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无独有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同样发出过类似追问——“尽管中国古代经济很发达，但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不是发生在中国？”这一追问，不仅是牵引我们审视中国历史的大哉斯问，也是审视西方历史，更是东西文明比较，乃至人类文明比较的绝佳案列。
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追问的变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甚至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界“五朵金花”成果之一。如今随着更多的中西思想家的智力投入，答案已经越发清楚了。综合多本研究资本主义的经典，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四点。看清这四点，可谓一场纵览中西文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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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产权保护不足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并行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他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把人类的合作，由小规模的熟人社会，扩展到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因此得到扩大，文明因此得以发展。而大规模陌生人得以合作的最重要前提是“财产权的保护”。
所以说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一个条件，是产权保护。
西方产权保护的历史相当悠久。从1215年大宪章，到后面的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宪政革命，西方文明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私有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思想家洛克、休谟等人甚至认为“无私产，即无正义”。无独有偶，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也都看到了产权保护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而反观古代中国，从平民到商人，乃至封疆大吏、宰相首辅，无一人的财产是安全的。皇帝一声命令，就可轻而易举地没收土地、罚没收入、抄家毁园。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胡雪岩、历朝历代触犯皇帝逆鳞的政府要员，都曾遭此劫难。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几乎见不到私产保护的条文。
所以说，制度上没有足够完备的产权保护，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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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权力不够分散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一定至关重要。而没有商业，何谈资本？所以《剑桥资本主义史》一书中，把独立商人阶层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而独立的商人阶层，只能出现在一个权力多元的社会。
西方自进入中世纪以后，可谓进入了一个最多元的社会。教权、皇权、封建领主互相分散，相互对抗；自治城市、独立领地、公侯伯子男各种封地遍布欧洲。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独揽所有权力，而权力越分散，社会也就越多元，自由的空间也就越充分，商人作为商品的传递者也就有着最大的独立空间。所以，纵览西方历史，处处都能见到商人的影子。清教革命以后，商人的声誉与地位更是得到了空前的肯定。
而反观古代中国。在上层，皇权世袭，权力也几乎没有边界。国家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在下层，宗族长老控制着一个个封闭的社区。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家族长老具有无上权威，发号施令，人人不可违背。权力不够多元，四处流动的商人，就成了社会的害虫。商人更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的最底层，备受歧视与打压。无奸不商，几乎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口头禅。
所以说，政治上没有多元的权力，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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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思想不够自由
资本主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创新的不断出现。《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作者鲍莫尔甚至说，坏的资本主义各有各的坏，而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就是“创新型资本主义”。最近几十年，微软、苹果、spaceX接二连三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创新的一切前提，就是自由。自由社会，自由的商业，以及最根本的，自由的思想。
所以，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在西方，自由的传统可谓悠久。古希腊，古罗马，在与东方文明的冲突中，总是高喊“我们是自由的文明”；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科学革命的进程中，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呼吁自由，所以才会有“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口号。
而反观中国，思想钳制是千年常态。秦汉以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各朝各代频繁上演的文字狱、焚书运动；对向往精神自由、喜欢学术和科学的独立知识分子，也总是打压。朱元璋甚至连归隐山林、一语不发的隐士都不放过。
所以说，社会上没有思想自由，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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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理性不够充分
资本主义还是一系列的生产方式。比如要有量入为出的记账方法，要有珍惜每一分钱、每一分钟的节约意识，还有要有妥善经营的管理方式，甚至诚信经营、借贷、资本融资都要精打细算。正所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这种行为模式为——“理性化”，这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
所以说，“理性化”是资本主义诞生的第四个条件。
马克斯·韦伯发现，这种理性化精神在西方古已有之，随着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清教的出现，在清教“天职观”“上帝选民”伦理的加持下，更是越发凸显。商人们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把时间金钱看的非常珍贵，而他们的生活却异常艰苦朴素。他们是一群禁欲苦行的理性人。
而反观中国，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韦伯看来，都充斥着非理性特征。儒教要求人们皓首穷经，扎入故纸堆，寻求一个功名，圣人的经典不可改一字；道教集各种巫术、迷信于一身，寻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甚至很多皇帝都死于服用炼丹的铅中毒；佛教更是对世俗社会不闻不问，在打坐参禅中证悟，寻求解脱，逃脱轮回，对如何用理性改造社会不闻不问。
所以说，精神上理性不够充分，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原因。
事实上，现代科学、政治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现代文明中的很多要素，其实都只发生在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也一样，只诞生在了西方，世界其他各地都没有独立产生出资本主义。
所以说，与其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其实更值得追问的是，西方为什么诞生了资本主义。毕竟西方才是最特殊的那一个。庆幸，已经有足够多的智者回答过这一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