酒，大醉而归。
然而到了曲阜会议上，明明已经“抢”到攻坚任务的宋时轮忽然又闹起了情绪。宋时轮不仅在会上当场顶撞粟裕，而且不顾纪律中途退出了会场。随后，宋时轮还向华野前委写报告，说：“请求去东北休息。”那么宋时轮到底是闹哪出呢？
二、宋时轮的委屈
首先，宋时轮确实是个性格将领。在战争年代，宋时轮尤其喜欢剃光头，青筋怒突。他性格火爆，动辄挥拳怒吼，部下都畏惧他，而他的上司也经常让他三分。初识者，都不信他曾是正牌黄埔五期的毕业生。
宋时轮眼里揉不得沙子，更受不了委屈，遇到不平之事，必须一吐为快。而这一次，宋时轮认为自己确实遇到了委屈。
话要从“七月分兵”后不久的1947年8月说起。当时宋时轮带领10纵在山东梁山地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10纵利用宽大正面战术，和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吴化文的84师缠斗8个昼夜，，重创第五军5个营，并使其丧失了战斗力。从而紧紧地拖住了敌人，使其不能回师中原，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邓大军南下的战略行动，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阻击战打到了尾声，邱清泉带领第五军做出了南下的态势，而84师则继续向北进攻。吴化文部本是伪军部队，抗战时期在山东与我军缠斗许久，甚至曾经制造过“无人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宋时轮准备一口气吞掉84师，为山东人民复仇。
然而出乎宋时轮意料的是，邱清泉的所谓“南下”不过是虚晃一招。当10纵部署完毕，准备南下吃掉吴化文部时，第五军却如风驰电掣一般杀来，打了10纵一个措手不及。在第五军和84师的压迫之下，10纵的状况一度十分危急。
奉当时指挥外线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命令，宋时轮带领10纵北撤黄河。结果因为战况紧急，10纵遭到了第五军的尾击，伤亡惨重，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多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当时还在内线作战的陈毅、粟裕听闻此报后，致电陈士榘、唐亮并报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同时还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
随后，粟裕在单独致电饶漱石、黎玉等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昨始悉十纵于郓城地区与邱顽激战数日后，竟自动转到东平湖西黄河南戴家庙等地狭小地区休息，致为敌进击，被迫做背水战，除去弃骡马百余匹外，并伤亡损失两千余人，失步枪六百支，机枪数挺。现该纵已全渡黄河北之张秋镇、阿城镇一带休整。”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非常吃惊，于是致电陈毅和粟裕，批评说：“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
就这样，宋时轮挨了华野以及中央双重批评，感到十分不快。华野和中央都说他是“自动”北渡，这并不符合实情，10纵北渡是执行陈士榘的命令，不是自由行动。然而北渡一事是陈士榘的头口命令，并没有文字记载。除非陈士榘自己说情，否则宋时轮百口莫辩。
1947年8月29日，陈毅专门去张秋镇看望10纵官兵，宋时轮趁机跟陈军长详细汇报了从受领任务到北渡黄河的全过程。陈毅这时才明白，10纵北渡好像不是宋时轮自己的主意。
但是由于当时华野作战频繁，对于这件事也难以处理。直到10月10日，陈毅和粟裕才致电毛泽东：“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时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陈士榘、唐亮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
在陈毅、粟裕看来，这件公案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宋时轮却并没有释怀。如今曲阜会议要召开了，宋时轮决定趁华野领导以及各纵队司令员、政委都在，把这事好好地说清楚。
会议开始后，粟裕先进行了发言，随后陈士榘开始宣布作战任务，当谈到3纵、10纵和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攻城西集团时，刚刚“抢到”攻坚任务、此前还非常高兴的宋时轮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弯。他说此前在豫东战役时，10纵损失很大，兵员和弹药都奇缺，并且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宋时轮明明自己要求打攻坚，事到临头却撂担子，这让粟裕颇感诧异。在得知宋时轮是想解决“自行北渡”问题时，陈士榘立即做出了说明。但这个说明，并不能让宋时轮感到满意。对此《宋时轮传》记载说：
“华野和外线兵团首长的解释又不能使他满意，他中途离开了会场。”
明明在开大会，自己却中途离场，这很显然是一种无指挥、无纪律的行为。
大敌当前，大战将起。作为前委代书记、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是可以对宋时轮执行军纪的。然而粟裕为人谦和，温润如玉，他知道有仗不打绝不是宋时轮的性格，而且临阵换将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决定仍按照原计划部署安排作战任务，同时决定在会后继续找宋时轮了解情况。
三、毛泽东震怒，粟裕却力保宋时轮
9月4日，粟裕致电毛泽东，上报了宋时轮在曲阜会议上的异常状况，并表示：“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结果如何最后再报。”
数小时后，毛泽东的复电就传回了华野本部，在字里行间之中，粟裕读得出毛泽东的震怒：
“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
毛泽东与粟裕在城南庄相会后，对于粟裕决战于江北、忽集忽分的战法很感兴趣。为了让粟裕兑现自己的军事天赋，毛泽东给了他史无前例的权力。他将陈毅调离华野，改去中野当第一副司令。而粟裕则担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使之获得了在华野说一不二的权力。因此毛泽东绝不能容许华野还有人质疑粟裕的权威，因此他才会在电报中如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但是除了愤怒，粟裕还从中读出了别样的意图。毛泽东是震铄古今的军事家，如何不懂“临阵换将”的弊病。他所说的“撤职”未必就是“真撤职”，而是一种激将。况且宋时轮确实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攻打济南少不了他。
于是粟裕回电：“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就在此时，宋时轮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莽撞，他向粟裕解释说他之所以闹情绪，还是因为他对去年被批的“自行北渡”有异议，总部虽然已经休整，但一直没有具体结果。
对此，粟裕进行了多轮抚慰，终于把宋时轮的工作做通。宋时轮仍回十纵工作，指挥攻济西集团的第三、第十以及鲁中南纵队一部。
不久后，毛泽东满意地回电：“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为起警示作用，他特意要求粟裕将前一份电报和本次电报一并叫宋时轮本人看。
毛泽东和粟裕的决定，可把宋时轮高兴坏了。原本在他看来，这一次自己肯定要背处分了。但如今，自己不仅保留原职，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思想问题已经没了，如今要做的，就是打好攻打济南这一仗。
宋时轮虽然自称要休息，其实一刻也没闲着。事实上，他早已让部队开进到攻击区域，在悄然间完成了战斗部署。
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宋时轮指挥炮兵部队用炮弹覆盖了济南城唯一的机场，切断了王耀武最后一条增援通道。
在宋时轮的强势压迫之下，驻守在西城区的吴化文部决定反正。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得知吴化文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求宋时轮趁此机会，绕过吴化文的阵地，向济南城的腹地进攻。
放下电话，宋时轮却认为此举并不妥当。吴化文一生反复无常，他起义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怕就怕他诈降。若绕过吴化文的防区，进军速度倒是加快了，但我军的腹背则暴露在吴军的剑锋之下。若吴化文趁此机会收拢部队，配合空输部队和城内守敌夹击西兵团，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在得到许世友首肯的情况下，宋时轮带领10纵和3纵对吴化文部发动猛攻，短时间内就报销了他的一个师。无奈之下，首鼠两端的吴化文被迫起义。从此，济南“城门大开”，其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最终济南城破，王耀武和10万守军皆被俘虏。
济南解放后不久，华野在曲阜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陈士榘做了自我批评，对于1947年10月10纵北撤黄河的问题，也做出了解释。这样一来，宋时轮的责任问题就不存在了。
在会上，宋时轮“负荆请罪”，向华野全军和军委做了个深刻的自我批评，还给华野前委并中央军委呈交了“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报告：
“我犯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原则”，“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祟”，给“党和人民利益造成不少的损失，必须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
他最后说：“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粟裕听完报告，立即和谭震林、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央，将他保了下来：
“宋时轮在济宁会议上的行动，确实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而“此次会议期间，经过我们严厉批评后，已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已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正式请求处分，和保证坚决改正。”
最后粟裕说：“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保留十纵原职。”
毛泽东看完粟裕等人的电报后，认为对宋时轮的处理是非常妥当的，响鼓就要用重锤。对于宋时轮，既要对他的错误狠狠地批评，同时也要狠狠地使用。毛泽东后来说：
“战前各路将领中“思想问题”最严重的是他，“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的又是他；担任主攻，15天任务8天完成的还是他。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战将，把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难得呀！他的脾气有多大、性格有多犟、“思想问题”有多重、“情绪”闹得有多凶，我毛泽东管不了，由他的上级领导来管……宋时轮是个直肠子，在战场上有勇、有谋、有办法，战场是他的舞台，怎么说他“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呢？不可思议。这不是宋时轮的品格。
随后主席话锋一转：
但是，他想解决“思想问题”，用不参加济南战役作为要挟，这是十分错误的。不是一个高级将领的所为，应该批评。但济南战役的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非同小可，攻城西集团的作用的确不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以不给处分啦！”
在此之后，宋时轮依然得到了重用。在淮海战役中，宋时轮继续发挥其擅长阻击战的本事，他带领3个兵团挡住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轮番攻击，为战役的全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第一时间想到了宋时轮。在二次战役中，宋时轮带领九兵团火线入朝，重创陆战一师，全歼美军“北极熊团”，获得了长津湖战役的辉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