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高层在1981年策划的著名的“西方-81”军演无疑是人类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苏军在其中投入10个以上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上万个装甲单位，总兵力超过50万人。
据说在演习结束后，北约军事专家们得出了一致结论：即便不动用核武器，苏军也有办法在几天内平推西欧。而当英法纷纷向美国求援时，美国居然直接表示打不过。
“可能当我们的兵刚刚运完一半，西欧的战事就结束了，俄国人将站在大西洋的岸边等着我们。”
美国是慑于苏联庞大的武装规模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吗？当然不是，这些明面上的东西，彼时苏联有的美国也有，甚至未必就比苏联少；真正震慑到美国的另有他处——五角大楼悄摸摸地研究了许多年，没想到却让苏联人先实现了。
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美国人叫苦不迭，大呼“大事不妙”之时，短短3年后，苏联高层就自毁长城，将其中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踢出了决策层。
“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但考虑到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苏军总参谋长副手、陆军大将马赫穆特·阿赫马托维奇·加列耶夫）
事情稍有复杂，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俄国人有这么一句谚语：“遇到阻力，铁棒横扫；阻力加大，铁棒加粗。”历史上，俄国人是这么做的，苏联时期则是将它彰显到了极致。
二战时期，依托于雄厚的军工基础以及可怕的战略纵深，在扛过了最艰难阶段后，苏联再利用暴兵式的动员模式，硬是拖垮了轴心国。常有人说这个国家“好战而不善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国人也算是善战的——他们太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劣势了，总能扬长避短赢得战争。
话说回来，历史上赫赫威名的“西方-81”军演被视为苏联军事力量抵达极盛的标志，却同时也常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主义之下苏联穷兵黩武的体现，然而之于后者，真实状况却恰恰相反——这场演习的策划者，时任苏联总参谋长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尔科夫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苏军的数量实在过多了。
奥加尔科夫元帅军旅生涯的起点并不高，生涯前期的许多年里，他在军队的低中层单位中担任工程师。也正是如此，他对苏军状况尤为了解，所总结出的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为后来震慑西方的“奥加尔科夫主义”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68年4月，奥加尔科夫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在军队的决策层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当年11月，美苏两国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展开谈判，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协定。
这次谈判中，奥加尔科夫便是苏联代表团的首席军事代表。
条约达成后，一个紧要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苏军高层讨论：如何确保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苏联军队依旧能摧毁北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局不得不投入重金研发新式武器，维持庞大的部队规模，维持对西方国家强而有力的战略震慑。
“遇到阻力，铁棒加粗”，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再一次帮助苏联人解决了问题，而它也的确为当权者们带来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钢铁洪流、大舰巨炮等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色巨人”的令人炫目的荣光正是建立在这些造价不菲的东西之上的。
动辄百万计的苏联军队为勃列日涅夫们带来了巨大的虚荣，对他们而言，只要面子上过得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算亏。然而就在当权者们沉浸在这样的“胜利”中时，有人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反对声音。
20世纪70年代，奥加尔科夫就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他对过度庞大的军队和无节制增加的军事开支的担忧，他甚至隐晦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现代战争中，当军队达到一定规模后，继续增加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
奥加尔科夫提出：“全新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连同其他一些于段，已经成为进行武装战斗的决定手段。”
通俗而言，一支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部队，应当是训练有素的机动化部队，能够根据局势需要迅速部署到战场的任意方向；军队的武器装备也不应单一地追求数量和火力，而应当是高效的、符合作战需求的。
“新一代精确制导武器与新的传感监测系统、信息设备相结合，可形成一种导致战争持续时间缩短的侦察突击综合体。这将使战争形态发生一次质的飞跃，而引发一场军事革命。”
这套理论在当时被总结为“军事技术革命”，它是不是非常熟悉？这与如今世界军事强国所推崇的“信息化作战”理念极为相似，即便在今天，它依旧被奉为圭臬。
而奥加尔科夫元帅能在近半个世纪前，在没有任何先例做参考的情况下便可如此深刻地提出这套见解，这难免不让人感到震撼。
1977年1月，奥加尔科夫升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苏军总参谋长，随后获得陆军元帅军衔。当年10月，苏联高层对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颁发列宁勋章、金星勋章。
大权在手，奥加尔科夫得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改造苏军，而2年后的“西方-81”军演非常显著地验证了他的成功。参加这场演习的人员总数多达数十万人，但苏军在其中展现出的战斗力、各部队调度的协调性以及指挥层的战略战术思路之清晰，都让北约大感震惊。
深知苏联军事力量强大，却没想到能够如此离谱！
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比起西欧大陆上那些单纯慑于苏军强大的北约盟友，美国人从中感受到的恐惧则更深一层。
原来，有关“信息化作战”的实际应用，美国比苏联更早。冷战中，两国军事“科技树”的发展有所差别，相比于苏联，美国更热衷于将尖端科技融入到新型武器中。
例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越南战争中，美军曾先后出动飞机700余架次，投下万余吨炸弹，均未能有效击中越南清化大桥，直到1972年，美国在发明激光制导武器后，将炸弹的圆概率误差缩小到10米之内，当年3月，美军仅用15枚激光制导炸弹便将清化大桥摧毁。
有资料认为，正是这一战例深深震撼了奥加尔科夫，让他意识到先进科技在未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因而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反倒是他的“启蒙老师”美国，已经将先进技术应用到了实战中，却没有从宏观上形成系统理论。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军中也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产生了与奥加尔科夫相近的观点并已经研究多年，但始终无法像对方那样形成体系，更别提用来武装军队了。
众所周知，武器装备存在“代差”，不同代的武器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也解释为什么五角大楼在目睹苏军于“西方-81”军演中模拟平推欧洲之后，直接对北约盟友们坦白“打不过”了。
与此同时，美军高层也从其中找到了新的军队建设思路，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佩里如获至宝，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用以研究和评估苏军的这一套。他们对奥加尔科夫不吝溢美之词，将这套军事理念称为“奥加尔科夫革命”或“奥加尔科夫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奥加尔科夫还有一手非常高明的阳谋，把美国人折腾得焦头烂额：他创建了一个名为“战略期骗总局”的机构，隶属于苏联总参谋部。
该部门经常恰到好处地放出一些有关苏联新型武器的报道，例如在播放某领导人造访莫斯科的新闻时，会特意安排一架型号不明的战机掠过，让北约以为是苏军机密不慎泄露。
然而，这些“机密”有可能是假的，故意引对方上钩——倘若北约开展相应的研究，无疑会浪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倘若不管，那么他们又有被苏联人在某领域甩开差距的风险。
所谓“战略欺骗”真假难辨，弄得北约焦头烂额，防不胜防。
正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军用命，势在不输给苏联太多之时，无比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仅3年后，奥加尔科夫居然被同僚们踢出局了。
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奥加尔科夫虽然位高权重，在苏联决策层中实际并不合群。
奥加尔科夫军改的目的之一，就是精简军队，充分发挥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尽可能缩小军队规模，从而减少经费压力，而这是既得利益者们无法容忍的，其中就包括他的上司、时任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元帅。
最初，乌斯季诺夫非常看重奥加尔科夫的军事才华，两人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密。前者的能力并不差，他重视先进武器的研发，加强陆海军全体指战员的政治、道德心理锻炼和提高技战备水平，对苏军建设同样有着巨大贡献。
然而，两人所站的立场有着本质不同：乌斯季诺夫需要苏联军队对武器装备的巨大需求，从而维持苏联军工业的繁荣，从某个角度而言，他像是苏联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代表；而奥加尔科夫所做的，显然正在破坏乌斯季诺夫的努力，二者根本上是矛盾的。
此外，众所周知，备受诟病的“特权阶层”将从每一笔国家收入中分一杯羹，军工产业更是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倘若苏联军事开支缩水，他们的利益也势必受到影响。
就一些战略看法上，奥加尔科夫与同僚们也存在分歧。就拿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一事为例：奥加尔科夫曾再阻挠出兵，后来接替他担任总参谋长的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也持相同看法。
在他们看来，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苏联陷入战争泥潭。为此，两伙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乌斯季诺夫丝毫不在乎颜面，当众说了非常难听的话。
“还轮不到您来教训我，您只不过是个执行命令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公从私，于里于外，苏联高层的政治土壤无法令奥加尔科夫生存——1984年，他被清扫出局，担任华约武装力量总指挥。
“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但考虑到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
其中原因令人恶心，却也让人无可奈何。
1991年，对“奥加尔科夫革命”研究卓有成效的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祭出了非常漂亮的成果展示，而彼时的苏联被内忧外患、尤其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折磨得奄奄一息，如此对比实在令人唏嘘。
奥加尔科夫曾发出警告：如果不及时重构军队，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今一看，这句预言似乎应验了。
换个问题：倘若当年苏联高层识大体，不为一时的利益所蒙蔽，让奥加尔科夫元帅充分发挥才华，苏联是否能甩掉庞大的军费压力，从而避免肢解的命运呢？或者说即便无法避免解体，如今继承了苏联军队衣钵的俄军，能否在俄乌冲突中有着更具震慑力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