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公主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中央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长达五年，大量的冗余部门被裁减，就连13位副总理，也被精简到了2人。
邓公此举，就是要一举扫除中央机构臃肿、人员繁杂的弊病
不过，也可想而知，要完成这样一次改革，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特别是被裁掉的11位副总理，都是国家的老干部，他们对于自己的被裁，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弊病难消
关于这次改革，说来话长。
1977年，邓公彻底复出之后，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中国不能固步自封，要走出新路线，带来新气象。
然后，邓公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
但是，在改革过程之中，国家部门的许多弊病便彻底的显露出来。
那时候，整个中央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员实在太多了。
邓公复出之后，专门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国务院之中，各类部门已经超出了100个，副总理的职位上竟然有足足13个人。
这样的人员结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庞大。
邓公还注意到，国务院的诸多部门之中，光是负责经济管理的部门，竟然就有71个。
可部门虽多，经济发展的效率却并没有明显的增高。
显然，许多人员待在办公室里，不过是吃干饭、混日子，他们的存在，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效能。
中央政府最忌讳的，就是人员冗余。
因为，许多人只占着位子，却不干实事，最后拖累的是国家的发展，影响的是老百姓的生活。
只不过，向来办事雷厉风行的中央，为什么会多出了这么多冗余人员呢？
对于其中原因，邓公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出具了详细的报告。
报告中，邓公辛辣的指出，人员冗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77年之后，中央对于过去的一大部分冤假错案，进行了重新调查和审理，许多过去离开岗位的老干部重获清白，重回岗位。
为了让这些老干部们快速的安顿下来，中央还特别强调，要尽快给他们分配工作。
可这下，却引来了麻烦。
因为，中央部门之中，并没有那么多空余的岗位留给他们。
负责安排的同志，又不敢随便将老干部们分散到其他的部门。
绞尽脑汁之后，大家想出了一个遗患无穷的办法，那就是在各个部门里增添副职。
由于重回岗位的人员实在太多，所以，副职也就加的源源不断。
以至于一间办公室里，20个员工之中，可能有十几个人都挂着副主任、副科长的名号。
也许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让大家尝到了甜头，所以，此后中央增添人员的时候，在副职上开的口子越来越大。
但人手多了，并不意味着办事效率会随之提高。
相反，越是人多手杂的部门，办事效率就越是低下。
因为，许多干部的能力和眼界，和自己所处的职务并不匹配。
决意改革
邓公在复出之后，工作上常常遇到阻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干部见识短浅，意识不到改革的重要性。
甚至于害怕改变，所以办事推三阻四，一遇到困难便互相推诿，毫无顾全大局的意识。
还有一些老干部，虽然乐于为国家奉献，但他们的工作能力却又不够，许多事情办起来力不从心，往往只能照本宣科。
当时，全国上下有很多负面例子。
比如，1981年，国家派人到福建去考察改革试点的情况。
结果却发现，中央一直全力推进的包产到户，福建竟然完全没有执行。
偏远乡村甚至还在用着十年前的政策，这一现象让邓公大为震惊。
福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干部们不作为，一直抱着守旧思想，不敢放开步子去走。他们认为，与其跟随改革，不如因循守旧，还能免于犯错。
甚至，他们完全不理解包产到户四个字的分量，问起国家政策，一众干部竟是云里雾里。
对这些干部们，邓公下了很重的评语，说他们是“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
邓公为此忧心不已，这些德不配位的干部，长期盘踞在国家机关之中，必定后患无穷。
要知道，当时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的是一批能够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干部。
但很显然，守旧的干部们一直占着位置，新鲜血液就输入不进来。
光靠邓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指挥千军万马的。
何况，这些干部的存在，又大大消耗了一笔国家资金，给党政机关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
而他们本身，又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贡献。
换言之，这些多余的干部，早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蛀虫，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准则。
所以，邓公当即下定决心，要在中央内部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部门改革，让真正有用的人进来。
但问题在于，一旦改革，就会触及许多人的核心利益，反对浪潮必然不小。
其中最难办的，就是让老干部们退出。
大局为重
老干部在中央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当年的统计数字，到1982年，政府机关之中约250万人，是解放前就已经参加革命的干部。
66岁以上的干部，占到了总人数的40%，中央领导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3岁。
任何人都越不过年龄大关，虽然有些人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勇气与智慧不减当年。
但不得不承认，绝大部分老干部已经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呈现出一种暮气沉沉的姿态。
这一部分人，就是中央首先要精简的。
可如果直接把老干部们扫地出门，邓公也是于心不忍的，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不能让他们人走茶凉。
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心态，许多部门才不计得失的给这些老干部安排岗位。
只不过，到最后，是好心办了坏事。
邓公认为，应该拿出一个更妥善的办法，来安置这些老干部，而不是让他们一失去工作岗位，就失去依靠，从而不敢退出。
在1979年，邓公就指出，应当建立完善的干部退休制度，来解决老干部们离岗之后的生活问题。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对于这一政策，邓公如此评价：“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同时，邓公将自己所领导的这一场机构改革称之为革命。
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在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使老干部们没有后顾之忧之后，1982年，改革正式开始了。
中央第一时间宣布，要抛弃以前的一正多副职政策，此后只能是一正两副，从根源上切断了各个部门副职过多的问题。
1982年2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提出各级部门担任正职的干部，原则上不超过60岁。
同时，如果有干部虽未到60岁，但已经精力不济的，可以安排办理提前退休。
退休之后，干部们依然保持良好的生活待遇，有国家托底。
而且，邓公还考虑到，有一部分老干部虽然年迈，却仍然想要为国家发光发热。
对于这部分人，邓公也提出，他们虽然不能在部门正式任职，但依然可以充当国家的顾问，给予他们一个荣誉职务。
国务院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率先进行改革。
将过去的100多个部门进行了裁撤及合并重组，最终将部门缩减到了61个。
国务院原有5.1万干部，缩减之后，变为3万人，而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也终于降低到了60岁以下。
就连副总理这一重要职务，也不能例外。
过去的13人被缩减到2人，万里、姚依林成为了此次改革后的两位新任国务院副总理。
看到中央这样的大动作，人们明白，邓公这次改革是认真的。
被裁掉的副总理们，并没有闹很大的意见。
原因在于，在着手进行改革之前，邓公已经分别找他们谈过话，向他们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
邓公要这些老干部离开工作岗位，绝不是要赶人，而是为了国家实际发展的需要。
邓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想要走回正轨，干部群体就要先做出改变。
在邓公看来，新时代的干部们需要实现四化，也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政治遗产
这是历史的必然性，邓公也对老干部指出，这将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一次重大贡献。
他说道：“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老干部们虽然不舍，但作为革命功臣，他们始终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平静的接受了这个意见，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这些离开的老干部们，在辛苦多年之后，终于能够享受清闲的退休生活。
而邓公仍在忙碌，在老干部们离开之后，培养选拔青年干部又成为了重中之重。
改革是否成功，也取决于，今后能不能选拔出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才。
十二大召开之后，新选拔出来的委员们进入中央。
邓公欣喜地发现，相比于过去的老龄化，这一次的委员名单之中，60岁以下的人员成为了大多数。
许多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干部，也破天荒的进入了名单之中。
其中，上海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他们第一批推荐的委员之中，有五人是在50岁以下，有七人刚满50岁，充分满足了邓公对于干部群体年轻化的要求。
邓公当时很兴奋地对上海方面的代表说：“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我相信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组、中央工作组考察的结果。”
邓公培养年轻干部的决定，为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因为，纵观古今中外，许多政府的消亡，正是因为人才匮乏，不得不依靠少数的几个政治核心运转。
在这些核心人物落幕之后，便面临着人亡政息的风险。
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邓公才决定从政府机关开刀，保障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为了这个目标，邓公不惧怕任何困难，自己更是亲身践行了自己确立的制度。
1989年，在诸多大事尘埃落定之后，邓公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退休申请。
这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在人们看来，邓公依然思维敏捷，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领导力，大家都希望他能够继续引领大家工作。
所以，邓公的退休申请在中央那里迟迟没有通过，反倒是很多人来劝说他多留一阵子。
但邓公却不为所动，在邓公看来，急流勇退是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
正如他当年对许多老同志说过的，要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
现在，他自己也要实现这个诺言。
在邓公的一再坚持之下，中央只好批准了邓公的退休申请。
1989年11月8日，邓公辞去中央的一切职务，宣布退休，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直到今天，大力选拔和培养青年干部，依然是国家机关在坚持的准则。
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则肩负起应该肩负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国家机关才能始终健康的运转。
参考资料：
熊雯静《精简机构，行稳致远》
陈晋《邓小平性格及其决策的几个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