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宗昌兴败纪略

猴王说历史2024-06-05 06:00:03  60

我于1922年至1927年曾任张宗昌的参谋长及第十一军军长。1922年,冯玉祥赶走豫督赵倜后,我投奔奉天,因为那里的朋友和同学较多,认为前途较有希望。初去时,我在郭松龄主持的讲武堂任中校教官;不久即去五站找陆大四期的同学许琨(字星门)。那时,许琨任张宗昌的团长,张宗昌是吉林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鎭守使。通过许的关系,我在张的司令部里任中校参谋,从这时起我才认识了张宗昌。几年的相处,知道张宗昌的一些情况,现将所见所闻,祇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张宗昌投奉经过

1917年张宗昌以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随张怀芝假道江西援湘。张怀芝在湖南失败,张宗昌的军队在赣南,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之弟陈光逵彻底解决。他只身来到北京,与陆军部清算军饷,领到一批现款,大约二十几万元。就在这时张宗昌结识了许琨,当时许任曹鲲漕河军官教育团教官。不久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在保定称觞祝寿。张宗昌为了走曹锟的门路,趁曹做寿机会,把他所领军饷,尽其所有,铸造八个金仙寿星,作为礼品,送与曹锟。这八个金仙寿星,摆在保定巡阅使署寿堂里,在当时看来,确实是绚烂夺目,成为惊人的寿礼。曹锟收下礼品后,本来对张宗昌颇为嘉许,又经许琨奔走,答应把直皖战争中直军缴获边防军的枪械,拨给张宗昌一部分。张可以倾枪,成立一师人的队伍。曹也欲收揽张,给他组织军队。但是张因为有枪无人,迟迟未去取,失掉了机会。后来这事为吴佩孚知悉,坚决反对。张的愿望落空,甚至要求给一个名义也作不到。许琨曾几次与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商量,皆以吴佩学不答应而搁浅。许琨在盛怒下和张宗昌说:“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其实张宗昌也只是在给曹锟拜寿时,与奉天代表张学良有一面之缘,并无深交,在这样没有办法中,只好走奉天这条路。因此张宗昌同许琨到了奉天,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身上。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意图报复,所有直皖系失意军人政客,都被网罗在他的囊中,虚心接纳。张宗昌到后,候了许久,张作霖才给他编了一个营的宪兵,属于宪兵司令陈兴亚部,这只是为了安顿他的随行人员。张宗昌以一个师长降而只得带领一营人,当然不能使他满意,只好忍时待机,果然机会就随着来了。

在这以前,张作霖旣统一了东三省,不甘心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孟恩远盘据在吉林省的督军位上,他们之间有时摩擦得很厉害。孟的吉林军队,以他的外甥高士傧旅长为最跋扈。张把孟的督军撤换,高士傧不服从命令,联合吉林胡匪卢永贵与张作霖作战。张的队伍,由于直奉战争新败,元气未复,几乎不支。张作霖无兵可派,忽然想起张宗昌,便说:“他花了我好几十万元,让他去打高士傧。”于是张宗昌带着他这一营宪兵去打高士傧和卢永贵。除原有的枪支外,张作霖临时又发给他二百多支的别烈弹(一种打铅丸子的枪)。张宗昌到五站后,卢永贵部下的小头目抛弃了卢和卢支持的高士傧,一致拥护张宗昌,使张不战而胜。原来,在帝俄侵略东北时,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幼年以家贫,随乡人到东北逃荒,在北满管修筑过铁路。这些胡匪中的头目,就是那些修路工人,除了山东掖县就是黄县人,都是张的老乡亲,和他们大半是熟人。一提张的名字,大家都表示欢迎,不愿意和他打仗。于是张把这些人收霜,成为他的队伍,以褚玉璞、程国瑞和许琨为团长,共编了三团人。张作霖认为他有办法,就委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鎭守使。我就是在这时与张宗昌结合的。

第三旅军饷,由奉天省拨发,但奉天币折合银元八角,而吉林币折合奉天币只有六角,这样打两次折扣,军队就吃不上饭了。为了自给自足,第二年开始张宗昌便在辖区内种植鸦片烟,因此他的饷源有了好转。

在讨伐卢永贵和高士傧的同时,1922年冬,帝俄军队纷纷逃大中国境内,到五站的白卫军达一万多人,枪马甚多。张宗昌本会说几句俄国话,白卫军请他收容,愿把军队交给他。共计他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陆用七生的五的大炮十七八门。白卫军最高首领并为张留下米诺夫为他的顾问,指挥这支白俄军的司令是捏洽叶夫。张宗昌将一部分有技术的组成工兵队,后来在铁路线上行使的铁甲车,就是这部分人设制组成。据说中国军队有铁甲车炮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宗昌旣有了枪炮,实力大增,就极力整编训练,成为以后发迹的资本。他本来和张作霖素昧平生,毫无瓜葛,被迫投到奉系,由一营宪兵、二百支旧式枪,到收留白俄军队而得到新式武器,张作霖这才不得不勉强把他当成自己人。因而张宗昌在奉系里,才算有了立脚点。

二、与郭松龄的一场争吵

1923年秋,奉天陆军举行演习,校阅委员会的成员有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由于张宗昌在五站种植鸦片烟,又因他的队伍原为土匪招安,虽然大加整顿,有了一定成绩,但是土匪气味依然浓厚。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极力反对张宗昌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每欲伺机把他除掉。张作霖对校委员说:“每年花一百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因此郭松龄在秋操演习中,对张宗昌部队特别严格。

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地里全是高梁根子,硬挺在地面上,恰在演习那天又下了大雪,深达数尺。张部士兵在雪地卧倒,旣看不见高梁根,又泥泞不堪,就在这样恶劣条件下演习,有好多人受了伤。张宗昌看到这样,心里大不痛快。休息途中,在野地里见有三间独立房子,四无依傍,其中并无居民,张宗昌和我进屋里暂避风雪。张蹲在炕上,把随身带来的烧酒,拿出来喝。他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那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在骂时,郭松龄忽然推门进来,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就问张说:“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松龄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指着张宗昌的鼻梁大骂:“我造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这时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我以为张发了火,要翻脸,认为张要拔手枪打郭,殊不知他跳下炕来马上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于是郭负气走了。我赶上去拉着郭的衣服,劝他别走,想替他们和解。张在后面却拉着我的衣服,不要我留郭。郭走后,张算过头来对我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郭松龄和张宗昌打嘴架,闹得彼此不欢,秋操演习完毕,这事为李景林所知。李认为张宗昌受了委屈,于是电睛张宗昌到沈阳,为他和郭松龄见面讲和,并邀来张学良。李劝解他们两人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对付直军,更要紧的是打吴佩孚。茂辰(郭松龄宇茂辰)和效坤(张宗昌字效坤),不要把你们闹别扭的事搁在心上。”郭向张赔礼,彼此表示歉意,也就不提这事了。李景林又提议,他们四个人结为弟兄,就在李宅郑重叩头,重申盟誓,以打倒吴佩孚为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把秋操演习成绩,向张作霖报告,陈述张宗昌的第三旅,学科战术成绩优良,士兵如何能够吃苦耐劳,夸大其词,形容了一番。张作霖根据张学良报告,认为张宗昌已经把他这旅人练成了一支很好的军队,因此对张宗昌大加宠爱,视同亲兵,把他的军队调到沈阳附近的东丰、西丰、西安三县驻扎。这时张宗昌的吉林第三旅,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旅,下辖三团:第五十五团,团长是褚玉璞;第四十四团,团长是许琨;第二十八团,团长是程国瑞。在与直系第二次开战前,又编了一个炸弹团,团长是王栋。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张宗昌与程国瑞的关系。原来张宗昌在二次革命时,他通过冯国璋的关系,接受了袁世凯的金钱,背叛革命,出卖他的领袖,把陈其美暗杀了。那时张宗昌是属于陈其美革命军闸北司令李征五部下,李是旅长,张任团长。张命他的营长程国瑞(宇竞武)把陈其美枪杀。这事多年来,迄未破案,也无人知底蕴。在五站秋操后,张部整顿队伍,大家对程国瑞这团人纪律不好,啧有烦言,就是他自己内部的人,也这样议论。我也向张宗昌说程团军风纪太差,影响整旅的名誉,要张把程撤换。不料张宗昌对我说:“旁人说程竞武怎样不好,那不去管他。你当参谋长,可不能那样说。你要晓得程竞武和我的关系,我派他打死陈其美,花了四十万元,一个钱也没有给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现在当上一个团长,那又有什么呢!”张亲口谈出这事,我才知道程国瑞和张宗昌有这么一段不可告人的密事。

三、日本人代拟的作战计划

张作霖旣完全巩固了东三省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就积极准备,企图湔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耻辱,内则扩充、整训军队,外则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郭松龄推荐原陆军大学教官、日本人名叫是永忠雄的为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24年春,由是永忠雄策划设计,组织了一个名为“参谋旅行”的军事攻防演习观察团。这个粗织,网罗了所有东三省师旅长和参谋长。每一部队的军事首脑,如不能出席,必须另派军事代表参加,但各军的参谋长必须出席。张宗昌的第三旅,即由我代表出席。

演习路线,是以假想敌人(指直系军队)在渤海湾乘登陆艇上岸,以营口为桥头堡,向前进击,追过辽河,直趋沈阳,作急行军观察。由营口到沈阳的路程,在行军中,要求两天完成任务。在必要时,以紧迫战斗,甚至要求一昼夜达到目的地沈阳。在是永忠雄的率领和指导下,参谋旅行要按照日本军事学家的计划,完成这项作业。这次参谋旅行,预示了假如直军打算从营口进攻沈阳这条捷径,奉军是有充分准备的。因此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的军队死抱着山海关正面,与奉军厮杀,没有敢走这条路。其实,假若吴佩孚稍有胆略,派遣一旅偏师从这条路进攻沈阳,他仍然有把握取胜。因为营口到辽河至沈阳一线,奉军这次并没有设防,一天一夜之间,可以扭转直军对奉军的胜利战局。但是秀才将写臭佩学失策,没有这样做。

张宗昌在五站练兵时,鉴于张作霖有日本顾问,于是他也设了一个顾问室,以总顾问仓谷领导,其中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日本顾问。仓谷是日本海军上尉,从五站起一直跟着张宗昌。张任山东军务督办时,这个顾问室扩大了机构,内分不少部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将要开始时,日本顾问中有主张为张宗昌组织一支日本军队的。但关东平方面反对张的日本顾问为张组织日本军队,即所谓志顾军。关东军认为日本军人不能这样下流,同白俄军队在一起,有损日本军人的尊严,这个打算就放弃了。不过也有一个日本人为了咨媚张宗昌,甚至愿意拜他作干老子的。但张觉得不好意思,要这个日本人去拜他的母亲作为义子,因而张老太太赐这个日本干儿子名叫张宗拨,说成是张宗昌的胞兄弟(自称为张宗拨的日本人就对人这样说)。

四、奉直战时张部作战概况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5日奉军进攻热河,占领凌源、朝阳。17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就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以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景林和第三旅旅长张宗昌组为第一军,李景林任军长,张宗昌任副军长。但李、张仍是各人统率各人的军队,各人打各人的仗。第一军出发后先打热河,军到朝阳,热河都统米振标就跑了。李景林犯了官迷,先抢地盘,就坐上热河都统的宝座,对于作战大为松弛。张宗昌部从热河打到离冷口不远的玉麟山,直军在那里布防,正面劲敌是董政国(绰号董二杠子)和彭寿莘等部。张宗昌部担任这方面作战任务,两军接触,鏖战七八昼夜,枪炮声响成一片,如像开锅的沸水一样,分不开单声的子弹声音。张宗昌在山上前线指挥,司令部设在山下。紧张的时候,连护兵、马弁都派出去作战,司合部里只有我这参谋长一个人。就在第八天,正当危急时,胜败存亡系于呼吸问,夜里张宗昌从前线给我来电话,说:“我要求你,给我派点人增拨,那怕是一连人也是好的。”并说:“李景林是你的同学,你能不能给他说,让他派点人支援我们一下。”我回答说:“你不要作这样想法。李景林不可能给你添一个人。现在就是赶大车的夫子,我都给你轰上山了。你千万撑持着,不要动,过了今天夜里,明天再想办法。”

次日天亮,忽然来了一个邻近友军的参谋人员(忘其姓名),是蔡平本(字树德,就是后来抗日知名的丁超、李杜的长官)派来求援的。蔡的部队在我们部队后侧面约七十里的青龙县,被直军最精锐的时全胜旅包围,已经几天几夜,粮尽弹绝,因此派遣这个参谋持函求援。这一段地带在山海关和冷口中间,距奉军嫡系三四方面军也是五六十里。如果时全胜抽出一小部,在张宗昌部队后面放几枪,则张宗昌部队就会垮下来。我看到这种局势比张宗昌要求增援还要严重万分。于是写了一封密信给在前线的褚玉璞,要他严守秘密,火速抽调五百人马上就来,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是什么任务,把前线指挥暂时交给团副徐源泉(字克成)照应一下。褚来了,我告知即刻快速驰赴青龙县,把蔡平本救出来。褚执行了这个计划,达成了任务。第二次奉直战争,张作霖之所以战胜直军,其关键就在这里。

在这以前,禇玉璞因不遵守司令部指示,犯了错误,所以他这次邂命唯谨了。原来,在一次战役中,当张宗昌的军队已经把时全胜包围住正要捉捕时,褚未按照命令执行,以致功亏一篢,让时全胜的队伍跑了。张宗昌赶到时,时全胜司令部丢下的饭碗还是热的,因此大骂褚玉璞误了戎机。后来开军事会议检讨时,张宗昌对大家说:“以后我说的话,可以不算,但是必须听王参谋长的话和手令,方为有效。”因此这回我写信给褚,要他派人救蔡,褚遵命行事,解了蔡本本之围,奠定了奉军胜利的基础。

褚玉璞驰拨救蔡的那天下午5时,张宗昌正面之敌董政国、彭寿莘部开始退却。我在司令部门口,远远望见来了两匹马,一个是禇玉璞,一个是蔡不本,蔡是来致谢的。快要到黄昏时,张宗昌从前线山头上下来。蔡见着张,双膝跪下请安,千恩万谢。张宗昌莫名其妙,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蔡说被围,你派褚团长救了我。张向着蔡对我支嘴,意思是说,这是我的事,他不知道。蔡平本拍着张宗昌肩膀说:“老弟,你有这样好的参谋,等着打胜仗吧!像我们那个参谋,叫他来求援,也不晓得他跑到那里去了。我回去非把他枪毙了不行。”我说:“老将军不必这样,他也许是回不去,所以你未见着他。”蔡说:“明天你们的队伍到那里,我就跟着你们走。”从那时起,蔡平本随着张宗昌部越过长城,进了冷口,后来从天津一直打到上海都在一起。

第二天张部正面敌人董政国、彭寿莘的战线全面崩溃,张部跟踪进入冷口,追击部队先锋已达滦州境内。当天夜间,由于作战行年以来,部队行列极为零乱,虽然敌人退却,整个战局尙未判明。早我出外视察地形,张问:“你一夜未睡,出去作什么?”我说:“我去外面视察地形,以防万一。因为军队零乱,假若敌人打枪,就不可收拾。看好地形,我们可作准备。挨过今夜,明天我们就可以去缴吴佩孚的械了,那时就要大发其财了!”果然次日吴佩孚离开滦州后退。当张和我到达滦州时,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和熊斌(哲民)带着许多礼品,到滦州来慰劳,并请求合作。段其澍和熊斌告诉我,冯检阅使的部队陆续后撤,先头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把贿选总统曹锟囚起来了。

五、收编直军扩充部队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从古北口回师进入北京,曹锟被迫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下令停战,直军各战线根本动摇。吴佩孚遭到严重打击,只得弃军退到天津。各路直军粉粉后撤,所有首脑从团长以上均弃职潜逃,军心涣散,不堪收拾。大约在10月底,或早一些时候,张宗昌率军到达滦州,把吴部嫡系直军尽行收编。在这次战争中,吴佩孚号称三十万大军。其与张宗昌正面作战的嫡系部队,董政国、彭寿莘两部大约有六七万人,均由张宗昌收容改编。因此张宗昌的部队,一时膨服到七八倍以上。

李景林在热河听到张宗昌进入冷口,已达滦州,于是追踪赶上,跑了一天一夜,一气急行军走了四百多里,也进了冷口。李景林到滦州时,张学良从山海关也到了滦州。张学良见张宗昌收编了这么多的队伍,大为惊异。这时张部在滦州附近收编队伍,所有中下级军官均升为将校级,因更换肩章,来不及换新成品,都用锡箔纸糊成黄色肩章代替。张学良说:“长腿(张学良以张宗昌身高腿长,故这样叫他),你眞行。升级的事,我们也应该赶快办呀!”

由于张宗昌战功卓着,俘获大批直军,扩充了自己的部队,引起了其他奉军眼红。特别是张学良,认为他的三四方面军,在吴佩孚那里所获有限,比起张宗昌未免相形见绌,因此在懊丧中与郭松龄大起争吵。这样,也扭转了郭松龄在五站校阅时鄙视张宗昌的心理。我对张宗昌说:“我们寄人篱下,这回总算出头了。”张宗昌听了,也觉得有些飘飘然。

张宗昌、李景林相携到达天津后,李景林见官就抢,又把直隶省军务督办抢到手。张宗昌带着七八万军队,又没有适当地盘,拥到天津来,当然不是一个办法。因此奉天军事当局,策划让张宗昌去打直系的齐燮元,借此南下,扩大倾土,以便安插一些想做督军、省长的人。这个决定,大约张宗昌到天津后,不到十天,就奉到指示。随即改任张宗昌为第一军军长,按照战时制,率领所部陆续出发南下。这时,张的军队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在张宗昌还在天津未出发时,王琦向张宗昌献殷勤说:“我们应该收拾陈光远,以报江西缴械之仇。把他抓起来,问他要枪,问他耍钱。”张说:“大丈夫不记前仇,算了吧!这样干,不是叫人家说,我们来天津绑票吗?”张宗昌的恢宏大量还表现在另一事件上。有李藻麟者,字伯仁,北京市丰台人,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生。北洋军拨湘时,张宗昌任第一师师长驻扎江西,李藻麟任张的参谋长,与张相处甚好。张在南方失败后,李投直系,任彭寿莘的参谋长,在冷口与张大战。直军失败后,张对我说:“到天津后,你设法把李伯仁找来。”因此我命褚玉璞的团长翟文林(后来自任山东沂州鎭守使),持我名片到北京去找李。李见奉军团长来访,不知要出什么事情,大或不安。经翟说明原委,李即来津。张宗昌即委他为随军参谋长。

六、大军南下的阴谋

这时直隶已为李景林所得,山东在郑士琦手里,张作霖旣决定南下,假道伐号当不成问题,于是命令张宗昌向江苏进兵。

这时徐州鎭守使是陈调元,他有一师军队驻在那里。这给张宗昌一个不劳而获的机会。在很早以前,在冯国璋任江苏省都督时,陈元(字雪轩)是冯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颇有交情。张宗昌是爱花钱、爱交朋友的人。他与陈调元相契,不分彼此,在一起嫖赌,为陈出资,娶了当时上海名妓花四宝作为姨太太。张宗昌现在要南下打齐燮元,基于上面说的这样内情,于是陈调元借口奉天大军压境,难以抵御,便把他的军队,调在砀山和丰沛一带,躲开徐州,把路让出来。这样,张宗昌不发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徐州,浩浩荡荡,直迫浦口。徐州旣已易主,南京门户洞开,张部分路渡江,到南京下关时,稍有小接触,齐燮元便蹓之大吉。

张宗昌十几万大军,把江苏省各重要名城,均行占领。毕庶澄部驻在无锡,吴致臣部(骑兵)驻常州,褚玉璞部驻宜兴。当张部军队到达常州时,分为两路:一路由张自己带领进驻上海,一路由褚玉璞以副军长名义,率领二三万人,同参谋长王翰鸣从常州到达宜兴,准备进击浙江,先头部队,已与浙江孙传芳军对峙。

张宗昌在宜兴时会召开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参谋长。你们说,参谋长给谁?”大家都说,我们从奉天出发,打垮吴佩孚,参谋长是王翰鸣,应该仍然是他。于是张宗昌这时才正式委任王为第一军参谋长。李藻麟同张到上海,任他那一路的随军参谋长。后来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王任督署参谋长,李藻麟改任第一军参谋长。

在宜兴军事会议上,会讨论到旣已占领江苏,必须拿下浙江;攻占浙江,安徽自然不战而下。待这种局势造成后,张作霖和杨宇霆,绝不可能把三个省的地盘全部拿去,张宗昌至少也可以分到一杯羹。主意打定后,于是褚玉璞和王翰鸣军次宜兴,布置阵地,静候张宗昌的命令,即从宜兴直扑杭州。一切布署均已妥贴,单单等候上海消息,可是许久没有动静,使褚、王如同坠入五里雾中,就在宜兴搁浅起来,转年3月才奉命撤回徐州。

1924年冬,张宗昌到了上海,旧地重游,兼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人士面前,天天花天酒地,大有此间乐不思蜀的样子。其时,孙传芳以五省盟主自居,并未住在杭州,正在上海。他为了和缓张宗昌对他的攻势,经由吴光新(绰号大臭三)的拉拢,在妓院吃花酒、赌博,与张结拜为兰谱弟兄,彼此化干戈为玉帛,免去用兵。在常州、无锡、宜兴一带候命前进的张部,以久无消息,不明究竟,会由王翰鸣以参谋长按照原作战计划,致电上海张宗昌请示戎机,连续三次,均无复电。张宗昌不但不打孙传芳,反而把王的电报给孙看,并说:“我的参谋长要打你。”孙说:“你可以通知他一声。”张说:“我才不告诉他呢,让他闷闷吧!”不久发表卢永祥接任江苏省军务督办,为杨宇霆督苏预作准备。这是1925年4月间的事。

在这情况下,张宗昌图谋苏、浙、皖的计划,眼看不能实现,因此使他大为不满,于是把进窥浙江的部队撤过长江以北,集中在徐州蚌埠一带。他是无意支持杨宇霆,为杨保镳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不得不急于替张宗昌想法谋求地盘。张作霖向段祺瑞要求郑士琦的山东。在当时,段祺瑞要依靠张作霖维持他的临时执政,和冯玉祥保持均势,因而不得不免郑士琦的职,发表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这在张作霖方面,是利用张宗昌的武力,支援杨宇霆和姜登选。8月间,段任命杨、姜分任苏、皖军务督办。但杨、姜两人前来苏皖,并没有直接领有军队,因此遭到后来的失败。

七、督鲁种种

张宗昌督鲁之命旣已发表,郑士琦拖了两三个月仍没有表示,大有恋栈之意,双方均在积极备战,看来就要打仗。郑士琦在山东的势力,有原北洋第五鎭改成的陆军第五师(师长孙宗先),另外还有十三个混成旅。这些部队表面上均表示拥护郑士琦,拒绝张宗昌。张宗昌驻在徐州大不耐烦,他叫部将许琨率领两个旅,由枣庄、峄县插入山东,准备以武力进取。

正在这时,旧历四月初八日,张宗昌为他母亲做寿。那时我已十余日未见张,趁拜寿机会,前往见面。席间坐满了客人,其中有山东来走消息的人。张把我拉到旁边说,“我已叫许星门开进枣庄两个旅,从后门给郑士琦插进去。”我问张:“你的山东督办命令,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张说:“发表了。”我说:“你赶快打个电话给许,要他停止,待命前进。”张说:“为什么?”我说:“打,我们打得不错,一直打到上海。现在可不能打,若打,你的督办就飞了!”张说:“怎么呢?”我说:“郑士琦是段的合肥亲同乡,山东是皖系的一点根苗。你要一响枪,段就有话说。到那时,段张谈判,以不能糜烂地方为理由,设法把你调走,你的督办就当不成了。”张说:“人家要打,我们又怎样呢?”我说:“山东虽然有十三个旅,其中第七混成旅旅长胡聘三是郑的台柱。他和我同学,我知道他就不愿意打,我们可以设法和平进入山东。”于是张宗昌改变主意,把这事交与我去处理,并对我说:“咱们公事公办,人家要是把你枪毙了,我可不能管。”随后又问我要带多少队伍同去。我说:“不要带队伍,我一个人去。”当时山东来穿线的人为原第五鎭管带,现任郑士琦副官长的陈泽普。因此我邀同陈泽普一起去济南,并带了工兵团团长王砥周同行,就在做寿那天夜里挂车离徐北上。车到济南,已经半夜,我们在车站附近旅馆住下。次早我一人去督军公署拜会郑士琦。因彼此素不相识,不好开口就说正题,我只好绕湾子说:“我来此地,人地生疏,请督办给我帮忙。我们军队来到这里,怕扰乱地方,请督办通知副官处派几个副官,给我们找找房子。”郑问:“你们来多少队伍?”我说:“我们先来两旅,随后全来。”郑说:“好吧!”我即辞归旅舍。晚问陈泽普来送信说,郑士琦的专车已经生火,果然当天夜里就走了。第二天山东省长龚伯衡(合肥人)持片请我睒话。龚说:“郑督办走时,把印交给我,我现将印交给参谋长好了。”我说:“可以。”我即赴督署,先把站岗的撤换,并将由督署至车站均换成工兵团的自己人,然后我对督署原任的职员们说:“你们安心各守岗位,明天张督办就来了。”事情办妥后,我回旅舍打电报给张宗昌,要他来济南走马上任。第二天,张就来了。在张未来以前,我又去访省长龚伯衡说:“明天张督办来,应当举行一个交接仪式,行一个接印典礼,这事最好你准备一下。”龚表示遵命而行。

张宗昌接任山东军务督办后,过了几天,对省长问题,有点发愁,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问题好办,叫龑辞职好了。”张说:“替龑想个名义。”又说:“山东有黄河,给他一个黄河督办。”他要我去征求龚的同意。我临走时,他又把我追回,说:“不能就这样去。”于是提笔写了一个条子,给龑五万元。我去见龚,龚说:“参谋长给我帮帮忙,我不敢孟然辞职。如果要我辞职,我就辞。”我说:“你辛苦了多少年,休息休息也好。”我以黄河督办征询他是否愿意接受,他表示没有治河经验,坚不受命。于是我拿出张宗昌批的条子给龑,龚说:“给我这许多钱,实在不敢当。”谦让后,也就收下了。第二天龑辞职,随后转回天津去了。

张宗昌以山东军务督办自兼省长,不久政务厅长田桂凤(扬州人,前清翰林)提出辞呈,张派他的秘书长林宪祖接任。林是张当团长时的书记官,他以秘书长而任厅长,未能满意,目的在想当省长。又过了好几个月,林总是请假不上班,与张大闹别扭。有一天张宗昌在办公室,用大墨海练习写字,我在他对面阅公文。张不说话一个劲地写,忽然猛的一下,把笔一丢,溅我一身墨水,自言自语说:“他妈的非要不行,我非不给不行。请假,请假。”我才明白张不乐意的原因,便问他:“督办,你打算把省长给谁?”张不答词,我继续说:“你不能久兼,将来如果老将(指张作霖)为你派来一个人,那就于你太不方便了。我看林稚(即林宪租)最为适合,他究竟是自己人,不是如同你兼一样吗?你不给林,又给谁呢?这样看来,你就非给不行。”经过我这样一说之后,张宗昌终于电请北京,保林宪祖为山东省长。关于林怎样得任省长,我和林虽然同在张宗昌身边多年,我始终未与林谈过这件事。

八、八里洼銮战,李景林求援

1925年张宗昌督鲁,把他原在五站任中校参谋的孙钵传安置为徐州鎭守使,将军队大部带回山东境内。同年冬,河南国民二军岳维峻,乘国民一军兵临直隶压迫李景林时,派李纪才配合靳云鹗等部会攻山东,战事从徐州开始。张宗昌偕同褚玉璞亲自到徐州指挥作战,战争颇为激烈。张部有些不支,军队士兵有逃回济南情况,因此济南商埠地区发现逃兵甚多。徐州鎭守使孙钵传那一旅人后被打垮,逃窜到博山。这时潘复忽然携同山东地方有潜在势力的闻人夏蒲斋(即夏莲居士)到督署访我,因张宗昌赴前方作战,由我代理督办职务。潘复以半开玩笑的口胸试探说:“你是督署参媒长,代理督办,又是预备军长。你看你身兼三要职,怎么满街都是清兵,这成什么样子。我们组织一个维持会来维持地方秩序吧!”潘说这话的意思,意味着张宗昌就要完蛋,顿时使我想到其中定有文章,可能潘、夏是在配合靳云鹗,用政治军事压力企图夺取山东政权。我揣知他们不怀好意,就瞋目向夏蒲斋说:“我还有权,能杀人呢!”于是这席不得劲的谈话就中断了。

潘、夏走后,我派军需处长祝仭千(掖县祝家庄人,与张同村)立刻到前线,把潘、夏来意告张,并要张回济坐鎭。第二天张回到济南,他还是同潘复赌钱喝酒,不谈此事,也未问我经过。两三天后,济南附近八里洼发现敌情。原来靳云鹗勾结山东着名土匪刘荆山作内应,靳云鹗与李纪才在外围打,刘荆山在胶济线扰乱,想一举撵走张宗昌。因此八里洼一接触,战况就非常激烈。张宗昌为了保卫济南和他的山东地位,拚命反击,双方死亡惨重。结果把靳云鹗、李纪才打得溃不成军,逐出山东境外;同时稳定了徐州方面的势局,张部声威大振。

张宗昌为了补充兵源,命我兼任预备军军长,并命令山东每县征集一营补充兵,有些县份遵命征集到一些壮丁。在国民二军进攻山东时,我把溃下来的士兵,不管哪军哪师,有人有枪就收容,先编一旅,派杨秀峰为旅长(杨为张宗昌任冯国璋军官教育团长时的学生)。八里洼一役,击溃靳、李后,我到博山视察补充兵,整顿军队,曾两次接到张宗昌电报,要我把退到博山的孙钵传军队缴械,并将孙就地枪决,以惩他在徐州未奉命令即擅自撤退的罪状。我即派车把孙部几百人送上车厢,嘱杨秀峰旅长预备好队伍,在铁道低洼处伏兵把孙部缴械,不使孙部逃脱。在车头摘掉时,车仍滑行,伏兵以为孙部要逃走,即开枪射击,一时枪声大作,乱打一阵。孙钵传不知底蕴,跑回来见我,把大衣给我看,只见大衣上枪弹眼如同箩筛一样,但孙并未受伤。我将两份电报给孙看,孙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我救你的办法,只有我派妥人把你押解济南,叫送你的人把你亲交督办,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交。你只要见着督办,亲自一说,谁保没事。”因为大家都摸清楚了张宗昌的脾气,一见面,万事皆休,也就一切不究了。孙同意这样做,结果去后,平安无事。后来改编胶济线的土匪刘荆山部,也编了一旅,刘任旅长。其实刘部人多,再加上孙钵传的几百人,也勉强凑成一旅。本来打算用这三旅人,补充各军,但刘荆山不同意编入任何军,只同意由我带他这部分人,因此这三旅人成为后来我统率的第十一军。

我任第十一年军长后,奉调鲁南沂县。1925年12月,张之江的国民一军把李景林逐出天津,李狠狈逃到济南,求救于张宗昌。张宗昌答应支援李景林。他们之间的秘密协定,是反攻天津得手后,直隶军务督办由李让出来给张支配;李要张支持他组织内阁,他去当国务总理。直隶省军务督办,在张部下人选中,当然以褚玉璞的呼声为最高。毕庶澄闻知,也想抢这把交椅。因晚了一步,褚的命令已经发表,但毕心中颇为不快,从此与褚疏远,为后来被杀留下伏案。

为了援助李景林反攻天津,张李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合,李副之,并任褚玉璞为前敌总司合,率军北上。我奉命率领第十一军沿津浦路前进,到了沧州,才赶上大队,加入徐源泉这一路。徐是总指挥,我副之。这时东交民巷八国公使,以日本为首,发出觉书,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以辛丑条约为依据,阻止国民一军在天津附近作战,并炮轰大沽口。次年4月,张之江部退出京津,转至京绥线上的南口布防,继续抵抗奉军和直鲁联军。直鲁联军进遍北京,沿途并未发生大战,只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大红门,打了一天仗就开进北京。

这时段祺瑞已被冯军逼下台,在冯军撤走直鲁联军未到前,北京地方人士,所谓四老,王士珍、赵尔巽、江朝宗、熊希龄等人,组织了一个维持会,在城内维持治安。我奉张宗昌命,兼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这个命令突然而来,使我甚为惊讶。按理说,徐源泉是总指挥,为什么没有给徐。我拿到这个京津卫戍总司令,有些为难,以后成为遭谤的根源。我原想见着张宗昌时,谈谈他对国民军今后的意见,再顺便谈谈这个问题。就在这时,魏联珉私自以我的名义去接收维持会。维持会方面的大老们说,等我们问问张效坤再说,予以碰回。同时我的一部分军队是土匪改编的,来到繁华的京津,纪律也太坏,有抢劫事情发生,更遭到大老们的不满。后来张宗昌到北京,忙着应酬,简直很难见着。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张见我说:“怎么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你把你的军队开到德州、禹城、年原去驻防,整顿整顿罢!”我即率部离开北京。张作霖随即发表于珍为京畿卫戍司令。我驻禹城时,张宗昌从北京回济南路过禹城,我去接他,他对我说:“你要那东西(指维持会)干什么?弄得他们鸡娃喊叫,说你的闲话。假如有机会,咱们家里有什么,你拿什么,我要是留一杆枪,我就对不住你。”我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到此,要见他的人一拥上车,就不能往下再说,时间只有几分钟。

九、直鲁军二次下江南及其失败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军长驱北上,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他把由津浦路南下的任务,交与直鲁联军负责,因此张宗昌有第二次南下的行动。

张宗昌奉到命令后,在济南召开军事会哦,他要各军、师长实际统计各部究有多少枪支,不准虚报,一人一枪。检查结果,共计实有枪支十七万多支。从这时起,除原有的十一个军外,陆续发表到三十四军的番号。

这时各省旧反动军人集济南,就我记忆所及,计有:广东陈炯明,广西陆荣廷的大将刘志陆、马济(字愼堂,后在山东组织军队,为红枪会杀死),福建杨化昭,陕西刘鎭华等,其他各省大小军阀代表,难以数计。张宗昌直辖部队计有;第一军,军长张宗昌自兼,后让与张敬尧;第二军,军长方永昌;第三军,军长程国瑞;第四军,军长孙宗先,后改任顾震;第五军,军长王栋;第六军,军长褚玉璞;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第九军,军长朱泮藻;第十军,军长杜凤举;第十一军,军长王翰鸣;第十二军,军长寇英杰;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余者已不复记忆。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李藻麟。

大军下江南,首要问题是怎样安定后方。因为这些地方军都是反对孙传芳的,或者持灰色态度的,而张宗昌率军南下是援助孙传芳,名义上虽然要跟国民革命军作战,但具正的北伐军并没有多少,只有这些首鼠两端的各省地方军。为了首先肃清安微境内的异己军队,一面由褚玉璞过江扑南京,一面由张宗昌亲自去合肥,解决安徽北部的马祥斌。马部原为倪嗣冲的安武军旧部,颇有战斗力,这时已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加之倪道烺在安徽地方上操纵,大搞军队,给张宗昌阻力很大。而皖北情况也非常复杂,张宗昌乃以第七军军长许琨代理安徽省军务督办,率军入皖,并调王翰呜的第十一军随军前进。

我的第十一军驻扎寿州。1927年夏天,我部突被安徽地方军包围,在寿州城外四顶山鏖战。由于对方炮火猛烈,我去颍州调袁家骥师增拨,因袁部在正阳关作战,部队抽不下来,又以阴雨速绵,下了七八天的雨,道路泥滓,在我未回防时,寿州已被敌占饵。这时张宗昌攻合肥,与马祥斌成了胶着状态,打了三个月也未将合肥攻下。张宗昌一气,跑回济南。我失却了寿州,在北京的张作霖据报后,通令各军,要把我就地正法。这事各军长皆知,我本人则不知晓。因为在寿州被围,我去颍州调袁部增援时,天雨泥泞,未能即时返防,有擅离阵地之嫌。在未返防时,我住在袁的司令部里,袁派他的亲信团长(是个残腿,忘其姓名)陪着我吸鸦片。这个团长曾试探我的口气,要我把军队拉出来,回到河南,由我任河南军务督办,袁任省长。我表示与张宗昌的关系太深,不能即时脱离单干。但是我在袁处住了这许多天,使人猜疑别有异图。李藻麟和徐源泉认为我和袁接近,把军队拉走是有可能,因此以寿州失守为理由,才有就地正法的处分。

张宗昌回济南后,第一军军长由张敬尧代理。这时寿州已被我部克复,我回到寿州时,张敬尧对我说:“你这个军长,已派了张宗辅(原为许琨部的第二营营长),他已派他的副官长来接任。但是你这个军长下来后,没有下文。”张又说:“你千万不要和张宗辅见面。”这是张敬尧怕我遭到张宗辅就地正法。接着又说:“我们一起去打六安,打下来,我把这事作为你的成绩,看看把你的下文打得出来么。”打下六安后,在回寿州途中,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派牛馨甫把我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住,孙殿英说:“牛大哥去接你,对你说什么?”我说:“没有说什么。”孙约我一同赴济南,但因怕袁家骥打他,不辞而行。第二天我赶上了孙,孙问我袁会不会打他,我说:“我来了,袁当然不能打你。”由这些迹象表明,李藻麟和徐源泉在张宗昌那里说我与袁要回河南,就显得很明确了。后来我见着许琨,许说“我把张宗辅骂了一顿,说你能带得动王墨庄(我的别号)的那个队伍吗?同时我也和督办争吵过,说如果你把失守南京的褚玉璞枪决,我就把王墨庄枪毙。”由于这样,我才保住了脑袋。

这里要补提一下张宗昌杀毕庶澄的经过情况。这次直鲁联军南下拨助孙传芳,由于安徽北部敌军顽强抵抗,终于不能肃清,影响了长江以北的安宁。而褚玉璞在长江以南遭到失败,主因是蒋介石采取了分化收买手段,起了重要作用。当张宗昌攻合肥不下,返回济南时,他的心情是十分懊丧的。这时毕庶澄又在上海失败,撤至靑岛。

张宗昌接到很多关于这次上海作战失败的情报,说毕庶澄已经和蒋介石有了默契。当即电令在徐州指挥作战的褚玉璞返济,张对褚说:“我有一件极重要的事,你能替我做吗?”褚说:“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张即将毕庶澄通敌情形对褚叙述,并将截留到毕庶澄通敌的电报给褚看。原来褚玉璞与毕庶澄私交甚厚,且为兰谱弟兄,从五站时起,毕即与褚形影不离,有时毕对张有所要求,都是褚为之从中斡旋。由于毕庶澄少年得意,后来在言语和态度上,都表现出骄傲的样子。褚得直隶军务督办,毕不免有些嫉妬。进关以后,毕和褚在往还上,由于嫖赌,有过一些摩擦,因此感情已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

褚接受命令后,作了一番布置,即以长途电话与在青岛的毕庶澄说话,请毕来济南,说有要事待商。毕答应乘晚车来济,预计次晨可到。那天早晨我到褚的济南留守司令部访褚,褚对我说:“你第一下,我有点事出去,马上就回来。”我就在那里等着。后来知道当毕庶澄到站时,褚去车站迎接,两人一起到了褚的私宅。褚宣读了张宗昌的命令,并历数通敌有据的罪状。这时毕的周围,布置得如同法场一样,毕知不能免,随即由褚的干儿子刘振邦开枪把毕打死了。褚办完事后,回来对我说“我已经把莘舫(毕庶澄别号)办了。”我惊问是为了什么?禇说:“不能说,不能说,你也不要问。”

事后方知是张宗昌不忍心亲自下手,故借褚之手而杀毕,并以考验褚对他的忠诚。这件事本是预先准备好的,所以非常迅速而机密,故无人知,也无法挽救毕的性命。

直鲁军因在长江以南失败,在安徽的部队也站不住脚,纷粉后撤,向北退却。以阴谋险诈着称的袁家骥(这人不时寡言笑,好读书,颇具野心)和张敬尧合谋(张虽代理第一军军长,其实指挥不动,他只有一团仪仗兵。),假意投降马祥斌。马见直鲁军退却,误认为袁、张不会跟张宗昌走,这两人来与他合作,当然是情理中很自然的事,不疑有他。袁、张把马骗到袁的司令部,就把马祥斌活捉起来,直解济南,向张宗昌邀功。张宗昌因南下受阻,而不能不北撤,归罪马祥斌的抵抗,因此在盛怒下把马祥斌杀了。袁家骥师后撤时,退到曹县,袁虽诡计多端,终以待下刻薄寡恩,被他的护兵枪杀在他的汽车上。我在退却中,把第十一军军权和司令部直属部队交与孙殿英代管,只身随大军退回济南。我见着了褚玉璞,禇对我说:“我把褚玉斌(褚的弟弟)旅和新成立的两旅人,交给你带,再想法成军。”我回答说:“我不想再干了。”后来赶到德州,见到张宗昌一面,彼此默默然,未交一语。我即脱离直鲁军,到天津来闲住了。

十、撤出山东,滦州复亡

张宗昌率直鲁军从安徽总退却前,蒋介石虽远在江西,为了分化直鲁军和孙传芳军之间的关系,分别以个人关系拉拢张部各军长。蒋会派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番号给我,同时也给许琨以xx军的番号。但因张部在仓惶退却中,未接上头,当时我并不知这事。后来还是闇冯与蒋作战时,蒋介石在柳河车站与我见面,蒋亲自告诉我这事,所以仍然将这个番号再次给我,要我粗织二十七军。关于这事,容再另文撰述。

1927年年末,北方局势日蹙,当时山东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如张怀芝之弟张怀斌(原任郑士琦督鲁时烟台鎭守使)伙同刚刚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唐柯三、唐仰杜、夏蒲斋等济南地方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他们这个建议,名义上虽然拥护张宗昌,实际是要张宣布独立,保境安民,以免地方遭受涂炭。这等于说,要张脱离张作霖。张宗昌不肯这样做,故此毅然离开了济南,并将直鲁军撤入直隶省境内。这时南京发表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认为陈之长鲁,只是代他照管地方,一俟将来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时,山东仍然可以唾手可得,故决心放弃山东,与地方人士保持好感。

直鲁军撤入直隶省,张宗昌虽然失却了山东地盘,但直鲁究竟是联合组织,褚玉璞是他的部下,他仍然是总揽大权,指挥一切,将所有撤退军队驻防京奉线关内段滦东一带。在滦东的队伍,均由许琨指挥。许时常回津与我见面,谈到张的处境困难,所谈之事甚多,以年月过人,不复记忆。兹就有关系的略谈一二。许琨说,张宗昌曾这样对褚玉璞等人说:“我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我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一种买卖人的口语,就是自己的商号倒闭了,来到联号里当伙友,等于自己吃自己的劳动力一样,故叫作“劳金”。由张宗昌的这番牢骚话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狠狈情况了。

正因为这样,为了减轻直隶省的财政负担,张宗昌采纳了总参议师岚峰(名景云,曾任冯国璋的参谋长)建议,把直鲁军重新改粗,所有军的番号一律撤销,改为若干梯队,旣便指挥,又减省各军直属机构的开支。有一次我去看禇玉璞。褚正欲上车出门,即将我拉上汽车,说我们同到大名府去。我不去,褚强之而行。这时正是褚奉命在京汉线上,支援奉军作战。在途中下车小解,褚忽然问我:“你看督办会不会枪毙我?”我说:“哪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信谣言。”我也不好追问究竟。可见那时张褚之间,证之上面两事,是有一些矛盾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我会吿诉许琨,要他转达张宗昌,说:张作霖旣死,他应当赶快出关,不要迟疑,把张作霖在东三省的事业取而代之。按当时情况估计,张宗昌在滦东一带的武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他徘徊瞻顾,胸失主宰,只是痛感张作霖的提携,不忍这样做。于是垂头丧气地在滦州为张作霖设灵堂,穿孝袍;日日上祭,天天举哀。后来张宗昌在滦州,曾迭次悬求张学良,把他的军队撤出关外,均被拒绝,以至双方军队发生冲突。事隔多年,我在日本侵占华北,在豫东任伪道尹时,遇见伪开封粄靖主任胡毓坤,谈起当时情况。胡毓坤说:张学良因张宗昌大军屯驻滦东,想出关就食,沈阳方面感到军饷军食困难,坚持拒绝他的请求。但东北军与张宗昌的关系,究属特殊,不能用武力解决,乃派胡毓坤、于学忠二人包围张宗昌,怀柔他,天天与张纠经。胡会向张宗昌说:“让你那个张骏梯队长不要再打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打头!”原来张骏是吴佩孚第三师学兵,后投入许琨部,勇猛机智,善于指挥作战,曾由连营团长升至旅长,在滦州时已是梯队长了。褚玉璞在天津,由于他部下的何绍南、徐源泉投蒋,被迫出走。褚玉璞的狠狈垮台,影响驻滦州的张宗昌整个部队的军心。接着白崇囍率北伐军到达冀东,形成包围网。张宗昌进退失据,在两方夹攻中,只得化装弃军潜遁。他乘小鱼船,先从滦河口逃大连,再转日本,住在别府。他仓皇逃走,并没有带多少路费,到日本时,异常困窘,急电在津的许琨求助。许琨的钱控制在他老太太手里,要起来很费事,只得勉强汇张三万元应急。张会对人说,许的三万元,是他平生花钱最珍贵的一件难忘的事。

张部在滦州被白崇禧改编。白曾派人来津与许琨接洽,征询许的意见。如许能出来统率这部分队伍,白的改编方法就有所不同。许琨以铩羽难振,不愿再作冯妇,婉谢了白的盛意。结果张宗昌所部由白改编成七个师,带去打另一种内战去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有王翰呜编写、胡君素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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