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下旬，陶铸同志在亲友的资助下，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被分配到第五期步兵科学习，而巧合的是，他的胞兄陶自强也是黄埔五期生，亲兄弟同在一校读书，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也一时引起了校内师生的议论。后来，这对亲兄弟又双双加入红色阵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士，但在1934年，一场变故突然袭来，自此改变了陶氏两兄弟的人生命运，他们最终竟走向了对立！
陶自强和陶铸兄弟两自小关系非常好，两人时常一起玩耍、帮父母干农活，后来，他们先后到了上学的年纪，可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没办法同时供养两人一起上学，只能允许一个人接受教育。这时，陶铸主动将这个难得的机会让给胞兄，自己则懂事的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劳动，等到年纪稍大一些后，他便跟着同乡的好友一起到城里打工赚钱，以维持家里的开支。
不过陶铸虽然没能如愿去读书，但他却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坚持自学，最终靠着自己的努力修习完了小学、中学阶段的所有课程。1926年，他找亲友借了一笔路费，而后离开老家前往广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随后被录为五期生。而他的胞兄正好也是五期生，两人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在革命阵营重逢。
从黄埔毕业后，陶氏兄弟双双参加了北伐战争，期间更是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无疾而终后，陶铸辗转湖南、福建等地组织游击战争，维系革命的星火，而陶自强则跟着毛主席一起带队上了井冈山，红四军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主力团的党委干部，主要负责思想建设工作。
1933年，陶铸在从事地下活动的时候，不慎暴露真实身份，随即被敌人逮捕，并被投入政治监狱，期间，敌人数次用名利引诱他叛变，但却遭到了他的强硬拒绝，他宁死不屈，绝对不会向敌人卑躬屈膝。一年之后，陶自强在福建搞党建的时候，也被敌人逮捕，敌人同样对他施加了一系列残酷的肉刑。但他的意志并不像弟弟那样坚强，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为了保全性命，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而反动派方面为了展示“仁德”，倒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将他释放，并安排他到某县担任县长。
解放战争时期，陶自强见解放军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于是便主动率领全县军民起义，投入即将成立的人民政权。随后，中共党组织照例对陶自强进行了政治审查，他早先虽然有过叛变行为，但并没有伤害同志，而且他在担任县长期间，一直任劳任怨、造福百姓，人民群众对他很是拥护。鉴于此，党组织最终并没有对他进行处罚，只是免除了他的县长职务，将他安排到一所学校担任校长。
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动荡爆发，陶自强很快受到波及，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居心叵测者将他抓捕起来，不断对他施加各种迫害，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生理伤害。后来，居心叵测者想要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陶铸也“拉下水”，于是便逼迫陶自强站出来检举、揭发自己的亲弟弟。陶自强被逼无奈，只能顺应居心叵测者，写了一封检举信交给党中央，将矛头直指自己的弟弟。
这封信很快便被江青掌握，江青随即开始对陶铸进行批判，指责他“背叛革命”，在过去与反动派有“不清不楚”的联系。陶铸得知自己的胞兄居然举报自己，一时气急攻心，登时昏死过去，往后数十天，他一直闷闷不乐、吃不下饭，整个人愈发苍老。
到了1969年，陶铸被居心叵测者折腾的筋疲力竭，最终带着遗憾离世。到了70年代末，党中央方才为陶铸同志平反，并按照相关规定为他补办了追悼会。远在湖南的陶自强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赶到北京，想要参加弟弟的追悼会，送弟弟最后一程。但陶铸的家人却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坚决不允许他进入灵堂，或者为陶铸敬献花圈。
这件事给陶自强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从北京失魂落魄回来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便越来越差，晚上经常做梦梦到弟弟，他的内心也愈发愧疚、不安，如果自己当年没有写那封信的话，弟弟也不会被迫害致死。时间来到1982年，陶自强在长期的内耗中耗光了精力，他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时年六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