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 《风筝》钱部长原型, 晚辈称她"四爷", 周总理称她"女包公"

羽籽柔情叙史2024-06-02 16:11:01  127

2017年,热播剧《风筝》播出,它讲述了潜伏于军统内部的共产党特工“风筝”的人生与情感经历。

“风筝”的原型就是原中共西南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的钱瑛。

事实上,历史上的钱瑛,比《风筝》里的更厉害。

刘少奇曾称赞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

周恩来赞许她“铁面无私”。

邓小平称誉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

而干部群众则称她为“女包公”。

为了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她选择自 杀,被晚辈们称为“四爷”。

1903年,钱瑛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县的一个村子里。

父母开了一家小药店,挣的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钱瑛出生明前一天,父亲买彩票中了头彩,都说这个女儿的出生为钱家带来了好运。

因此,她一直备受家人的宠爱。

天有不测风雨,钱瑛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

母亲为了生计,放弃药店生意,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老家种地。

在那个女孩子需要裹脚的年代,钱瑛是个例外,她说服了母亲不要给她缠足,母亲拧不过她,只好同意。

19岁那年,钱瑛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

钱瑛长相甜美,工作也不错,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母亲为她挑选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还收了聘礼。

不过,钱瑛死活不答应。为了反抗亲事,她写好遗书,选择自 杀。

看着满身是血的钱瑛,母亲只好答应退婚。

钱瑛用自己的决绝和执着,换来了婚姻的自由。

1923年,钱瑛离别家人,到武汉投奔叔叔钱亦石,在他的帮助下,钱瑛考上了湖北女师。

学校女生领袖主张剪发,读新书,反对“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这与钱瑛的想法不谋而合。

1927年夏天,刚毕业的钱瑛就被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组织部担任干事,负责纱厂及火柴厂工会工作。

刚得到工作,钱瑛就经历了九死一生。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政变,全城搜捕共产党。

一天,钱瑛刚洗完澡,就听见前门吵吵嚷嚷。她知道有情况,赶快从后屋跳窗脱险。

随后,钱瑛参加了广州起义,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寻找党组织,钱瑛吃尽了苦头。

一路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钱瑛不敢住旅馆,只能借宿农家。

有一天,她借宿在寡妇的家里。寡妇见钱瑛长得好看,就把她介绍给当地的民兵团团长做妾。

钱瑛肯定不愿意,她对寡妇说:“我急着赶路,看在都是女人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

为了让寡妇同意,钱瑛把自己的戒指摘下来给了她。

寡妇见钱眼开,就把钱瑛放走了。临走时,还不忘给钱瑛一套自己的衣服,一包薯粉,并小声告诉她:“快,从后门走,遇人就说是要饭的。”

钱瑛没有找到党组织,就去了香港

钱瑛很聪明,为了应付湖南口音士兵的检查,她谎称自己是湖南人,本来是来这里给国军团长太太当丫头的,但是团长太太却把丢下,去了香港,自己则一路要饭到这里的。

乡遇老乡,总会让人产生同情心,几位有湖南口音的士兵听了钱瑛的遭遇很是同情。

他们凑了十几块钱给钱瑛,还给她开了一张路条。

钱瑛拿着钱搭船去香港,没想到她上了一条全是女人的船。

钱瑛纳闷,问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悄悄说:“这是贼船,你是自投罗网。”

为了逃离贼船,钱瑛只好跳进江里。她不会游泳,幸好有好心的渔民把她救了上来。

好在上天眷顾,在之后的日子里,钱瑛经历了四次危险事件,她都化险为夷。

功夫不负有心人,钱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上级把钱瑛被分配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协助恽代英工作。

1928年7月,钱瑛又到了上海工作。

在上海,钱瑛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工作。

在这里,钱瑛遇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伴侣——谭寿林。

或许是上天注定缘分,早些年,钱瑛曾经读过谭寿林写的很多文章。

这次两人见面,竟没有一丝的陌生感。

后来,两人向彼此诉说了这一路走来发生的事情,原来他们有着如此相似的经历。

没多久,钱瑛就和谭寿林坠入了爱河。

1928年12月,经过党组织批准,25岁的钱瑛与32岁的谭寿林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蜜月刚过,上级就安排钱瑛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尽管不愿意与新婚丈夫分开,但这是钱瑛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她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

分别之际,谭寿林送给钱瑛一块怀表。

1929年3月,钱瑛到达莫斯科后,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制两年,钱瑛为第四期。

然而,在莫斯科不久,钱瑛就因遭到王明等人的迫害而受处分,被下放到工厂做工。

不久后,钱瑛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钱瑛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她就想进各种办法想把孩子弄掉,有时从床上跳下去,有时从桌子上跳下去,但都无济于事。

直到孩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她从桌子上跳到地上,这次,孩子早产了。

在学校的帮助下,钱瑛生了一个女儿,为了不影响学习,女儿被她送到苏联保育院抚养,她每天去两次保育员给女儿喂奶。

没有孩子的羁绊,钱瑛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1930年5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由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周恩来号召来苏联学习的人回国。

钱瑛踊跃报名,要求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女儿才一岁多,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钱瑛和谭寿林的工作性质,两人一直居无定所,钱瑛决定继续把女儿留在保育院。

1931年春天,钱瑛回国后,立刻与丈夫谭寿林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组织上安排他们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两人动身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突然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作为秘书,他需要善后。

为此,他让钱瑛先行一步去根据地。

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两人的永别。

1931年3月,钱瑛前往根据地。她先后担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常委兼秘书长等职。

她走后不久,1931年4月22,由于叛徒的出卖,谭寿林被捕。

在狱中,谭寿林受尽酷刑,在审讯过程中,敌人把他“反上吊”两个多小时,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部和腹部,直至昏死过去,才将他松解下来。

待他苏醒后,敌人接着审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吐口。

经过多次审问,敌人见从他口中得不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就把他判处死刑。

谭寿林深知自己今生再也见不到钱瑛和女儿了,他给钱瑛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我们未竟的事业,我们满心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孩子,只有靠你一人去奋斗了!但请相信,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5月31日,谭寿林英勇就义。

对于丈夫的情况,远在根据地的钱瑛一无所知。

直到这年6月,她才知道丈夫被捕的消息。

1932年秋天,党组织命令钱瑛到沔阳沙湖区,寻找潜江县委书记率领的独立团。

在路上,假扮农妇的钱瑛被敌人抓住审讯。

为了不被敌人怀疑自己的身份,钱瑛忍痛割爱,把丈夫谭寿林送她的怀表扔到了厕所粪池里。

后来在二姐夫和农村大娘的帮助下,钱瑛被敌人释放。

1933年1月,钱瑛被调入中共江苏省委,担任妇女部长周超英的秘书。

此时的她化名彭友姑,对所有人隐瞒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上级周超英。

尽管有先见之明,钱瑛还是被捕了。原来,周超瑛被捕后发生了叛变,钱瑛因此受到连累被捕。

1933年7月12日,钱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被转移到首都反省院。

1937年8月19,周恩来等人到南京参加会议,商谈国共合作,他借机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

就这样,钱瑛结束了她的牢狱生活。

1942年,钱瑛在延安遇到和谭寿林一起工作、同时被捕的章夷白,才得知他牺牲的情况。

此时的钱瑛,压抑着对丈夫的怀念,表现出来的是为丈夫的英勇感到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走上了领导岗位。

1950年,钱瑛的二姐提着一大箱子的田地、山林、房产等契约来到家里。

二姐问钱瑛:“现在农村要土改了,你看怎么办?”

钱瑛听完,非常严厉也很生气地说:“你赶快拎回去,全部交给贫农协会,一件都不准留下来,现在就走。否则,我要给公安部门打电话了。”

二姐听了钱瑛的话,回去后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了。

这也是钱瑛被称为“女包公”的一个原因。

1952年底,为了加强中央纪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中南局组织部长钱瑛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1954年9月,她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为监察部长。

敢于谏言和勇于担当是钱瑛最突出的优秀品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率领钱瑛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处理安徽问题。

安徽的问题堆积如山,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认真调查研究,钱瑛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症结:原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作风霸道,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是反党、反党集团、反党联盟,就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最终,钱瑛本着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的原则处理问题。

经过认真审查,钱瑛终于搞清楚这几个案件都是错案。最终中央监委为他们平反。

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甄别平反工作,在新中国的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因此钱瑛被安徽的干部群众称为“女包公”,还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的称赞。

十年浩劫期间,钱瑛的牢狱生活被提起,专案组到处搜集钱瑛叛变的证据。

他们找到一位当年审理钱瑛案子的在押犯,想让他证明钱瑛的叛变行为,没想到在押犯所却说:“当年彭友姑没有叛变,而且在法庭上和法官辩论的英雄气概实在了不起,我不能在这里说假话,再给自己增添新的罪名。”

事实证明,钱瑛无罪。

之后,钱瑛被分配到了湖北。

1973年7月,钱瑛因病去世。

谭寿林是钱瑛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他的去世,让钱瑛心中爱情的火焰随之熄灭,此后只要有人给钱瑛介绍对象,或者有爱慕者向她表白,她都会委婉拒绝。

任何男人都不能替代谭寿林,此后余生,她的心中只有谭寿林,凭着百日的恩爱滋润她一生的情感生活。

她一生未再嫁。

丈夫牺牲后,女儿是她唯一的牵挂。

但是由于工作性质,钱瑛一直在奔波,无暇顾及女儿的情况。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越来越牵挂远在苏联的女儿,算起来女儿也得20岁了。

钱瑛无数次幻想女儿的模样,她托人多方打听女儿的情况。

1951年,钱瑛得到消息,其实在她离开苏联不久,女儿就夭折了。

钱瑛一生命运多舛,青年丧夫,中年丧女。

了无牵挂的她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直至去世。

自此,她走完了嫉恶如仇,坚守正义和原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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