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十五载（756）六月辛卯，叛军入潼关。乙未，玄宗出京师谋幸蜀。丙申，次马嵬驿，扈从的禁军发生变乱，杀宰相杨国忠，杨贵妃也连带被赐死。后来大文学家白居易还以杨贵妃之死作为题材写了名篇《长恨歌》，使玄宗和杨贵妃的离合悲欢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我也是从读《长恨歌》才知道马嵬驿杨贵妃之死的。当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在读到《长恨歌》里的：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是扈从禁军军士的自发行动。后来读《通鉴纪事本末》，又查看《通鉴》卷二一八的记载，讲到“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以及“军士围驿”，玄宗“令收队，军士不应”云云，更加深了军士自发行动的印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细读《旧唐书》《通鉴》以探讨李唐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斗争，方觉得大谬不然。
《旧唐书》里讲到马嵬驿兵变的就有好几处，卷一○六《杨国忠传》、卷一○八《韦见素传》也都把兵变讲成自发，认为是“士兵不得食”，“饥而愤怒”所致。卷九《玄宗纪》还讲到离京师的当天至咸阳望贤驿时，玄宗“亭午未进食，俄有父老献（即炒熟磨粉的干粮）”的事情，唐人姚汝能纂集的《安禄山事迹》也有类似的说法，好像士兵“饥而愤怒”确有其事。但玄宗在撤离京师长安之前是作过点准备的，《通鉴》就讲头天六月甲午“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第二天乙未黎明才启程，并不能说是仓皇逃窜，何以钱帛都知道要厚赐给扈从禁军，却偏偏不给他们准备饭食？而且马嵬驿距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上一天工夫就到达，禁军再娇弱，也不可能弄到饥疲不堪以至激起兵变。真的这么激起了兵变，则军心早已涣散，军纪早已荡然无存，也绝非让他们杀个杨国忠、杨贵妃就能重新收拾整顿。而事实上杀掉杨国忠、贵妃以及其他杨氏家族后，禁军仍把玄宗一行安全护送到成都，再没有经过多大的波折。第二年冬天长安、洛阳相继收复之后，又由这批禁军护送回关中。这都说明前此马嵬驿事件绝非禁军军士因饥疲而自发的兵变，而只能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至于说什么玄宗“亭午未进食，俄有父老献 ”，无非是史官和文士在美化玄宗之如何得民心，为百姓爱戴。其实《玄宗纪》和《安禄山事迹》在下文都有“尚食持御膳”之类的话，可见饭食本已准备，何赖百姓来进献？
既然这次行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那由谁在指挥？是禁军最高长官陈玄礼。这在《旧唐书·玄宗纪》里本已写得很清楚：
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无不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及诛杨国忠，……兵犹未解，上会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
《安禄山事迹》也说：
行在都虞候陈玄礼领诸将三十余人带仗奏曰：“国忠父子既诛，太真（贵妃）不合供奉。”上曰：“朕即当处置。”……高力士乃请先入见太真，具述事势，太真曰：“今日之事，实所甘心，容礼佛。”遂缢于佛堂，舁置驿庭中，令玄礼等观之。玄礼等免胄谢焉，军人乃悦。
《安禄山事迹》是所谓“合本子注”性质的著作，对马嵬驿之变的经过讲得很详细，当系采自时人对玄宗幸蜀的记载，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温畬《天宝乱离西幸记》、宋巨《明皇幸蜀记》之类，可说是较原始的史料。《旧唐书》的本纪则在宣宗以前都是《实录》的节本，《实录》除某些地方有曲意隐讳的毛病如讲唐初太宗和高祖、建成、元吉等关系外，下笔也都比较审慎。而这两种记载如上所引都只说事变是陈玄礼出头而不讲由于士兵饥疲。陈玄礼本人在《旧唐书》里也有传，附于卷一○六《王毛仲传》后，其中更明确地写道：
及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
这篇传很简略，不像一般大臣的列传以行状家传为蓝本，而是当时的国史撰述者柳芳凭亲身见闻命笔，再为《旧唐书》所承用，自当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可见陈玄礼本在长安城里就要对杨国忠下手，只是没有找到机会，这时离长安到马嵬，除自己指挥的禁军外不再有其他势力掣肘，于是把杨氏家族清除干净，连带贵妃在内。
《陈玄礼传》说他“以淳朴自检”，绝非怙势弄权、跋扈飞扬之徒。而且他只是禁军长官，弄倒了杨国忠也轮不到他来取而代之当宰相。而动用禁军杀宰相，甚至杀皇帝的宠妃可是要担大风险的，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他是绝无勇气来冒此风险的。
那后台是谁？《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说是“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韦见素传》说是陈玄礼“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都认为后台是皇太子即肃宗，而且是通过了肃宗身边的宦官李护国即李辅国。以致吕诚之师《隋唐五代史》也认为这次行动太子肃宗“与其谋”（第四章第七节）。但真是如此，手握禁军的陈玄礼自必要跟随肃宗北上至灵武，肃宗在灵武自立他必继续为此新政权出力，成为肃宗朝从龙功臣的首列。可陈玄礼并没有这么做，没有跟随肃宗而继续扈从玄宗，和宦官高力士一同保护玄宗到成都。第二年至德二载（757）十月随成为太上皇的玄宗返回，如《玄宗纪》所说“十一月丙申次凤翔郡，肃宗遣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实际上是让玄宗转由肃宗的兵马来警卫，剥夺了陈玄礼指挥扈从武装的权力。上元元年（760）七月丁未玄宗被迫自南内迁居西内，丙辰“高力士配流巫州”，陈玄礼也勒令致仕。所有这些都证实陈玄礼和肃宗之间并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兵变的后台自别有其人。至于《贵妃传》《韦见素传》所以不顾事实这么写，当缘其后认为诛杨国忠、杨贵妃乃正义之举，如杜甫《北征》即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之说，因而有的撰史者要献谀肃宗而曲意涂饰。只是卷一○《肃宗纪》里还不见这些话，可见所本《实录》还比较严肃不曾编造。
为此我曾撰写了《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林漫录》五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后收入拙撰《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在排除军士自发行动和肃宗为后台之说后，指出兵变真正的后台只能是玄宗身边最受宠信的大宦官高力士。这是因为在玄宗朝大宦官高力士在内廷形成其政治势力，与以王毛仲为代表的禁军相争已于开元十九年取得胜利，王毛仲及禁军将领葛福顺等被贬逐，而另一派以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将领追随高力士仍获得宠用，禁军亦由此为高力士所控制操纵。凡此在上一章已作了论证。再是外朝宰相至李林甫、杨国忠因权力集中，又与宦官高力士发生矛盾，如上一章所说，在天宝十三载（754）高力士和玄宗对话时已攻击杨国忠要杨下台，玄宗“久而不答”，过了两年，就乘动乱在马嵬驿指使统率禁军的陈玄礼把杨剪除，正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局。至于杨贵妃，高力士本来和她别无恩怨。《旧唐书·贵妃传》说她前此曾忤旨两度被谴送出宫，都由高力士出面召还，这无非是聊尽宦官的本职。这时要剪除其族兄杨国忠，在重视家族的观念下贵妃自必受到株连而不能幸免。于是在陈玄礼动用禁军在外边诛杀杨国忠后，高力士又以宦官的身份入内逼缢了杨贵妃。
高力士此人给人的印象并不恶劣。但他使内廷宦官形成中枢的重要政治势力，开了后来宦官成为“内大臣”的先例。他控制操纵禁军，也是后来定制由宦官任神策军长官的先导，尽管还没有在禁军中有正式名义，但前此王毛仲之为禁军首脑本也没有正式名义。中唐时内廷与外朝相争，宦官动辄贬杀宰相，也无非是继承了高力士动用禁军剪除宰相杨国忠的老传统。只是高力士还没有直接危害到皇帝本人，对玄宗还是尽其保护之职的。但这也不都是他在尽愚忠，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是依靠玄宗建立起来的，玄宗如果倒台，他自己也将失去一切。
最后分析玄宗的态度。高力士、陈玄礼固是他的亲信，杨国忠也是他的亲信，因此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玄宗对内廷宦官高力士和外朝宰相杨国忠之间要讲平衡，所以天宝十三载高力士攻击杨国忠时会“久而不答”，没有偏袒哪一方。但到这时形势起了变化，在安禄山叛军进逼下长安政权已告崩溃，玄宗要考虑的首先是自身安全问题。高力士、陈玄礼和自身的关系深，如第六章“李武政权”所说，都是早在四十多年前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合谋攫取政权的老伙伴，而且此时老伙伴手握禁军，负有扈从的重任，是自身安全的唯一保障。而另一方面，杨家和他的关系毕竟浅，杨国忠之任宰相是在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到这时还不满四年，杨贵妃入宫早一点，在开元末年，到这时也不到二十年。加之玄宗此时高龄已届七十二，杨贵妃亦已三十八，久已不属青年人徒知沉溺男女之情的年岁，区区床笫之爱何如比得上自身安全之重要。杨国忠的宰相头衔在兵荒马乱中更起不了多少作用。玩弄封建政治几及半个世纪、老于谋算的玄宗对此自能了然于心。当此不能两全之时，听从高力士、陈玄礼而舍弃杨国忠、杨贵妃，正是玄宗必然作出的抉择。因此杨贵妃之死实际上是经过玄宗同意的，《旧唐书·玄宗纪》所书“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可以说是史官的直笔。
这种分析从以后的事态也可以得到证实。马嵬驿事件后玄宗平安抵达成都，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后又返回京师长安，仍一直依赖高力士、陈玄礼护持。所以如《旧唐书·肃宗纪》所说，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大封赏中居首列的“蜀郡元从功臣”，除韦见素以前宰相太子太师挂名居首外，与之同加实封三百户的就只有高力士、陈玄礼二人。玄宗住进长安的南内兴庆宫后，高力士、陈玄礼还和他形影不离。到他在肃宗的大宦官李辅国的压力下迁居西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时，高力士、陈玄礼也随之贬逐、致仕。这些在后面第十一章里还要讲到。如果逼缢杨贵妃没有获得玄宗同意，真如《长恨歌》所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那高力士、陈玄礼和玄宗之间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融洽无间的现象的。
那么《长恨歌》怎么办？我们不能认为作者白居易是唐朝人，讲唐朝的事情就一定对，像当年郭沫若先生那样，看到唐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的诗题下注有“感孕金轮所”，便认定则天武后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因为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也好，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好，都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写诗，而且还不是写杜甫《北征》之类的所谓史诗。
本文节选自《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八章“马嵬驿之变和《长恨歌》”第一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