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从未有任一王朝以“中国”为国号，但又均以“中国”自居。当然同样享受这个待遇的，还有“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等。
不过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仅指西周的京畿地区。比如1963年出土、现存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上镌刻的铭文中就有一句“余其宅兹中或（国）”。当然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周王把国土都分封给了诸侯，自己真正说了算的地方就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虽然小了点，但也是名副其实的王朝的中央、天下的中心，称其为中国也不为过。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后来的统治者能够直接控制的地盘也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的外延也不断扩张，从河洛蔓延到整个黄河流域，然后跨过海河、辽河一路北上，向南则逐步蚕食了长江、珠江水系。反正只要是汉家农夫能耍得溜手中锄头的地方，都可以叫作中国。
在中国以外，则统统都是四夷，毕竟“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中国论》宋·石介）嘛。而且从西汉开始，还专门修了个叫“蛮夷邸”的地方，位置在未央宫之北的藁街（也称槁街）——一切中国之外来者，甭管是来朝贡的还是来宣战的，都必须在这个充满歧视味道的地方集中居住，以示华夷之别。像陈汤在他那句最著名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宣言之前，就要求汉元帝刘奭将郅支单于的脑袋“县（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li”（《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进行赤裸裸的威胁恐吓。
更有意思的是，曾作为四夷中一员的鲜卑人在入主中原（当然只入了一半）后，就坚定的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脱离四夷的行列而有了以中国自居的资格，便欣欣然的在国都洛阳城南修了座四夷馆。四夷馆的性质跟蛮夷邸差不多，但多了一个教授异族中国语言文字的功能，以促进民族融合。
这不禁让后来的王朝眼前一亮——矮油，不错哦。于是纷纷效而仿之（也有叫四方馆、四译馆的），而汉字文化圈，差不多就是这么形成的。
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头继续说说历朝历代的国号是怎么来的，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01
从夏到清，我们的祖先一直坚定的认为自己居天下之中，所以理所当然的自称中国。既然如此，为啥还要费劲巴拉的再取一个别的国号？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像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姓张，你姓李，他姓王，以此作为个体间的分别。王朝亦是如此，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之频繁，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例。如果大家统统都以“中国”为唯一标签，还怎么加以区分，怎么凸显自己的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所以一定要整出个专门的国号来。就像前边有个中华民国，我们就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宣言“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起码在字面上好像跟后来的意思差不多，但也一定要再整一个，就是不能沿用。
那么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王朝的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这要分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先秦时期。
夏朝，是截止目前有信史记载的我国的第一个王朝。但因为历史太过久远，所以夏朝为啥以“夏”为国号的确切原因已不可考，只有几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流传。
其一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
“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也就是说夏朝最初是由同为姒姓的十二个部落组成，其中又以夏后氏实力最为强大。拳头大就是爸爸嘛，所以人家要拿自己的部落名当国号，谁敢不服，不服又有毛用？
其二是唐朝史学家、《史记正义》的著者张守节的观点，他认为“夏”这个国号是因大禹曾被封为“夏伯”于阳翟（今河南禹州）而来。在中国历史上以开国之君曾有的封爵名为国号的大有人在，因此这种说法也很受追捧。
而在《礼记》、《尚书》以及新近出土的清华简中，又均称夏朝为“西邑夏”或“西邑”。有学者据此考证，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的“西邑”一词，就是商朝对夏朝的称谓。
除了夏朝以外，因为文史资料的逐渐丰富，商周以后各朝国号的由来，线索就比较清晰了。
像商朝，因其始祖契助大禹治水有功，故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于是便以“商”为其部落命名。像《诗经》中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以“商”为国号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过据说第十九代商帝盘庚迁都于北蒙（今河南安阳）后，又把国号改成了“殷”，故此后世又有将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的。不过疑问还是有的——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竹书纪年》（古本）等早期史料中均称商而无殷，尤其是现在已经解读出来的甲骨文中，根本找不到“殷”字。相反倒是在《尚书》、《史记》等面世时间较晚的文献中，普遍的称殷而非商，或者二者并称。
总感觉是那位老夫子及其徒子徒孙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在搞春秋笔法。
至于周朝国号的由来就更清晰了。据说周人最初生活在姬水流域（姬水到底在哪儿，现在也说不清），因为跟薰育戎（也称荤粥，是匈奴人的老祖宗）做邻居，所以被欺负得很惨，经常被揍得满地乱窜。最后越窜越远，一口气窜到了周原（今陕西宝鸡）才过上了太平日子，于是便以“周”为自己的部落命名，后来又成了国号。
02
西周的时候，有个姓嬴叫非子的家伙因为养马有功，在周孝王六年（前905年）获赐了块封邑。因为封地治都于秦邑（今甘肃清水），于是便以“秦”为氏，嬴非子就改叫了秦非子。
直到周平王元年（770年）的时候，因秦襄公护驾天子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才有了立国的资格。至于国号，自然按惯例沿用族名或氏名，称为秦国。
其实两周分封的那些诸侯国的国号命名逻辑，跟秦国都差不多。像周成王姬诵曾把他的弟弟姬虞封在了唐地（大概位置在黄河和汾河的东边）——那时候都习惯以封地为氏、男子又称氏不称姓嘛，所以姬虞就改叫了唐叔虞，以他为君的那个诸侯国自然也就叫了唐国。
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继位后，不知道是被戎狄或洪水撵跑了，还是因功获得了新的封地，反正是把国都迁到了晋水流域（今山西太原），然后顺手把国号也改成了晋。
相类似的如姜尚被封在了齐地，就有了齐国；召公被封在了“燕山之野”，就有了燕国；三家分晋而来的赵国、魏国、韩国，也都是循例以始祖的封地为国号。唯一搞特殊的还是以蛮夷自居的楚国——根据清华简中《楚居》篇的记载，楚国开国之君熊绎的爷爷熊丽出生时母亲妣厉难产，巫师不得不剖开她的肚子取出婴儿。在埋葬妣厉时，人们特意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的伤口。为了纪念这件事，后来熊绎取国号时，就没随中原的大流叫“熊国”，而是叫了楚国。
按照史书中的说法，“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我们至今还能找到的两周诸侯国，起码也还有近200个。本来按照礼制，诸侯国按尊卑要分为6等——公爵国、侯爵国、伯爵国、子爵国、男爵国和附庸国。像前边提到的秦国，秦非子因养马之功获封秦邑，就是最低等级的附庸国。后来秦襄公因护驾之功而封伯，这才正式获得了诸侯的资格，秦国的立国之日也是从这时才开始算起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受封诸侯，爵位基本再无变化的可能。像秦国，如果按照两周礼法就始终是个伯国，哪怕秦孝公曾被周显王亲封为霸主，哪怕秦惠文王敢自封为王，但只要周天子犹在、哪怕只是作为个傀儡存在，就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比如在《左传》中，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称呼秦君为“秦伯”。
所以别看什么秦襄公、秦孝公，包括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各种“公”听起来挺唬人，但事实上这只是当时在非正式场合，比如在国内关起门来或诸侯间相互恭维的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反正不管爵位高低，都称“公”，搞得好像大家都是公爵似的。但真要到了非常正式的场合，比如觐见天子、诸侯会盟等，就不能这么瞎叫了，秦君就是秦伯，齐国和晋国就是齐侯和晋侯。至于楚国更惨，只能憋憋屈屈的被人叫楚子了。最后气得楚人耍起了无赖，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然后就自顾自的称起了王，非得跟周天子平起平坐不可。
那么在周朝地位最高的公爵国有哪些？答案是除了那俩扯淡的东周、西周公国外，就是更扯淡的焦、祝、蓟、陈、杞、宋、虢、虞、州等国了——这里边除了宋国还算有点出息，当然大多数时候还是被当做笑料的那种出息外，剩下的可有一个能打的？
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的铁律，哪个时代都不能例外。数百年的诸侯争霸下来，幸存下来的七大强者中，齐、燕、赵、魏、韩最开始都是侯国，楚国甚至是子国，但最终都被秦国这个伯国给包了饺子。
所以这个世界也把近乎所有的尊敬都留给了强者——据不完全统计，在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出现的各种正统及不怎么正统的政权中，以秦为国号的政权有5个，其余的齐6、楚6、燕9、晋5、赵4、魏7、宋4、吴4、周4、唐3、梁7……两周但凡强大点的诸侯国里边，除了个“韩”不招人待见（结果被某棒当个宝捡走了）外，剩下的国号几乎在此后两千多年里都被不断翻出来反复用，好像根本不在乎撞国号这码事。
一开始，好像就出了汉朝这么个异类。
03
前文提过一嘴，《后汉书》里说西周分封了“凡千七百七十三国”，但荀子又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第八》）——前者是不是胡说我不知道，到后者肯定没说对，因为光是我从史书里扒出来的姬姓诸侯国（肯定还有遗漏的）就有57个。
但甭管是几十个还是上千个，也甭管姓不姓姬，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一个以“汉”为国号的。
那为啥刘邦要给自己打下的江山起这么个名？
其实人家老刘最开始扯旗造反的时候，自称沛公。沛就是沛县，因为刘邦的老家在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在当时归沛县管。所以他这个封号虽然是自封的，但也很符合传统，就像先秦时的秦伯、齐侯、楚子一样，都是以大本营为氏名或国号。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人家老刘一开始也没啥大野心，毕竟是以县为号嘛，可见打下一个县的地盘做封邑他就很满足了。
否则沛县归泗水郡管，刘邦为啥不叫泗公？泗水又属于传统上的楚地，所以干嘛不叫楚公？
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或许就是刘邦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刘邦先入关中、克咸阳，抢了项羽的头啖汤，这就让后者非常不高兴。虽然老刘为了消除小项的戒心摆足了低姿态，但还是遭到了报复。在分封诸侯时，项羽假装完全不记得“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码事，一脚把刘邦踹到了四川、就封了个汉王不说，还把跟他有仇的章邯、司马欣、董翳等秦朝降将统统封在了关中，怎么看都是一副把老刘一辈子关在四川打麻将的意思。
要知道那时候的天府之国可不是巴蜀，而是关中。更何况关于那个汉王的封号，在当时已经形成以两周时的诸侯强国、如齐楚赵魏最贵的共识，余者如宋鲁燕郑也能凑合，哪怕是陈曹杞虞也不是不能忍，但汉王是什么鬼？
当时老刘的感觉，打个可能不太恰当但又非常贴切的比方，就像一帮战友打天下，打赢后论功行赏。人家都封了军长、师长、旅长，最差的也是个团长、营长。结果项羽就让刘邦去当了个游击大队司令，这不就是摆明了要恶心你玩吗？
所以当时刘邦直接就疯了，抡起王八拳就要跟小项拼命，幸亏被萧何劝住了：
“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列传第九》）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但杀出了四川，还杀出了个天下，最后逼杀了项羽，坐上了天下至尊的位置。而他为自己江山立下的国号，还是那个汉王的汉。
之所以如此，也许是萧何的那番话打动了他。也许是知耻后勇，非得把那个看起来就像杂牌的“汉”搞得比谁都正统不可。但不管怎么说，刘邦都成功了——这个本意指天河，或专指汉水的“汉”字，因为两汉的辉煌与荣光，最终成了我们民族以及生活的这片土地（“中州名汉”）的专属称谓。
至于那些历史更悠久、曾经含金量更高的齐、楚、秦、燕什么的，都不行，在汉的面前都是弟弟。
04
刘邦的心思，王莽也有过。
西汉末年，皇权不振，文恬武嬉，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窝火，都觉得不如换个皇帝试试运气。而王莽恰逢其时，被视为“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的最佳人选。因此在接受禅让之后，就顺理成章的以“新”为国号。
在王莽之前，从未有人以“新”为封号，恐怕想到的都没有。在王莽之后，历朝历代都对这个“新”字如避蛇蝎，更不会有人去用。为啥？
就像“汉”一样，以前没人用，刘邦用好了就一跃冲天。可王莽搞砸了，所以“新”也只好跟着遗臭万年。
所以没有金刚钻，还是别揽瓷器活。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绝大多数的王朝在国号的问题上都非常的谨慎，称之为循规蹈矩亦不过分。简单来说，普遍适用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就是以称帝立国前的爵号为国号。典型如曹魏——想当初曹操为魏王，死后长子曹丕承其爵，代汉称帝后便顺理成章的以“魏”为国号；再如西晋，魏元帝曹奂曾封司马昭为晋王，后来司马炎袭爵，夺位立国后也照方抓药，让“晋”成了国号。
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号就源于鲜卑首领拓跋猗卢曾被晋愍帝司马邺册封为代王。同理宋武帝刘裕篡晋前当过宋王，齐高帝萧道成篡宋前是齐王，梁武帝萧衍篡齐是梁王，陈武帝陈霸篡梁前是陈王。而唐高祖李渊不光承爵过唐国公，还做过唐王，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升职”成的唐帝。
其实隋朝的国号也是这么来的——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随国也是当年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姬姓，封地在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后来被楚国所灭。因此随国虽小虽弱，但也是堂堂的先秦诸侯之一，拿来当封号毫无问题。
杨坚当然承袭了随国公的爵位，夺国后所立国号自然也是“随”。不过很快就有人从故纸堆里扒出“随”有跟从以及遁走的寓意，非常的不吉利，必须得改。杨坚一开始对此不怎么感冒，但架不住大家都这么说，只好非常敷衍的取了个谐音字“隋”作为替代。
这才有了隋朝。不仅如此，以前本姓随的人，也因此改姓了隋。
其二就是以起家的大本营所在地的通称为国号。比如五胡十六国时的前秦、后秦，慕容鲜卑部搞出来的各种燕国以及在西北地区冒出来的各种凉国等等，都是以其国土所在地的通称为国号。更典型的是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前担任的最重要的官职是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这支他起家的老部队的老巢就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此才以“宋”为国号。
其三是采用能彰显自身正统身份的国号。
从魏晋以后，爵位的封号逐渐形成了一个普遍为人所接受的传统，即以秦、晋、齐、楚这四个封号最为尊贵，鲁、赵、魏、梁、燕、代、陈、韩、宋、吴、越等先秦次等强国作为封号，档次就要降一级。当然像杨忠、杨坚爷俩的那个随国公，就要再降一档甚至两档了。
反正表面上看都是王、公、侯什么的差不多，实际从封号上就很容易分出尊卑上下来。
当然像杨坚那样从个“小小的”随国公逆袭成一国之君的例子还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还是像曹老板这种拿皇帝当傀儡玩的大权臣，才有资格成为改朝换代这种高端局的主导者。既然都是大权臣了，爵位自然低不了，封号也差不得，所以那些叫秦、晋、齐、楚的王朝才那么多。
但有时候根据现实的需要，也会突然冒出个跟立国者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号来。
比如刘渊，本姓挛鞮氏，一看就是个血统纯正且如假包换的匈奴人。他曾作为质子长期留居晋都洛阳，所以汉文化学得贼溜。溜到什么程度呢？要是这厮活在今天，你敢来句“宫廷玉液酒”，他肯定能秒回“一百八一杯”。
也正是这样的人，一旦生出了狼子野心，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祸害。
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趁着西晋八王之乱不可开交之际，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悍然称王并起兵反晋。那么刘渊给自己封的这个王叫什么呢？答案是汉王。
为啥要叫汉王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
话说自夏商周以降，刘渊操持出的这个汉国可是第一个建立在中原的胡人王朝，这可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自然也会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本能的反感、反对，继而反抗。这可咋办？刘渊想到的办法就是刻意淡化华夷之别，同时再努力的从汉人里边寻亲。他先是自认是两汉刘氏皇帝的外甥——毕竟那时候有不少汉朝公主嫁到了匈奴嘛，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冒牌货。后来刘渊又觉得说服力不足，就追认蜀汉后主刘禅是自己的祖先，尊为孝怀皇帝，还建造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
不仅如此，刘渊还严厉督促军纪，对肆意侵害、屠戮汉民的胡人将领予以严惩，这在整个五胡之乱期间几乎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渊以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克之；又败王堪于延津，沉男女三万馀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第九》）
也正是有了刘渊超人一等的眼光和谋划，汉国才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不至于一开国就被汉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然而刘渊很快病死，他培养的接班人刘和又被从子刘聪杀掉。而刘聪一直以来，就对刘渊的汉胡亲善、融合政策非常不感冒。
作为五胡期间的三大杀人恶魔之一（另两个是石虎、苻生），刘聪非常具有“民族自豪感”，一向以当年匈奴曾雌伏于两汉为耻。故此他篡位以后，立刻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同时废止刘渊制定的亲汉政策，对汉人大肆屠戮——我们所知道的五胡期间发生的大多数大规模的屠杀惨案，都是发生在刘聪的手里。
而他手下的大将石勒（羯人），则刻意与刘聪反着来。他建立“君子营”，保护汉人中的士族、富商和读书人，并与他们合作。又奉张宾为谋主，制定了“先定河北，后争雄天下”的方略，团结各民族的力量，终于灭了前赵。
石勒称帝后，并未改变国号，史称后赵。可能也正因如此，前赵曾发生的那一幕又在后赵重新上演——石勒死后，继承人石弘被他的从子石虎所杀，然后石虎又像刘聪一样杀人如麻，还把养孙冉闵忽悠得团团转。最终，未能如愿得到储位的冉闵造了反，把羯人近乎杀光，后赵也因此而亡。
五代十国的时候，石敬瑭仰仗契丹人建立起来的后晋又被契丹人所灭。但因契丹人没脑子的烧杀抢掠，导致其在中原站不住脚，只能灰溜溜的撤回了老家。
一时间，偌大的中原居然无主了。
但很快，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为啥又是汉？刘知远后来虽然迁都汴州（今河南开封），但毕竟发家在山西、称帝于太原，之前还当过几年的太原王，所以继续以“晋”为国号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因为石敬瑭和契丹人，“晋”这个国号早就臭不可闻。而当时北有异族强敌，南有十国并立，再加上中原士民的民族情绪高涨，因此刘知远顺势而为，自称是汉明帝刘庄的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虽然这厮是个根红苗正的沙陀人），然后再继续顺杆爬追尊刘邦为本朝高祖、刘秀为世祖——这样一来刘知远再以“汉”为国号，自居中原正统是不是就谁都挑不出毛病了？
与五胡时前后赵的闹剧一样，乱世中总会有相同或相似的活剧上演。
刘知远立后汉仅3年后，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发动兵变，称帝立国，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为啥叫周？因为五代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时代，拳头大才是爸爸，所谓的得位正不正、是不是正统全都是笑话。当然，别人可以当笑话看，当事人多少还要装一装的。就像刘知远把自家祖宗一杆子扯到了刘邦的头上，作为老刘的儿子拉下马的老郭，要想堵住那些叫骂他“乱臣贼子”的嘴，也只好继续编故事。
于是乎郭威自称是虢叔的后裔。谁是虢叔？这位爷的来头可老大了——人家是周文王姬昌的亲弟弟，武王伐纣后受封为（西）虢国国君，而且还是公爵国。虽然虢国在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就被晋国给灭了，连春秋都没熬到，但怎么着也比刘知远冒认的那个祖宗早了快一千年了吧？
所以，谁还敢跟咱老郭吹牛比……呃不对，谁还敢说咱老郭不够正统？
05
可以说从秦汉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里，虽然王朝兴替更迭不断，但大家取国号的基本逻辑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到春秋战国去抄作业，只要瞅着自己好像跟哪个能沾上点边儿，那就抄哪个。
谁要不这么干，谁就与正统无缘。比如五胡及五代时出现过的凉啊、蜀啊、成啊、闽啊、南平之类的，甭管在正史还是野史里都被各种的不待见，甚至经常惨遭无视。
但自晚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契丹人跑来凑热闹了。
看上去契丹人并不是第一个跑到中原建立政权的异族，毕竟之前还有五胡嘛。但实际上，契丹与五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五胡十六国，但在那个极度混乱的136年里，在华夏大地上出现过的政权起码有8族（含汉族）、35个。哪怕控制范围仅仅局限在北方的，也有29个之多。但甭管有多少个，哪怕统统都是异族，但从刘渊到石勒到苻坚到慕容皝再到拓跋珪，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内附的胡人。
什么叫内附？就是在塞外的大漠草原或白山黑水活不下去了，或是被中原的汉人打服了，所以被迫迁移到了汉地居住生活。为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放弃了游牧，渐渐学会了农耕，甚至开始说汉话、穿汉服、拜汉神、习汉俗，甚至满口的之乎者也比纯种的汉人说得还溜的也大有人在。
尽管因为世仇，尤其是魏晋时被汉人欺压得极狠，这些内附胡人在得势以后大肆报复、屠戮汉人。但在精神世界里，他们依旧是弱势的，对汉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文化都是信服和仰视的。
所以甭管他们搞出了多少个国，又表现出对汉人多么的排斥乃至歧视，但其政权的典章制度、统治秩序、治理逻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式的——你让他们整出来个不一样的，他们也不会啊……
但契丹则不同。这个民族非常古老，很可能源自鲜卑宇文部，最早在北魏时就已出现在史书中。此后契丹人虽一直给隋唐、突厥、回纥等强大的王朝（部族）当小弟，但始终不服，动不动就造反，打不过就再次认栽蛰伏，然后再反。
终于，契丹人把所有的大佬都熬死了，自己自然就成了大佬。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
天显十一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儿子自居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出兵灭后唐；会同九年（946年），因晋出帝石重贵不愿臣服契丹，耶律德光出兵灭后晋，然后入驻汴州，将其改名为南京，入主中原之意显露无疑。
虽然因为契丹兵胡作非为、不得人心，最终被撵出了汴州，连耶律德光也死于归途。但别忘了，契丹人直至亡国前仍占据着中原一角，即燕云十六州。
这是契丹与此前的匈奴、鲜卑、突厥等纯粹的塞外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而且契丹人武德充沛，从始至终在军事力量上对中原处于绝对的压制状态，所以在心理上又与五胡有着颇为微妙的区别。那就是一方面难免被汉化，另一方面又极度排斥汉化。
这种心理体现在国号上，就是在“大契丹主义”思潮爆棚时，他们的国号就叫契丹。可是跟汉人的交道打多了，他们也觉得“契丹”这个国号显得不伦不类，跟宋啊、周啊、汉啊啥的比起来就像个草台班子，更谈不上什么正统，实在太Low。于是在契丹人越想越不对劲的时候，就把国号改成“辽”。
至于为啥是“辽”而非传统上常见的齐楚秦燕啥的，大概是契丹人拒绝汉化的最后的那点小执念在作祟吧。而“辽”的涵义向来众说纷纭，有说是“镔铁”一词的契丹语音译的，有说源于辽水（即今辽河）的，也有说得名于“辽远”之意的。
反正契丹人一直没怎么拿定主意，所以国号一直在“契丹”与“辽”之间改来改去了好几次，直到辽道宗耶律洪基最后一次把国号定为“辽”，而此时距离女真崛起灭辽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相对于契丹人的选择困难症，女真人就利索多了——完颜阿骨打一称帝立国，就定下了“金”这个国号。至于理由，好像就是为了克死老冤家契丹人：
“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金史·卷二·本纪第二》）
当然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出自永乐大典版的《大金德运图说》。说是女真人文明程度太低，刚立国时根本不知道还有国号这种东西。正巧那时候他们跟宋人关系不错，还在商量着搞海上之盟，于是北宋使臣就热情的建议女真人弄个国号，而且说“金”字就不错。女真人一想宋人那么有文化，听他们的肯定没错，这才有了金朝。
那么宋使为啥琢磨出个“金”字呢？因为按照五德始终说，北宋以火德自居，而火能克金嘛，象征着宋能制金，算是给自己讨个吉利、给女真人挖个坑。
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宋非但没克成金，还被人家克了，而且丢人现眼到没话说。如果这个传说属实，真能算是个冷得不能再冷的冷笑话了。
06
甭管契丹人和女真人是如何的扭扭捏捏或别别扭扭，但总算给后来者指明了一条有别于华夏传统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过丢人现眼的路子。
比如对忽必烈来说。
自铁木真崛起于斡难河源并开始大杀四方以后，压根就没想过汉化，一直严格遵循蒙古传统。而且长期的军事胜利以及不断的开疆拓土，让蒙古人的自信心爆棚，又哪会在意南方的宋人怎么看待他们？朝那边瞅一眼都算输。
所以从铁木真到蒙哥，蒙古人的国号就叫大蒙古国，他们的君王就叫大汗，而不是像此前的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那样，非得改叫皇帝。
但蒙哥暴死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在是否汉化的问题上，蒙古人内部也有分歧。在争夺蒙哥遗留下的那个大汗之位的两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阿里不哥是坚持蒙古传统的保守派，而忽必烈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试图推广汉家文明，是蒙古人中少见的开明派。
但问题是按传统，蒙古大汗需要由忽里勒台大会推选。而在有资格参与忽里勒台的王公、贵戚中，支持阿里不哥的占了大多数。所以忽必烈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己搞了个忽里勒台，然后他理所当然的被推举当上了大汗。
忽必烈的这个举动对整个蒙古帝国而言是毁灭性的。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保守势力自然不会承认这个结果，于是蒙古内战一触即发，而且持续了35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从此四大汗国与蒙古本部渐行渐远，直至陌路。可以这么说，若非忽必烈造成的这次蒙古大分裂，不但中国的历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也必将改写。
扯远了。忽必烈自封为汗之后，与蒙古内部的保守派已无和解的可能，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他只能更加倾向于汉人与汉化派。于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在中都（次年改名大都，即今北京）即皇帝位，并改国号为“元”。
至于为啥是“元”，据说是因为忽必烈认为他的江山“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新元史·卷八·本纪第八》），如果像汉唐那样以起家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故此，他从《易经》翻出来“大哉乾元”这句话，觉得很顶很妥很行，就定了这个国号。
在元朝官方编纂的《经世大典》中，对此做出了进一步阐释：
“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文类·卷四》）
反正就是大。大就是美，大就是好，越大就越喜欢。
不到百年之后，朱元璋把忽必烈的子孙又撵回了大漠草原。既然驱逐鞑虏成功了，那就该恢复中华了吧？起码在国号上，是不是别再像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那样闹幺蛾子了？
朱元璋说我就不，于是整出来个不伦不类的明朝。
为啥叫明朝，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盖明祖将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扯淡。但凡是个正经的汉人王朝，都没有这么取国号的，那么老朱为何如此不正经？
其实他也是无奈。朱元璋起家于红巾军，而红巾军又是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产业。同时韩山童又自称是宋徽宗赵佶的八世孙，向来是以“复宋”为口号号召反元的。所以老主要是认这个账，那么他的江山就得叫“宋”了——可谁都知道，韩林儿之死，朱元璋是最大的幕后黑手，所以他内心得多强大或者说脸皮得多厚，才好意思拿“宋”当国号？
另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是“吴”。毕竟他曾被韩林儿封过吴王嘛，这么干也比较符合传统。可还是因为韩林儿，可能让老朱一想起这个吴王就全身不自在。再者历史上以“吴”为国号的朝代，就没一个有出息的，他可能也觉得不吉利。
之所以最终选了“明”，一个可能与宗教有关，比如明教和白莲教在朱元璋成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根据五德始终说，以明喻火，而元为金德，火克金嘛，改朝换代得多正统？
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受蒙古的影响。须知朱元璋立国后虽然大搞汉胡之别、复兴华夏礼俗，但实际上很多潜移默化中的影响根本改不过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窝阔台弄出来的那个到处跪地磕头的礼仪，老朱就甘之如饴。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放在国号上，没准他也像忽必烈那样翻起了《易经》，然后就看上了那句“大明始终”？
至于清朝，一开始国号是“金”（后金是史书中的叫法）。至于理由也非常简单，人家在把自己的族名改成满洲以前一直就叫女真嘛，女真人搞出来的王朝，怎么能不叫金朝呢？
由此可见，别看努尔哈赤又是“七大恨”又是反明的，其实对取明而代之压根就没什么自信，恐怕割据东北就是他最大的野心了。毕竟“金”这个名头在山海关以南说是臭不可闻也不为过，要打着这个旗号入主中原，那就纯粹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所以终其一生，努尔哈赤一直自诩他的“大金”是北朝。
皇太极登基以后立刻改国号为“清”，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为啥是“清”，各种资料给出的解释很多，但我比较能接受的一种，是取自《管子·心术下篇》的“鉴于大清，视于大明”。
其实所谓的国之大事，有时候跟小孩子吵架斗气就没啥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