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元旦前后，在湖南沫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潘汉年突然病情加重，被紧急转移到长沙一家医院治疗。
当时，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陪伴在丈夫身边，但遗憾的是，因为身体也不好，此次赴长沙治疗，董慧未能随行。
尽管依依不舍，但潘汉年却拉着妻子的手保证：
“我会回来的。”
可很不幸的是，在长沙治疗了几个月，潘汉年的身体都不见好转，至四月中旬病情加重。
董慧是四月十四日接到丈夫病重的消息，然后不顾一切的往长沙跑，总算在丈夫弥留之际，夫妻两人见了一面。
同一天，潘汉年不幸病逝，享年71岁。
潘汉年逝世以后不久董慧在香港的家人给她写了封信来，邀请她赴香港定居，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董慧却不肯去香港定居，而是坚持留在沫江农场，等那一天打来。
一
潘汉年与董慧结识，无疑是一次浪漫的邂逅。
董慧是大户人家出身，1918年出生于香港，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毫不夸张的说，董慧凭借这样的家世，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董家作为香港的名门望族，家族优渥自然无需多言，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家族始终秉持爱国情怀，这一点也体现在董氏子孙身上。
董慧的父亲董仲维就很注重女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他考虑到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其教育环境不利于这种教育，就把女儿送到广州求学。
也不夸张的说，董慧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完全得益于父亲这一手安排。
董慧中学阶段是在广州培道中学，当时该校是一所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学校，董慧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内心开始向往革命。
1937年夏，董慧从香港北上北平考大学，不幸遇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董慧随同一大批流亡同学到了西安，考上了西南联大。
不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董慧没有去上西南联大，而是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强烈要求到延安去，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
经考核通过后，董慧顺利的踏上去延安之路，并于1938年光荣入党。
直至1939年夏，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负责领导国统区的隐蔽战线工作，董慧因家庭条件关系，后来也被选入其中，并参加了社会部举办了隐蔽战线干部训练班。
一次在课堂上，董慧偶然发现台上的教师很年轻，一问才知道是潘汉年。
潘汉年那时虽然也才30多岁，但参加革命多年，又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此次是受社会部邀请专门给延安干部训练班做报告的。
潘汉年讲课虽然只有几天时间，但其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引起了董慧的关注，一股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当然，董慧后来也没想到，组织上会派她作为潘汉年的助手到香港。
董慧自己是有显赫的家世背景的，这一点也能为她从事地下工作做掩护。
值得一提的是，董慧的父亲董仲维当年在香港也曾帮助中共地下党，当时我党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开设公司赚取经费，董仲维曾慷慨解囊10万港币，但一开始明言是借款，但后来随着战争推进，港币贬值，恰好又赶上还钱的时候。董仲维本可以提要求，但他坚持按照10万港币入账。
潘汉年当年在上海、香港来回往返，多得益于董慧周全的安排，不仅如此，党组织所得的经费，也都是经过董慧所在的道亨银行办理。
也正是因为长久的工作相处，潘汉年与董慧之间慢慢产生了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原来是有一段包办婚姻的，但因为潘汉年长期在外，这段婚姻后来也名存实亡，多少年来，潘汉年都是游走在生死边缘，自然也无暇顾及感情，直至认识了董慧以后，内心这根紧绷的弦才松动。
1947年，在生活状况相对稳定下来以后，潘汉年遵从父母之命，与董慧喜结连理，当时潘汉年已经41岁，董慧也已经29岁。
1949年，原定调英国出任驻英大使的潘汉年，因接管上海任务紧，所以改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董慧也随同前往上海，先是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后来陆续又担任过秘书科长、工商处处长。
二
不过，潘汉年夫妇幸福的时光还是太短暂了。
1955年4月，潘汉年突然被捕，不到一个月，董慧也同样被捕，理由是她是潘汉年的战友和妻子。
也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董慧整个人都是懵的，不明白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潘汉年、董慧虽然后来被关在同一个地方，但长达七年时间，彼此都没有见到面，夫妻两人都记挂着彼此的情况。潘汉年还曾写了不少诗，以表示对妻子的记挂之情。
即便至今天读到这些诗，也让人不禁动容。
1962年，组织上勉强给董慧下了个定论，但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不过因为查无实证，虽然予以释放，但仍然不得自由，不能回到社会。
不过，相比于丈夫，董慧算是得到了一定自主的权限。
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在1962年，因为环境宽松了许多，加上董慧的家在香港本身就是统战的对象，董慧其实可以申请到香港去定居。
只是都被董慧给拒绝了，按照她的话说就是，她要等丈夫出来。
1963年初，潘汉年的事情正式告了一个段落，夫妻两人被安排到北京南郊团和劳改农场。
据董慧回忆，这段时间是他们彼此结合以后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有了一定的自由，还可以去逛街会友。
一次在颐和园，潘汉年夫妇还曾遇到了陈老总，对于这位老搭档（陈老总曾任上海市市长），陈老总很关心他的情况，还几次表示要反映这件事。
不过很遗憾，随着后来那个特殊年代到来，这件事也没有了下文。
也是在北京定居期间，不少人都劝说过董慧离婚，认为她只要与潘汉年离婚，处境就会好转，但几次劝说，董慧都没有听，她始终要与丈夫站在一起，甚至还表示：
“好在没有子女拖累，将来两个老人死后，埋在一起算了。”
多年的劳动生涯，极大的摧残了潘汉年夫妇的身体健康。
一直到1975年，潘汉年的事情才又被定了下来，夫妻两人被安排到了湖南沫江农场。
也因为环境宽松了不少，董家在香港的亲戚才陆续联系到了潘汉年夫妇，董慧的弟弟经常写信给姐姐姐夫，并寄来各种药品和食物。
1976年年底，董慧的弟弟夫妻还专程到长沙去探望，但因为一些缘故没能见到面，董慧的弟弟知道姐姐的腿摔伤过，走路不大灵便，还专门留下了一个轮椅。
潘汉年1977年4月14日不幸病逝后，董慧的弟弟还专门写信给姐姐，并在信中特意提到了一件事：
“最近见香港一份报纸载有姐夫在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手下重要的地下干部，他今天虽与世长辞，但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亦尽过一份力，死无憾焉。”
后来环境宽松以后，董慧的弟弟还写信给姐姐，希望姐姐能跟他到香港定居，但董慧坚持不肯前往，她始终坚信自己丈夫的问题终有一日会得到解决。
可惜的是，董慧没能等到那一天。
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于湖南洣江农场医院，享年61岁。
三
事实上，也正如董慧所想的那样，很多人都很关心潘汉年的情况。
从潘汉年1955年入狱开始，原来的老战友李克农就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他也始终坚信潘汉年的清白。
李克农当年任副总参谋长，后来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情报部对潘汉年过去的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供专案组研究，李克农很重视这个工作，并亲自布置安排。
根据调查到的事实，李克农整理出来两份详细的报告递交中央，上面列举了七个反证，以证实潘汉年过去战争年代是非常有贡献的。
可惜的是，这两份报告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才对潘汉年案提出质疑，要求重新复查。
1981年初，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也表示要复查潘汉年案：
“我不相信他是个特务，假如他是特务，我们党的许多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
陈云后来将此事上报中央，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不久之后，中纪委对潘汉年案展开复查，也是在这样一个机缘之下，李克农当年被打入废纸堆的两份报告成为了案件侦查的关键。
中纪委经过复查后，明确给出结论：
“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诚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并且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他为我们的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反敌人的秘密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潘汉年的问题说清楚以后，加诸在董慧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自然也就站不住脚。
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做出了《对董慧问题复查的结论》：
“董慧同志从1939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止，一直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原认定董慧同志参与内奸活动和盗窃国家大批资财的问题，纯系不实之词，应予否定。董慧同志是一位忠于党的好党员，1955年后受到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现决定撤销公安部1962年6月对董慧同志的审查结论。”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事实上，就在公安部做出对董慧复查的结论前几个月，中央就做出了批示，要求长沙市委将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迁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在骨灰抵达北京当天，廖承志等当年的老战友还专程到火车站迎接，并亲自为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举行了覆盖党旗的仪式。
1997年7月22日，国家安全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重新安放潘汉年及夫人董慧骨灰盒的仪式。
一个遗憾的事情是，董慧虽然喜欢孩子，但她与丈夫潘汉年却并无子女，董慧虽然几次想过继一个孩子，但因为他们夫妇处境始终没有改善，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下文。
不过，在潘汉年的故乡宜兴新街镇陆平村桃花山上，还有村民为他们夫妇树立的一个衣冠冢，每逢清明等节日，附近的小学生等都会前往祭扫。
想必他们夫妇看到这一切，也会老怀为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