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曾经说过：北大是一所和他们毛家有缘的学校，此话何解？
蔡元培：北大以他为荣
孔东梅外公的岳父杨昌济曾经在北大教学。
杨昌济的母亲向氏是一名知书达理的女子，向家是诗书世家，和杨家更是世代联姻，由此，他们潜移默化的对杨家子弟产生影响。
杨昌济七岁就进馆“发蒙”，他的蒙师正是他的父亲，可惜，还不等杨昌济成家立业，他们父母就相继离世，这对于杨昌济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打击。17岁那年，杨昌济同舅父前妻所生的女儿向振熙结婚。
即便成家，杨昌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只是，在学业一途上，可谓是历经曲折，尤其是屡试不第，更让他产生了愁闷的情绪。
杨昌济没有被命运打倒，他在担任塾师的同时继续自学，后来更是积极参与了谭嗣同他们组织的维新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透了科举功名的无用，自此决定退出仕途，事业失意爱情得意，他的儿子杨开智和女儿杨开慧相继出生。
渐渐地，庞大的经济压力朝着杨昌济袭来，他的工资不但要养活一家四口，还得帮助生活困难的哥哥，长此以往，他被身上的经济负担压得喘不过气。
正当杨昌济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他的好友杨毓麟东渡日本求学，与此同时，杨昌济也受到他和亲友的鼓励，背井离乡东渡日本。
1903年，杨昌济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前往日本，在日本的日子里，他学习非常刻苦，日子却过得非常简朴，杨昌济的兴趣爱好不多，却非常喜欢旅行，慢慢地，他的阅历也有所提升。杨昌济在弘文学院名列前茅，得到了院长的赏识，从学校结业后，他又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杨昌济的优秀肉眼可见，后来，在杨毓麟和章士钊等人的大力推荐之下，他又被调到英国继续深造，在英国他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和他一起在学校里学习的人中就有我们了解的章士钊。
外面的花花世界并没有攫住杨昌济的心神，阔别了祖国十年后，杨昌济彻底毕业，随后启程回国。
回国之后，杨昌济就进入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授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员，诸如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人，在学校的日子里，杨昌济可谓是倾囊相授，竭力培养更多的人才，他的口才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学识渊博，人品极好，所以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在他的课上，没有一个人舍得浪费一分一秒，除此之外，大家还会在课后成群结队去他的寓所向他请教问题，这里面就有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长此以往，杨昌济的妻子和孩子们都认识了这些熟面孔。
在这些学生之中，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最高，虽然毛泽东出身农家，但是刻苦好学成绩优异，时间一长，杨昌济的眼神里满是赞赏。
对于杨昌济这名同学，章士钊始终念念不忘，当时章士钊是北大的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回国后，章士钊也时刻思考，不能错过杨昌济这个人才，于是，他直接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希望杨昌济能到北大担任伦理学教授。
说来也是巧合，此时的杨昌济正好对当时的军阀张敬尧的倒行逆施的做法不满意，又一直向往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所以，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之后，他满口答应，并在1918年举家搬往北京。
抵达北京后，杨昌济担任北大伦理学教授一职，纵然已经身在北京，杨昌济始终没有忘记身上的重担，他依旧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筹措经费，并号召湖南的有志青年一起学习救国之法，他给蔡和森和毛泽东写信，同他们积极探讨，如何将学子们送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同年8月，为了新民学社成员出国留学的事情，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才，杨昌济非常珍惜，还为他在北大介绍了一份工作——图书管理员。
可惜，杨昌济救国救民的愿望还没有彻底实现，就在1920年病逝在北京德国医院。得知这一噩耗后，蔡元培痛悼：“北大以他为荣......”
在弥留之际，杨昌济仍旧为国家前途命运忧心，为此还专门给章士钊写信，极力推荐毛泽东和蔡元培。
毛泽东和北大相辅相成
孔东梅外公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供职。
说起来，当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后，杨昌济最初的想法是想让毛泽东在北大继续读书，可惜，杨昌济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考虑到毛泽东那时候的处境，应当有一部分原因是资金不够，另外的可能性就是那时候的教育部有一项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以后，须得工作几年，才能够报考大学，如此一来，毛泽东报考北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既然上学无望，杨昌济又想到另外一个主意，让校长蔡元培帮忙，再由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让毛泽东进入图书馆做一些整理图书的简单工作。
正是记得这份恩情，毛泽东心里一直将自己当作蔡校长的学生，并对蔡元培充满尊敬。
刚来到北京时，毛泽东就住在杨昌济家里，后来才搬出去。
对于毛泽东来说，能够进入北大工作，完全是雪中送炭。北京的生活费用对他而言还是难以负担，他当初能去北京都是借的朋友的钱，进入北京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刻找到工作，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可谓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每个月领取八块大洋，这份固定经济收入让他的生活松快了很多。
虽然毛泽东是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但是，他自己却没有选择出国，对于这个决定，后来他也有解释，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说：他觉得他对于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够，将他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裨益。
当然，毛泽东前往北大工作，可不简单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谋生问题，而是为了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所以，他一直将自己的这份工作当作自己拓宽眼界的平台，利用这一平台，他读到了进步杂志，还参加北大活动，接触北大师生，提高他的知识和思想境界，当他走出北大时，相较于以前，已经形成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其中北大的精气神更是深深地刻在他的骨血之中。
毛泽东和北大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一方单纯的索取，而是相辅相成。
毛泽东在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他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这和北大所推崇的开放精神是分不开的，这对于他日后的前途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大因为有了毛泽东倍加光荣，也愈发的让人心驰神往，毛泽东的经历增加了大家对于北大的信任，从另一种方向来看，毛泽东为北大进行了另类的宣传活动。
北大从毛泽东这里也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更加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注重书本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就是大家最好的范例。
可怜的李讷公主生错了地方
孔东梅姨妈李讷从北大历史系毕业。
作为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是毛主席所有孩子之中，唯一一个在他身边度过完整童年的。她的眼睛和鼻子酷似母亲，而脸型、额头以及她的嘴又像极了她的父亲。
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李讷爱书成痴，她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同龄人一大截，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以及历史类的知识信手拈来。对于这个小女儿，毛主席是上了心的，她初中时背诵的古诗乃是毛主席亲自圈划批注过的。
毛主席本身就嗜书，家中的藏书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李讷的床头经常放着书籍，除了传统文化之外，李讷还吸收一些外国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尤其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
对于学习，李讷百分百的投入，对于日常的穿戴和起居，李讷就没有那么上心了，在高干子弟之中，她是穿着最朴素的那一个，当别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展示自我时，李讷还穿着灰扑扑的衣服以及深色的学生服，即便毛主席多次建议她穿着鲜亮打扮一下自己，她都没有作出多少改变。
李讷长相漂亮，却拼命的掩饰，相较于她的长相，她的优秀是如何都遮掩不住的，高中毕业之后，她就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顺利考入北大历史系，为了庆祝女儿考上北大，她的母亲还带着她去了一趟庐山。
对于李讷这名学生，她的北大哲学老师郭罗基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还是很多的，所以，一到开家长会这个时候，中央委员半数以上的人都会被请来，这些高干子弟的学生之中，口碑最好的就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以及毛主席的女儿李讷。
在北大，李讷的穿着依旧保持朴素的状态，这样的打扮在当时的女学生之中也是极少的，这就更显得她低调和内敛。
对于李讷这名学生，郭罗基的评价是：她非常自我克制，由此压抑了自己的个性。
一次，在和同事吃饭聊天时，郭罗基聊到学生李讷。席间，郭罗基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明朝皇帝崇祯，在李自成将要破城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命令：皇后和贵妃自缢，之后，他将刀尖对准自己的亲生女儿，年仅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他一边挥刀，一边喃喃自语：“可怜生在帝王家！”当然，最后的结果还算是幸运，公主没有被自己的父皇砍死，李自成破城后还请来大夫为她治疗。
从长平公主这里，郭罗基得到了启示，私心里认为身在帝王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可怜的李讷公主生错了地方，因此失去了正常人的喜怒哀乐。
1966年夏天，李讷顺利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去《解放军报》当编辑，为了低调行事，她为自己取了个笔名——肖力，这一年，她才26岁。
回国后孔东梅进入北大攻读博士
孔东梅是毛主席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正是李敏。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刚出生时她就遭遇了脐带绕颈，结结实实让李敏担心了一回。
孔东梅小时候的身体不怎么好，所以李敏对她极为关心，将成倍的母爱加注在她的身上。
看着女儿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李敏的想法是让女儿拥有充足的营养，只是，如何在保证吃好的同时又能省钱呢？李敏可是伤透了脑筋。
之所以想着省钱是因为李敏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在买菜时，经常会在菜摊上转上好几圈，最后只能挑一些便宜的蔬菜买回去。
不过，在和妈妈生活之前，孔东梅是在上海外婆那里生活的，工作人员可谓是照顾的面面俱到，孔东梅也度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即便自己生活顺遂，孔东梅还是难以抑制的羡慕着墙外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的身边都有父母和朋友，这些是再多再优越的物质条件都没有办法代替的，孔东梅也喜欢自己的外婆，希望她能够和自己玩耍，然而，贺子珍的病情让她自顾不暇，李敏和孔令华夫妻二人工作繁忙，也不大可能穿梭在京沪两地之间。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历史是一个轮回，当初毛主席为女儿李敏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李敏生孩子后又为她的女儿孔东梅营造这样的学习环境。故而，孔东梅上学以后，就常常舞文弄墨，她的一些作品开始不断出现在板报和校刊等地方，孔东梅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就，她开始尝试着策划讲座以及辩论赛这类的活动。
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一一去世，李敏难以承受这一重又一重的打击，母亲贺子珍去世后，她的状态一度很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吃药也不去看病，看着妻子状态如此之差，孔令华也曾多次劝解，效果却不佳，便没有强求，当时孔令华也是一脑门官司，有点自顾不暇，那些年他的单位并不顺遂，经过一番缜密思考，他决定下海经商，虽然重新出发，可孔令华依旧不忘初心，他将自己赚来的钱用于纪念毛主席的事业。
在李敏的培养之下，孔东梅变得越来越优秀，1999年，孔东梅考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孔东梅也没有闲着，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她得到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她没有浪费现有资源，开始潜心钻研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博物馆和剧院里频频出现她的身影，其中她出现次数最多的当属书店，她如饥似渴的接受全新的知识。
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宾大让孔东梅受益匪浅，当然，即便在国外，孔东梅也没有断开和母亲的交流，虽然隔着大洋彼岸，李敏照样将自己书写的新书寄给女儿，让她从中攫取知识，孔东梅这时才意识到：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异国学习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贺子珍算是“老”留学生，四岁出国的妈妈李敏是小留学生，而她以当时和外婆几乎同年的她也选择了出国深造。
孔东梅在美国学习“国际政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于祖国的发展，孔东梅充满了好奇心，她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这样，总之，她的脑海里萦绕着各种关于祖国的问题。很快，孔东梅意识到：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外公那辈新中国开拓者，外公毛泽东留给中国的印记永远不会消失，他们这些先人勇敢探索，身经百战，为后人指明了前进方向，光是在国外学习，恐怕跟不上中国的发展速度，她必须用更加充实的知识武装自己。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孔东梅回国以后仍旧继续自己的学业，这次是在北大攻读博士，巧合的是这是一所和毛家有缘的学校，他外公的岳父杨昌济、外公毛泽东以及姨妈李讷都和北大关系匪浅，孔东梅在北大学习的这段日子里，更是呼吸到了前辈思想的因子。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东梅在一步步的成长中触发了一个新的决定，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和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她要创立一个机构，研究和宣传家风的继承和延续，为此，她回国创业后注册了公司，将其取名为“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曾经是她外公、妈妈以及姨妈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对于孔东梅来说，这个名字意义非凡，因此，在众多名字中，她选择了这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