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
1947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时任总司令的高树勋早早便起床，思考跟着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后，该如何作战，才能大显神威。
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侧耳倾听，枪声由远及近，是冲着总部来的！
来不及细想，高树勋一个健步，便冲进了会客室，拿起电话拨了个号，想询问外面发生了什么，此时，总部的警卫团战士们，已经冲了进来，一个个持枪拱卫在高树勋身前，神色紧张。
过了许久，电话那头都没有动静，叹息一声，高树勋放下电话，这是……电话线被人给剪断了！
这时候，来人已经到了总部大门，警卫团的士兵，都举起了手中的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高树勋却连下了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命令——放下手中的武器，不许抵抗！
为什么不还击？因为高树勋已经猜到来的是什么人了，如果还击，只会把误会闹得更大，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果然如高树勋所料，来的是一群解放军战士，一进院子便大喊，让所有人放下武器，控制住场面后，又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
这时，屋里传来了女儿高继芳的惊叫声，高树勋担心万一哪个人擦枪走火，伤到自己的女儿，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女儿在前屋蹲着，让她也跟着吧！”。
等走进后院的会议室，高树勋看到了自己的夫人刘秀珍，他们一家三口默默无语，就在会议室坐着，从早上7点多，一直坐到晚上六七点。
期间，高树勋问门口的守卫要来信纸、信封，开始一封封的写信，写的什么内容，别人不知，但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13个大字——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
高树勋怎么也没料到，跑了一个前来策反的人，居然会引起解放军如此大的反应。
高树勋，河北盐城县人，也是个穷苦农村娃，仅读了4年书，便背井离乡，跑到天津、北京等地打短工谋生。
1916年，18岁的高树勋为了找条出路，他投奔了在冯玉祥军中当兵的舅舅。
当时的冯玉祥，正磨拳霍霍，准备讨伐复辟的张勋，高树勋赶上了这个节点，表现的有勇有谋，进入了冯玉祥法眼，被提升为手枪班班长，后来更是被冯玉祥带到了身边，成了他的贴身侍卫。
在首领身边，成长快机会也多，1918年，为培养高树勋，冯玉祥把他送进了学兵营，毕业后就成了机枪营的司务长。
要想成首领心腹，就得跟首领有相同的信仰，1920年，高树勋加入了基督教，冯玉祥一高兴，就把他提拔为排长。
接下来的日子，战争不断，高树勋捞军功的机会也不断，他越来越受冯玉祥重用，职位一步步攀升。
1927年的时候，高树勋曾替冯玉祥代理青海省主席，而此时，被冯玉祥视为心腹的韩复榘，还在排着队，等着当河南或者山东的“主席”。
虽然青海比河南、山东疲敝，但能把一省之地交给高树勋，也足见冯玉祥对他的器重。
中原大战过后，高树勋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26路军，高树勋任第27师师长，被蒋介石派去围剿苏区。
早在1927年，冯玉祥曾跟共产党人有过合作，高树勋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其实是不错的，因此，他打的十分消极，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嗤之以鼻。
1931年12月，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投奔了红军，此事震惊一时。
身为师长的高树勋，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跑去天津，投奔了同是西北军出身的吉鸿昌，二人一起抗日。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高举抗日大旗，高树勋响应号召，重回冯玉祥身边，被任命为骑兵师师长，后来在河北担任保安处副处长一职。
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高树勋被任命为河北游击区总指挥、第十集团军副司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等职。
在此期间，高树勋再次跟共产党人有了接触，1938年，高树勋挺进鲁西北，驻军盐山县一带，到这里的任务之一，便是跟八路军制造摩擦！
时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华得到情报后，仔细研究了高树勋这个人，发现他为人正直，是真心抗日，而且不被蒋介石所喜，于是，采用了积极争取的策略。
高树勋率兵到盐山县的时候，萧华组织军民热情迎接，并拉起横幅，上书“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
八路军的这一举动，让高树勋笑逐颜开，他登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热情演讲。
会后，萧华又把129师师长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高树勋，在信中，刘伯承高度赞扬了高树勋的抗日举动，痛斥石友三、鹿钟麟等人制造破擦，破坏抗日统一局面的可耻行径，并表示希望与高树勋能通力合作，赶走日寇。
八路军的坦诚相待，让高树勋很感动，他当即表示，大敌当前，虽属不同阵营，但抗日是第一位的。
在此后，萧华等人多次前往高树勋军中，与高树勋一起探讨抗日形式，并在高树勋军中宣传抗日主张，两支队伍相处的很愉快。
然而，高树勋想跟八路军和平相处，他手下的顽固分子却不愿意，见高树勋迟迟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的手下就帮他动手了。
1938年冬，马皋如率部闯入八路军辖区，大肆征粮，对群众大打出手，当地干部出面阻止，结果一个区长被逼死，3名干部被活埋。
紧接着，高树勋“部下”梁连成，率部偷袭宁津县抗日政府大院，打死打伤数名同志。
此举，让八路军义愤填膺，他们也不可能一味忍让，萧华亲自带队，抓了这个梁连成等人，便召开公审大会，历数他们的罪状，将这些人处决。
反击之后，萧华才去找高树勋交涉，本来，高树勋就不愿制造摩擦，就理亏，在萧华的劝说下，他决定跟八路军握手言和，严格约束部下，继续一起抗日。
转眼时间来到1939年7月，日伪军在乐亭县宁家寨，将高树勋的部队包围，情况紧急，高树勋立马向周边的国军发电报求救，结果却没有一支部队前来救援，气的高树勋直骂娘。
无奈，他只能向八路军求援，收到电报，萧华二话不说，率军急行50里，赶到宁家寨，帮高树勋解了围。
八路军不计前嫌，拼死来救，让高树勋感动至极，从此，他再未跟八路军搞过摩擦。
1940年4月，高树勋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就是把他的结拜兄弟，投降日军当汉奸的石友三给活埋在了黄河边上。
此事一出，百姓们是拍手叫好，高树勋的威望，在群众中大大提升。
1942年，高树勋被调回了重庆，这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是痛心疾首。
更令高树勋没料到的是，此次蒋介石把他调回来，竟是想把他这个异己给秘密除掉！
若不是冯玉祥得知情况后，向蒋介石求情，高树勋已是冢中枯骨。
得知这些事情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开始积极争取高树勋，每当毛主席发表一篇文章，同志们都会拿给高树勋看。
不止于此，为了帮助高树勋在重庆打开局面，许多隐蔽战线的同志，以高树勋老部下的身份，来到重庆，帮他发展壮大。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此时的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异，为了更好的与八路军合作，他派亲信分别给彭德怀和刘伯承送信，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也是因为跟八路军相处的太融洽，高树勋再次受到蒋介石猜忌，想尽办法削弱和分化高树勋的势力，给他们的待遇，比嫡系部队差了几十倍。
当然，这点委屈，对于高树勋来说，并不算什么，真正让高树勋为难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战刚胜利，蒋介石就给高树勋下了命令，让他率部去前线跟八路军作战，怎么办？
不知如何是好，高树勋立马派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王定南，去跟刘伯承见面，商议对策。
见到王定南后，刘伯承很高兴，因为他们当下的工作之一，就是争取被蒋介石排挤和歧视的部队，加入到人民的一边，高树勋就是其中之一！
为能顺利争取到高树勋，刘邓一面派西北军出身的晋冀鲁豫参谋长李达去做高树勋的工作，一面电告中央，让派人去把高树勋，以及他军中高级将领的家眷，接到解放区。
当得知妻女平安到达解放军，高树勋再无后顾之忧，1945年10月30日，他通电全国，发表了起义宣言，正是站在了共产党一边，这便是著名的邯郸起义！
高树勋是国民党第一位起义的将领，他的弃暗投明，震惊全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士气，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
当然，起义后的高树勋，并没有加入八路军，他的部队被命名为“民主建国军”，因为当时内战尚未打响，他加入八路，只会让局面更恶劣。
在起义一个月后，高树勋加入了共产党。
1946年1月，他给蒋介石写了封信，把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蒋介石，并且告诫他，唯有用普选的方式，产生真正的联合政府，才能解决当前国家的问题。
1946年3月，高树勋又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奔赴邯郸参加会议，在大会上，怒斥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者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1946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花园口黄河修建合拢工程，企图水淹解放区，高树勋得知后，立马致电国民党管水利的大佬薛笃弼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赵守钰，不要助纣为虐。
也是因此，水淹解放区的阴谋破灭。
在高树勋四处奔走，呼吁和平建国的同时，我方已将高树勋树为典型，开始开展轰轰烈烈的“高树勋运动”，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将领。
1946年5月，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师长潘塑端率部起义；6月26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驶B-24轰炸机来到延安；9月18日，第三十八军孔从周、刘威诚率部起义。
这一切，高树勋功不可没。
然而，就在国民党将领接连起义之时，民主建国军却出现了状况，由于我方派去的政工人员的原因，这支队伍中出现了下级排斥上级，士兵反对军官等现象，而且愈演愈烈。
1946年6月，在刘邓的率领下，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挺进大别山，根据地只留下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给养就变得困难，于是，组织就允许军队适当的做一些买卖，民主建国军，主要做的便是布匹买卖。
1946年底，高树勋手下一个连长的太太去集市上买东西，向小贩伸了三根手指头，被一名保卫科的干部赶到了，他就怀疑有问题。
于是，这位连长被抓了，三木之下，和求不得？于是，一个个“通敌”人员被供出。
随着被抓的人越来越多，供出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营、团甚至更高的干部，都被抓了起来。
就在此风雨飘摇之际，高树勋原先在国军中带过的一个师长，派人来联络高树勋了，希望他“弃暗投明”。
看完这位师长的信后，高树勋立即派人把信送到军区首长手中，这个人也被高树勋下令关押。
谁料，看押的士兵夜里一个没注意，让这人给溜了，于是，高树勋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好在一点，还是有清明的人在的，当此时上报中央后，毛主席立即回电：“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然而，别的同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曾在高树勋身边工作的王定南，就被关押了7年，1953年才被放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高树勋受到极大影响，直到1948年春，才被安排前往华北军区，当人副司令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转到了地方上工作，先后担任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55授衔的时候，他也没获得军衔。
而当年的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到最后也没了下文……
1972年，高树勋离开人世，享年74岁，在他离世11年后，河北石家庄召开了一场纪念民主建国军起义38周年的大会，也算是对当年的事情做了平反。
多年后，邓公提起这次事件，曾直言不讳：“我们对高树勋的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