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忠 执笔孟秀玲
我的父亲刘须明
【人物简介】
刘须明(1928.12～1996 )，小名秀珩，河南省永城市陈集镇刘双楼村人。1944年8月19日在新四军骑兵团前往家乡扩军时，同弟弟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骑兵团学兵大队。后一直战斗在骑兵团，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副连长。1956年转业到地方任永城县公安局预审科科长兼西窑劳改场场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派去支援边疆，任青海省司法厅刚察县劳改农场场长。1979年获彻底平反。1996年在永城病逝，享年68岁。
刘须芝(1929～1947.7.20)，小名秀芝，河南省永城市陈集镇刘双楼（现刘楼）村人。1944年8月19日在新四军骑兵团1大队政委刘传新前往家乡扩军时，同哥哥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骑兵团学兵大队。后调骑兵团警卫排，任周纯麟团长的警卫员。1946年9月随周纯麟调华中野战军9纵。1947年1月调华东野战军2纵5师，仍任5师周纯麟副师长的警卫员。1947年7月20日在南麻、临朐战役中为了保护周副师长壮烈牺牲，年仅18岁。
我的老家在永城市陈集镇刘双楼村，我的爷爷刘林光和奶奶朱刘氏都是穷苦的农民。他们育有4个孩子：两个女儿排行在前，我父亲刘须明（小名为秀珩）是老三，1928年12月出生；小叔刘须芝（小名为秀芝）是老小，1929年出生。爷爷奶奶带着4个孩子艰难度日。
一、奶奶送胞兄弟上战场
1938年5月永城沦陷后，不屈的永城人民奋起抗争，爱国志士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斗争。当年6月，刘双楼的刘传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了永东北抗日学生大队。
1939年初，彭雪枫司令员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近豫东，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的爷爷奶奶受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倾向革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抗日民主政权，自愿为抗战出力。
1941年5月，由于新四军4师在反顽斗争中失利，转移到洪泽湖畔，致使永城人民又重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的爷爷奶奶和乡亲们天天盼着新四军能打回来。
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4师彭雪枫师长率主力西征收复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一路上消灭大小伪顽军，扫清西进的道路。
骑兵团也是西进部队的主力之一，由于战斗频繁需要补充兵员。考虑到刘传新是豫皖苏边区永城人，又是抗日战争初期创建永东北抗日学生大队的创始人之一，对人、地都较熟，所以骑兵团首长决定派刘传新前往家乡负责扩军。
新四军4师骑兵团整装待发
8月19日晚，时任1大队教导员的刘传新带领1大队一个骑兵班，由团直指导员耿化同协助，首先到达他的出生地刘双楼村。
他在刘双楼村辈分最高，村里人都喊他老爷。听说传新老爷回来了，全村人都出来看望。
刘传新首先向乡亲们报告了新四军4师重返豫东，准备收复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他号召乡亲们尤其是青年人踊跃参军，号召乡亲们为新四军报敌情、送情报。乡亲们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接着，马术好的骑兵战士罗纪昌、侯中玉、刘仲山、王玉坤、王士堂等表演马术，宣传骑兵的威力。战马在村外飞驰，马上的战士翻身表演马上特技动作，有镫里藏身、马上独立、马上拾物、倒骑马、偏骑马、马上打步枪、马上打机枪，在马的两侧跳上跳下最为惊险。
5位英雄的精彩表演令刘双楼的男女老少几百人看得出神，赢得满堂喝彩。
群众是义务宣传员，一传十、十传百，威震数十里，伪顽军闻声丧胆。群众编成歌谣传唱：“黑马团、白马团，后边跟着机枪连……”
表演马上特技动作——马上拾物
表演马上特技动作——镫里藏身
我的爷爷奶奶看到新四军又打回来，要消灭日本鬼子和汉奸，拯救国家和中华民族。他们经过商量，决心为国家为民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奶奶一手拉着长子秀珩一手拉着次子秀芝，把仅15岁、14岁的两个儿子亲手交给了刘传新，并说：“让他们两个去打鬼子，到部队上好好干！”
刘传新和参加扩军的骑兵们都深受感动，齐声赞扬爷爷奶奶的深明大义！
我的父亲和小叔参加骑兵团的经过，是刘传新的夫人吴淑坤在《淮北铁骑——新四军骑兵团老战士文集》中题为《扩军》的回忆文章里描述的。
刘传新及夫人吴淑坤
吴淑坤的回忆文章《扩军》
因为家里的男丁只有我的父亲和小叔，两个女儿当时都出嫁了。我的父亲和小叔参军了，就无人照顾其父母，无人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了，这需要我的爷爷奶奶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很快我的父亲和小叔跟随教导员刘传新离开了家乡。
二、兄弟驾铁骑驰骋淮北
此次，刘传新政委扩军的人数已是1大队的两倍，但马匹没有补充上。骑兵团团首长决定成立一个步兵大队，称为“学兵大队”（采用抗战初期永城抗日救亡学生队的称号）。由骑兵5大队副大队长冯福林任大队长，刘传新仍任政委。
父亲和小叔编入了学兵大队。他们跟随骑兵团在全面收复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后，于1945年1月返回津浦路东，参加了扩大新的解放区、对日全面反攻等一系列战斗。
骑兵团以迅捷快速、骑术精湛、勇猛顽强而威名远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
父亲和小叔虽然年纪小，个子不高，但不怕苦不怕累，刻苦学习枪法骑术，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多次得到领导的表扬。不久，父亲和小叔就调到团警卫排。
小叔刘须芝聪明机敏，得到了周纯麟团长的喜爱，于是，担任周团长的警卫员。
新四军骑兵团团长周纯麟
骑兵团追歼敌人（任泊生摄）
三、父亲随骑兵大队挺进淮北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新四军4师的11、12旅组成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张震为9纵司令员兼政委，骑兵团为9纵直属骑兵团。
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淮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中9纵奉命撤出淮北，北上山东。
11月，苏皖边第7地委和华中军区第7分区（原淮北军区1、3分区）仓促撤离淮北，致使来不及撤离的分区后方机关、干部、家属及几个县的干部、地方武装3000余人被迫撤进洪泽湖区。经精简整编、疏散隐蔽，尚有500余人被困无援、弹尽粮绝近2月之久。
淮北路东地区12个县除洪泽湖外，全部沦入敌手。
1、3大队加入挺进支队。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大举进攻，重建淮北根据地，解救淮北人民和我军被困人员，1947年1月,华中局和华中野战军组建淮北挺进支队，由华中野战军9纵77团、81团和骑兵团1、3大队及地方干部队组成，总计3300余人。
淮北挺进支队由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赵汇川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学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烽午任政治部副主任，77团团长叶道友、政委孙朝旭，81团团长吴忠泰、政委李任之。
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
骑兵团参谋长程朝先
1947年1月18日夜晚，支队在窑湾强渡运河。1月23日，血战朱湖，解救了洪泽湖上我军被困人员。
艰苦卓绝的斗争。支队自进入淮北敌后，国民党军立即以8个团的兵力对我支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
支队的步兵为避其锐气，退守湖区，机动灵活，与敌周旋。能打则打，消灭少量敌人后立即撤退；不能打则隐蔽在芦苇和水草里，敌人一时也找不到对付我军步兵的有效办法。
惟有骑兵1、3大队的马进入湖区十分困难，为此只能在湖畔与敌周旋，这给他们带来极大困难。他们时合时分，频繁机动，经常是找一处较隐蔽的地方，人马靠在一起打个盹就走，就这样还要在较远的地方放出多路警戒哨。
自1947年1月18日挺进淮北，最艰苦的日子是前4个月，也就是骑兵团老战士人人皆知、人人称谓的“淮北敌后斗争103天”。1947年2月，骑兵1、3大队先西后东，再向西南回到洪泽湖北岸，从被包围，到突围，再被包围，再突围，在一连串的穿插突围中9天行程300公里，与敌人大小接触30余次，不断调动敌人，与敌人周旋于淮北平原。
父亲被俘后救战友。2月的一天中午，骑兵团1、3大队在泗洪县孟集消灭了敌区、乡公所的10多人后，到达曹庙与金锁镇之间的一个小村，吃饭、喂马，准备在这里睡一觉。
这时，程朝先参谋长找到通信班长徐金山说：“我们的马连续几天奔跑，都饿坏了”，让他带几个人跟管理员王述章一起去附近的小徐庄，把伪村长家的马料弄来。
当即，徐金山叫上副班长张三元、通讯员刘须明还有战士小李跟随管理员王述章共5个人去了小徐庄，安排张三元在村外放哨。
突然发现敌人正向骑兵团驻地实施包围，徐金山与我父亲刘须明担心部队正睡觉而面临危险，为了保护骑兵大队人马的安全，果断鸣枪报警。
原来是敌孙良诚一部从西面分4路向我包围过来。正在西面的1大队长孟昭贤急令机枪占领有利地形，向突出之敌勇猛射击，掩护两个大队向东转移。
骑兵团1、3大队成功突围，而父亲他们5人却被敌人包围，寡不敌众，子弹打光后被敌俘虏，关押在徐州监狱，严刑拷打。敌人对我父亲刘须明审不出什么名堂，看他18岁年纪小，就让他到监狱看守连当了勤务兵。
当时，徐金山班长得了眼疾，双目暂时失明。我父亲塞给他一些钱，还把他身上的脏军衣拿去换洗，并嘱咐他：“你抓紧时间养身体。只要你能出狱，那就好办，你头天出，我第二天就能跑出去。”
徐金山班长被关押近3个月后，被抽兵到国民党军51师服役。徐金山离开监狱后，我父亲利用给敌当勤务员的便利条件，积极营救狱中的骑兵团管理员王述章和战士小李，瞅准机会，在一个深夜逃离了监狱。
他们遭到敌人追捕，情急之下，三个人跳进河中，躲在芦苇荡里呆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饥寒交迫，差点儿困死在沼泽地里。之后，他们白天不敢上路，躲起来休息，晚上走小道儿，一路逃荒要饭，辗转数百里，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骑兵团归队。
徐金山在1948年3月卞昌战役和益林战役中，击毙敌团长和连长，并策反敌一个班带2挺机枪、6支步枪投降，重返我军华东野战军2纵4师，继续战斗。
骑兵团通信班长徐金山
四、小叔血洒疆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由于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几次大兵团作战中，步兵伤亡较大，于是1946年8、10月间，先后从骑兵团抽调了两批经受过多年战争考验的老骨干和一批领导干部到步兵团任职。
学兵大队教导员刘传新调任华中野战军9纵73团政治处副主任，团长周纯麟也调往9纵，小叔刘须芝跟随周团长前往。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周纯麟团长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2纵5师副师长兼13团团长兼政委。小叔刘须芝还是周副师长的警卫员。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抗击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小叔刘须芝跟随5师副师长周纯麟寸步不离，保卫着首长的安全。不幸的是在南麻、临朐战役中他为了保护周副师长壮烈牺牲，年仅18岁。
1947年7月17日，华东野战军命令华野2、6、9纵队全歼山东南麻地区国民党第11师。7月18日，2纵5师受命先进攻大、小山，再合围吴家官庄。敌人在南麻构筑了子母堡式的较完整的野战防御体系，致使我攻击部队遭敌人交叉火力杀伤，攻击受挫。
当年的华野5师副师长周纯麟在1985年撰写的《征途的回忆》中讲述了警卫员刘须芝牺牲的全过程：“20日，纵队命令我师继续攻击大、小山，我们以13团先攻小山……晚上，我带着警卫班的战士到阵地前沿去查看敌情。我想在天明之前赶回师指挥部，把敌情向姚运良师长、秦贤安政委报告，看看下一步部队怎么办。”
“ 警卫班里有个战士，名字叫刘西之，是河南永城县人，当时18岁。别看他年纪小，个子不高，却很机灵，尤其马上的功夫很好。在骑兵团时他就是我的警卫员。我非常喜欢他。
这天夜里，我俩刚刚过河上岸，他就突然惊呼：‘ 303，快隐蔽！’303当时是我的代号。可是当我刚刚俯身隐蔽时，他却背后中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顿时鲜血直涌，躺在地上，就再也没有动弹，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对我说。我望着这位牺牲了的年轻战友，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5师副师长周纯麟
当年的华野5师13团3营教导员徐春阳在1998年撰写的回忆录《血火年华》中也讲述了刘须芝牺牲的经过：“……这时，5师副师长兼13团团长周纯麟也突然冲了上来，站在我们面前，我拉他赶快卧倒。他的小警卫员刘须智一把按倒他，小刘却中弹牺牲了。”
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5师13团3营教导员徐春阳
当年的5师13团政治处主任刘传新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常谈起为刘须芝收殓的经过：他身背80块银圆，在后面一边收容伤病员一边掩埋烈士遗体。突然他们发现原骑兵团周纯麟团长的警卫员刘须芝同志的尸体。
他抱着这位年仅18岁的英俊少年，心如刀绞，不禁泪如雨下。这就是1944年永城县刘双楼一位母亲送了两个儿子参军的其中一个。这个孩子聪明好学，是周团长亲自挑选去的。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传新走了几个村庄，为刘须芝买到一口棺材，将他掩埋在了牺牲的地方。
周纯麟、徐春阳、刘传新三位老前辈在同一个部队、同一个战斗、同一个时间回忆的都是周纯麟的警卫员。虽然名字有些不同，但发音一样，说明回忆的是同一个人——刘须芝。
五、兄弟失联二十年
自从1946年9月我的小叔跟随周团长调到步兵部队后，他们兄弟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且音讯全无。
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在骑兵团，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南征北战、再创辉煌。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任副连级干部。
1956年，父亲转业到地方任永城县公安局预审科科长兼西窑劳改场场长。他四处打听弟弟的下落，到永城民政局查询从各部队发来的讣告信函和烈士阵亡通知书，都没有弟弟的信息。
父亲被捕的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翻出旧账，使他终身在政治上都受到影响。父亲经历两次大挫折，对他打击极大。第一次大挫折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永城县公安局任股长，人实在，重情义，与当时的县长走的很近，关系很好。
1957年反右期间，县长被打倒处理，牵扯到我父亲，两人一起劳动改造。后县长平反官复原职，父亲也被昭雪。
1959年恰逢西北监狱系统需要干部，县长极力推荐，我父亲就到了青海省司法厅刚察县劳改农场任场长。
第二次大挫折是在“WG”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由于他对被监禁的有革命经历的人同情，被人抓住把柄，新账老账一起算，全家被处理遣送回永城改造，失去了自由。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派去支援边疆，远离内地，寻找弟弟的下落就更不方便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才得到了弟弟的消息，原来弟弟早在20年前就已经牺牲了。父亲盼望与弟弟团圆盼了20年，传来的却是弟弟的噩耗！他号啕大哭、悲痛欲绝！
直到1979年，父亲的冤假错案才被彻底平反，享受到公正待遇。
1989年骑兵团老战友团聚。前排左2刘须连、左3徐金山，后排左起：王秀堂、赵成业、王志善、刘须明
六、终生的遗憾
我的父亲在对亲人的愧疚与情感的纠结中于1996年在永城病逝，享年68岁。他一生留下了三大遗憾。
第一大遗憾是：他1944年参军时竟然是与我奶奶诀别的最后一面。当他1956年转业后第一次回到家时，我奶奶早已于1952年在呼唤儿子的喃喃呓语中逝去。
我父亲后悔战争年代没有给父母送个信，报个平安，让父母思念、担心了10年。
第二大遗憾是：他在我爷爷有生之年没有找到弟弟的下落。当他1956年转业回到家时，我爷爷还在世。当爷爷得知小儿子下落不明时，悲痛交加、泣不成声。一直督促我父亲去寻找弟弟的下落。
我父亲后悔还没来得及开始寻找弟弟，我爷爷就于1957年在思念小儿子的悲悲戚戚中走了。
第三大遗憾是：没有为弟弟争取评为革命烈士，弟弟为了人民的解放甘洒热血却至今得不到承认。我的父亲1980年获得自由后，一直想去南京找周纯麟团长证明弟弟是烈士。他打听到周纯麟在南京，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已成为将军。但一直没有成行。
由于小叔牺牲的信息传来整整迟了20年，况且也没有找到证明人，因此，小叔至今都未被永城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没有为弟弟争取评为革命烈士，让烈士流血还流泪，成为父亲终生的遗憾！
其实，要为小叔评烈还是有可能的，周纯麟、徐春阳、刘传新三位老前辈的回忆录不就是证明小叔烈士身份的有力证据吗？况且周纯麟的夫人邓文秀、刘传新的夫人吴淑坤两位老革命一生都念念不忘这位英勇的小战士。吴淑坤阿姨尚健在。
周纯麟夫人邓文秀2019年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遗憾的是邓阿姨已于2021年7月20日逝世
刘传新的夫人吴淑坤2019年佩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父亲和小叔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忠孝不得两全”，前辈们用自己的壮举诠释了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我的爷爷奶奶为民族和国家尽忠，主动放弃了儿子为自己尽孝的义务。我的父亲和小叔为民族和国家尽忠，被动失去了为父母尽孝的机会。
前辈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应当永远传承下去！
2006年当我准备撰写新四军4师骑兵团的战史时，找到了新四军骑兵团团长周纯麟的夫人邓文秀阿姨了解情况，她多次跟我讲起周团长的警卫员刘须芝为了保护周团长而英勇牺牲的故事，怀念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一直到2009年《新四军骑兵团征战发展纪实》出版时，我都没有找到刘须芝的家人。
2015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4师分会与河南省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合作编写豫皖苏根据地的红色历史，使我有了寻找刘须芝的机会。
2016年6月，我终于在永城市找到了刘须芝的侄子，才得知了刘须芝的故事。
令我震惊的信息有三点：一是原来刘须芝与他的哥哥刘须明都在骑兵团。1946年刘须芝跟随周纯麟团长调到步兵部队，而刘须明一直战斗在骑兵团直至新中国成立。二是2008年就看到骑兵团1大队政委刘传新的夫人吴淑坤阿姨写的文章《扩军》，描述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拉着长子秀珩，一手拉着次子秀芝，把两个儿子亲手交给了刘传新政委。我看到有一个“芝”字，是不是刘须芝呢？急忙问了吴淑坤阿姨和刘须明之子，原来秀珩、秀芝就是刘须明和刘须芝兄弟俩的小名。三是由于刘须明和刘须芝兄弟俩失联20年，1966年哥哥才得知弟弟牺牲的信息，又因为种种原因，刘须芝竟然一直没有被追认为烈士，令人万分痛心和遗憾！
2021年9月，我又通过老骑兵徐金山的儿子徐建国发现了新线索，原来哥哥刘须明1947年随骑兵团1、3大队参加了淮北挺进支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了保护骑兵大队人马的安全，鸣枪报警，被敌俘获，虽然他救战友越狱有功，但仍然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