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个夏日，正在读中学的李敏回家和毛主席一同吃饭，吃完饭后她捧着一个小本子读得津津有味，这让毛主席产生了兴趣。
李敏见父亲过来后，便告诉他这是自己同学王桂芹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她之前暑假生活的点点滴滴，之后她就将本子递给了毛主席。
李敏本以为父亲只是简单看两眼，没想到毛主席竟然越看越投入，后面甚至还拿笔在日记本上做起了批注，这让李敏深感意外。
阅读结束后毛主席将日记本还给了李敏，并告知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日记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那么王桂芹的日记中究竟记录了什么，毛主席又为何如此欣赏，乃至于要将其在刊物上进行推广呢？
原来王桂芹在那个暑假跟随父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其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跟随着父母长辈一同在田间进行了劳作，掌握了很多农业生产的小技巧，这是此前在城市生活的她所未曾经历的。
当时许多城市中的孩子对田间劳动是非常抵触的，但王桂芹不但不觉得这种劳动辛苦枯燥，反而认为其很有乐趣和意义，这也是毛主席最欣慰的一点。
他最后还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住半个月不够，应该多住一段时间”的批语，鼓励这个小姑娘保持对劳动的热情。
王桂芹这种热爱劳动的品质固然值得人们学习，但其之所以能够被毛主席作为典型推广，主要是因为其代表了新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
而这部分人正是毛主席想要改造锻炼的重点人群，他们的身上背负着毛主席对建立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殷殷期望。
当时新中国的建设正处在高速发展期，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到处都洋溢着积极的生产氛围，新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摆脱贫困的状态。
但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毛主席还是看到了一些隐忧。
作为一名坚定了共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毛主席从始至终都想建立起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按劳分配。
不过那时新中国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极大差异，其中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存在极大差别。
而在技术人才稀缺的五十年代，掌握知识的城市人口往往有更高的薪水，这使得当时的社会依然存在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对于要如何消除这些差别来建立更为平等的社会，毛主席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考虑。
而他最终认可的解决办法是让知识分子在学习的同时参与劳动，王桂芹的做法就是毛主席理想中的样子，这也是他对这个小姑娘的日记赞赏有加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劳动教育理念，和他成长的环境和经历密不可分。
毛主席童年的时候虽然被家人送到私塾中接受教育，但在学习之余，他一直都在帮助家中长辈干农活儿，这让他从小就对劳动有了深刻的认知。
他在这段时间里和劳动人民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时他看不惯自己的父亲压迫家中长工，还主动为他们出头，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毛主席对于劳动人民的尊重。
但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毛主席发现了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充斥着王侯将相的一言一行，对于劳动人民的记录只是寥寥几笔。
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既有古代士大夫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歧视，也和农民们缺乏知识，不会读写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毛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要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理念，他还强调一定要注重对于农村百姓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让国家变成人民的国家。
但毛主席也知道，农民们每天的生产劳动是非常辛苦的，想要让他们再抽出时间来读书无异于天方夜谭。
直到接触了西方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后，毛主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认为农民们专职劳动肯定是没有精力学习的，但如果增加劳动人口的数量，那么大家的平均劳动量就可以有效减少，为他们赢得足够的学习时间。
而这些多出来的劳动力，正是在城市或者乡镇学校中读书的学生，如果让他们在学习之余参加劳动的话，他们就可以拥有更加强健的体魄，掌握丰富的劳动技能，并且还能对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就被彻底抹去，人们能够平等的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消除剥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
1919年，毛主席撰写了一篇名为《学生之工作》的文章，其中他提到了自己构想中的理想社会：
让学生在农村实行半工半读新教育生活，睡眠、自习、休息、教授、做工按照比例进行。然后使这些学生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建立公共服务机构，构成一个新兴社会。
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在小范围内证明这一社会体系的可行性并陆续向周边推广，那么很快中国就会被改造成一个理想化的新社会了。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阐释了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形态，其主要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公共”，其中公指的是平均，而共指的是在一起，即人们应当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平均分配劳动所得。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想社会中的平均分配劳动所得，是建立在按劳分配制度上的。
因此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其中的个体拥有相似的能力，这既包括知识水平，也包括劳动技能，因此学生们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劳动，工人农民则要在劳动之余学习。
1920年，毛主席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村”，参与这项计划的年轻人过了一段了饭同吃、衣同穿、书同读、工同做的互助共读生活。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这种生活模式，这让毛主席理解到了该类理想社会的运行是需要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不过这并没有动摇其追求此种理想社会的信念。
在投身到革命活动之后，毛主席长期忙于军事政治活动，其在教育领域投入的精力相对有限，但他依然十分强调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并鼓励在农村地区开展扫盲活动，尽可能缩小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内部出现了优秀干部紧缺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 民教育第二”的政策方针。
然而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毛主席依然强调领导干部在工作学习之余，必须要参与到日常生产劳动中去，不然就算不得好干部。
此外当时在根据地开设的小学和中学中，也都加入了劳动课的内容。
老师们鼓励同学在学习之余也要帮助家长做些家务，或者参与耕作等劳动，重视学习生产技能，这也是毛主席试图拉近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距离的又一次尝试。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逐步稳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次改造的目的是将原来国内的私有制度逐步转为公有，为此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铺平道路。
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努力下，三大改造仅仅用时三年多的时间就胜利完成，这极大地鼓舞了毛主席的信心，他相信日后中国百姓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人与人之间基本平等的新社会。
但随后的发展却让毛主席看到了问题，完成三大改造后我国的工业建设正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我国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在农村地区人们的收入却依然十分有限，这也造成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三大差别。
毛主席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农民们缺乏教育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开始加大农村地区的扫盲制度，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并没有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极大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觉得这和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存在成见有一定的关系。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的知识分子阶级大多都接受过民国的教育，他们在思想上仍存在着些许资本主义的影响。
部分学校的教师，从心里还是瞧不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而学校的同学们整日只能和这些老师接触，久而久之他们和劳动人民之间也会产生隔阂。
而且在新中国建国的那段时间里，城市各级学校对于劳动教育并不太重视，很少有同学愿意深入到田野之间和农民们打交道，这让他们无法打破心中的成见。
这种隔阂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交流，这对于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这和毛主席理想中的“公共”社会形态相去甚远。
为此毛主席认为想要改变年轻人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最好的办法不是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而是让他们深入到劳动第一线，亲身感受劳动人民的辛苦和勤劳，这样才能打消他们的成见，消除人们的隔阂。
此外，毛主席还意识到了农村地区合作劳动模式在推进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他认为这和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养成的“私有”天性有关。
想要打破这种思维推动公共社会的建设，引入外界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充满活力的年轻知识分子显然是最好的人选。
因此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就多次呼吁年轻的学生们去农村发展，他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学生也被毛主席视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接班人。
但当时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地区的成见没有被消除，知识分子对于劳动也有所歧视，因此响应呼吁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对于王桂芹的日记如此看重，因为这个小女孩在日记里展现的积极态度正是他理想中青少年应有的样子。
为了尽快改变知识分子远离劳动以及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毛主席随后做出了两次尝试。
第一次是随着大跃进运动一起开展的，在着重提升经济产值的同时，毛主席还在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教育革命，在相关会议上他提出：
要打破旧思想，反对保守思想，建立新思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由于大跃进运动前，民众准备不足，因此其最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在教育革命领域，为了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教育主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这并没有显著提升农民们的文化素质，最终收效甚微。
但这次失败并没有让毛主席感到气馁，在大跃进活动结束一年之后，他又提出了第二个解决办法，即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
在1962年9月举行的第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而在当时的各个阶级中，受资本主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如何对他们加以“改造”成为了最为迫切的问题。
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发表的鼓励年轻知识分子投身劳动建设的讲话，在这时被重新提及。
各级学校和地方政府开始有组织的将部分青年学生送到乡下进行锻炼，这也让这一提议从“活动”转向一次政治运动。
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门机构，陆续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负责安置工作的领导小组。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劳动之余也开始接受政治教育，插队逐渐成为了毕业学生最主要的去处。
1966年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在其中他再次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多是资产阶级的，需要进行改造。
这也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到了最高潮，部分地区将其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被送往乡村。
这些知识青年的到来，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部分青年也在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品质和能力，逐渐成长为我国的栋梁之才。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大批知识青年难以融入劳动生活，部分地区由于管理不当他们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
这对他们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知识青年的不同遭遇和发展，也让上山下乡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印记。
写在最后
毛主席在读到王桂芹日记的那个午后，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这让他看到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教育的无限可能，这也是达成其心目中理想社会的重要条件。
在后续的政治生涯中，毛主席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政治理念，并最终领导和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虽然在多次尝试中毛主席都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背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这种理想主义情怀，也是他做出如此勇敢尝试的关键。
——●?参考资料?●——
陈航：《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再探析——以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为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8年6月发表；
孙慧金：《毛泽东劳动教育观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22年6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