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放，促成国共统一战线，作为此事件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之后却身陷囹圄。
杨虎城于解放前夕被害重庆，张学良则被囚禁六十余年。鉴于张学良“东北少帅”的身份，加之与蒋介石关系匪浅，历来张学良在各家学说中都被视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则以陪衬的角色示众。
直到张学良后来接受采访，回忆起西安事变，提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既不是他，亦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虎城手下的“智囊团”。
至于“智囊团”中有哪些人，张学良仅仅提到了后来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一、杨虎城的“智囊团”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夜访杨虎城。
两位非故交、无所渊源，却因历史年轮的前进而成为挚友，彼此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自然涉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匪”政策。
张、杨二人苦“剿匪”政策久矣，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面见蒋介石，希望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
这并非张学良第一次劝蒋介石一致对外，却是爆发冲突最尖锐的一次。张学良指责蒋介石专制、与袁、张（袁世凯，张宗昌）二人无异。蒋介石则固执己见，声称“‘匪’（共产党）不剿完，绝不抗日。”
蒋之态度让张学良十分绝望，回到西安之后与杨虎城谈起蒋委员长冥顽不宁，希望能想办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杨虎城听完张学良诉说后，讲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
不管是后来史学界、亦或当时各方势力都认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绝非被逼无奈，而是谋定而动的必然。
事实上两人都有“扣蒋”的想法，杨虎城也讲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故，但谁也不愿意先说“扣蒋”。值此时刻，张学良想到了王炳南。
“王炳南在何处？让他来商量一下。”
张学良之所以刻意提到王炳南，是十分清楚王炳南的身份——共产党。故而当他提出让王炳南来商量一下，杨虎城立马领会。
杨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
张则顺水推舟问：“他是什么想法？”
杨回：“主张扣蒋。”
到这一步，两人才彻底袒露心扉，公开自己的想法。从二人对话不难看出，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王炳南也受到了周恩来及中央的褒奖。值得一提的是，王炳南也仅仅是西安事变的推手之一，实际上在杨虎城身边，还有不少人扮演着与王炳南一样的角色，如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
由王炳南、谢葆真等人组成了杨虎城的“智囊团”，给杨虎城出谋划策。张学良也是在与杨虎城交往期间，才发觉杨虎城身边被“渗透”。故而当他提到王炳南时，其实也就是在询问中共的意见。
只不过王炳南作为杨虎城“智囊团”抛头露面最多的人物之一，继而走向历史的大舞台，参与到西安事变中。
二、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杨虎城是西北地方实力派，不属于蒋介石嫡系。
蒋介石这人有个毛病，非嫡系手下总留一手，况且杨、蒋二人有矛盾，且是不可调和那种，杨虎城的17路军上下都有反蒋抗日的思想。
基于17路军的情况，中共决定和17路军搞好关系，与杨虎城谈判。一如中央所料，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杨虎城与中共达成相互谅解、尊重和合作的秘密协定，中共曾先后派人到杨虎城部，王炳南是在1936年春被派往杨虎城部。
杨虎城对此并不介意，也乐于共产党在17路军宣传联合抗日的统战思想，甚至一些时候还会征询王炳南等人的意见，故而王炳南等共产党人被张学良称之为杨虎城的“智囊团”。在“智囊团”的宣传劝说下，杨虎城决心联合抗日。
不过17路军仅仅只是西安的势力之一，早在1935年10月初，蒋介石将张、杨部队安排在宜川、洛川一带，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绝不容小觑，待东北军、17路军“剿共”无果、损失惨重后，杨虎城不止一次向张学良建议，希望能停止“剿匪”，团结抗日。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张、杨二人“剿匪”愈发消极。
相较于杨虎城一再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相对更加犹豫，依旧寄希望于蒋介石身上，试图通过劝说的方式让蒋委员长停止内战。
期间张学良被骂过、打过（蒋介石怒扇张一巴掌），委员长始终不为所动，声称“‘匪’（共产党）不剿完，绝不抗日。”
1936年12月9日，北平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国内抗日热情日益高涨，给国民政府很大压力，蒋介石将怒火尽数撒在张、杨二人身上，生出撤换带张、杨，夺其兵权的想法。
早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委员长就亲自飞抵西安，给张、杨二人下了最后通关文牒，要挟二人若是不加紧“剿匪”，将被调往安徽、福建。
西安局势剑拔弩张，迫使张、杨二人不得不做出决定。杨虎城的“智囊团”正如杨虎城所说，思想很激进，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张学良始终不愿踏出这一步，若非数度在蒋介石处碰钉子，才决定采纳杨之意见。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杨虎城及其“智囊团”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难怪张学良后来称杨及其“智囊团”为西安事变的主角。
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被抓获。
与委员长一同抵达西安的十余名国民党高层尽数被扣押，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决定派周恩来与张、杨二人协商解决西安事变。
周恩来抵达西安之后，王炳南汇报了了解到的情况，主要还是为解决西安事变，事变的解决方案无非两个。
1、 非和平方式，以囚禁、处死等方式，逼迫国民政府联合抗日。
2、 和平方式，释放蒋介石，让委员长承诺联合抗日。
关于和平、非和平的解决方案，关键还在于张、杨二人的看法。王炳南在杨虎城部待了近一年，深受杨虎城信任，是大致清楚杨虎城的态度的，在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曾对他说：
“把这个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杨虎城认为蒋介石素来不讲诚信，是典型的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一旦整件事处置不当，就可能引来蒋介石反噬。
当初在如何停止内战的看法上，虽然“智囊团”主张扣蒋，实际杨虎城也想过两个方案，一是利用地方实力派、红军共同反蒋，另一个方案就是“兵谏”。他清楚认识到蒋介石的实力、人品，唯有“兵谏”才握有主动权。
因此在“放蒋”一事上，杨虎城并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在这一问题上，张、杨二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三、联络员、情报员、牵线员
张、杨二人争吵的焦点，始终在放不放蒋介石上。
因事先有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杨虎城的思想，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劝说杨虎城，希望杨虎城以大局为重。
不管是中共，又或者实行“兵谏”的张学良，都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考虑到国内外局势，认为一旦蒋介石有所闪失，国民政府势必四分五裂。事实上，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就不太安定。
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高层主张进攻西安，试图扩大事态，趁机夺权；以宋美龄为首的国民高层则希望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国民政府派系林立，这时候蒋介石容不得有所闪失。考虑到这一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最好的方案。
在周恩来多次劝说下，杨虎城决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过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杨虎城态度多有转变，也曾向王炳南发脾气。
原因无他，他并不信任蒋介石。
尤其是经过谈判之后，国共双方达成一致抗日、停止内战的协定后，蒋介石并不愿意在协议书上签字，只是以“领袖人格”担保。
杨虎城可不相信蒋介石的领袖人格，这位委员长一贯翻脸不认人。基于此，西安方面发生了很大分歧——杨虎城等人主张继续扣留蒋介石，让蒋介石在西安发号施令；张学良等人则希望释放蒋介石。
吵到火气时，张、杨二人互不搭理。
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联络员、情报员，同时又充当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的牵线人，此时只能由他来回劝说。
三方十分重视王炳南，经他一再劝说，火气才稍有平息。本来有所疑虑的杨虎城，渐渐放下芥蒂。
正如张学良后来所说：
“王炳南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信任、器重，让王炳南在三方游走，达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几经波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这时候张学良提出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为这事和张学良吵了几次，就连中共也不认可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举动。
奈何张学良心意已决，于12月25日搭上去南京的飞机。这一去，张、杨二人命运彻底发生改变。
待到蒋介石回到南京，自然要秋后算账。
蒋介石可不是心慈手软、言而有信的人，张、杨二人实行“兵谏”，让他身陷囹圄、颜面尽失，如今回到南京重掌大权，张、杨二人岂能好过？撤职不过第一步，关于后续如何处置还要看蒋介石态度。
远在西安的杨虎城先是被撤职留任，接着又被迫出国“考察”，17路军被打散重组，王炳南等人自然只能被迫离开。
离开17路军后，王炳南长期从事抗日救国的国际宣传，负责与各国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
后来重庆谈判，他还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正是这段经历，建国后他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协助周总理开展外事工作。
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
在王炳南一生中，几乎都在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生平职务或许算不上太高，其展现出的智慧、能力却让人记忆犹新，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作用，以联络人、牵线人的身份游走于国共之间，串联张、杨二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恩来曾评价王炳南，称其为“他的左右手，耳朵和嘴巴。”
相较于王炳南能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杨虎城、张学良二人的命运并不太好。自从被蒋介石撤职后，杨虎城尚且能到国外“考察”，张学良就只能一次次被“审判”，蒋介石还表现的大义凛然，义气十足。
后来张学良被囚禁，一心想要参加抗日的杨虎城也被蒋介石辗转关在湘、黔、川等地，再无自由可言。
源于杨虎城与蒋介石素有恩怨，张学良毕竟和蒋介石有点恩情，加上宋美龄等人作保，张学良虽被囚禁，生活水准一直不差，身边也有人照顾，杨虎城则只能随遇而安、前途未卜。解放前夕，杨虎城、张学良二人再度迎来命运的转折。
张学良被扭送至台湾，杨虎城则被残害于戴公祠。其后几十年，蒋介石一直囚禁着张学良，直到1990年才全面恢复自由。
一场西安事变，让张学良、杨虎城两人落得如此下场，倒真应了杨虎城当初的想法。正是二人结局让人难以释怀，加上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才让后世人对二人及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人始终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