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跟人聊过生育率的话题。对方的观点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欧美人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都不喜欢生孩子，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儒家传统道德和情怀，对家庭非常重视，传宗接代是一种责任，所以会维持相对更高的生育率，人口保持稳定。既然有人口优势，所以就有大市场，一切都会更好。
我当年的认知能力肯定比不上现在，见识也有限，但起码的逻辑还是有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对这个说法存疑。
首先，我不相信“欧美人都自私”的说法。现实中很多人的逻辑非常奇怪，动不动就来一句“以前虽然穷但风清气正”。我从不相信物质贫瘠的社会能够有良好风气，因为当基本的生存资源都要拼命去抢时，好人必然是稀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些动不动就呼唤传统的人怎么此时就忘了这句老话呢？
我成长于八十年代，当时物质已经不算太匮乏。但即使是大城市，公德也相当之差，等公交车没人排队，一群人在车门挤半天谁也上不去，为了抢座大打出手的事情时有发生。报纸上屡屡出现一些反思拷问，比如英雄下水救人，力竭牺牲，岸上几百看客无一伸出援手。
当然，我最直接的依据是：“以前虽然穷但风清气正”这种话，在那些从小批斗老师甚至批斗自己爹娘的一代人嘴里说出来，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
一个经济稳定、尊重市场规则而非权力的社会，道德水准不会差到哪里去。法律的保障也很重要，老人倒地却没人敢扶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法律不保障正常人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对“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儒家传统道德和情怀，因此会维持相对较高生育率”这个说法完全不认同。这一点出自朴素的逻辑和直觉——如果真的遵循这种传统道德和情怀，那就会活得非常累，而且与人类文明进程完全相悖，那只会劝退，怎么可能刺激生育呢？
多年以后，东亚已经变成了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印证了我的直觉。
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
韩国的近邻日本，更是早就不生了。说起低生育国家，日本总是首当其冲。1990年，日本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出生率跌到了历史最低值，此后三十多年里，日本的出生率持续低迷。进入本世纪后，日本人口开始不断减少。西方社会惊讶于日本竟然对少子化现象毫无对策，而日本的东亚近邻们则将日本视为反面教材，生怕步其后尘——当然，还是步了后尘。
传统上最重视儒家伦理、代际传承的东亚地区，居然遭遇了生育困境，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也印证许多人将生育单纯归咎于经济问题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日本是高度发达国家，韩国则是中等发达国家。无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收入，还是整体福利保障，在全球范围内来说还算是很不错的，而且日韩人口基数不小，所以“平均数”的含金量不低。
说到底，还是一个“累”字，养孩子累，孩子也累。即使是日本社会，在幼童入学等方面已经尽量公平，在教育上已经尽量鼓励和放松，但整个社会还是有着压抑感。
这种累也不仅仅体现于教育和社会竞争层面，还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疏离，但这种疏离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大多数孩子成年后就离开家，与父母分开住，在成长过程中，两代人的相处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尽管看起来疏离，但相处反而会比较融洽。
而在东亚社会，家庭关系的连接非常紧密，父辈会将自己认可的家庭价值观全数传递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质疑，这也造成了各种干涉、误会和不理解。所以一个欧美年轻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不但社会能包容，父母也能包容，甚至反过来予以各种支持。可是在中国社会，别的不说，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能在家里掀起“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的意见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句“我是为你好”就足以让人立于不败之地，虽然简单粗暴。在许多父母看来，自己对孩子的爱，就等同于对孩子的理解，却忽视了二者的差别。
也正是因为“我是为你好”这种发自内心、却忽视对方需求与内心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东亚家庭陷入一种“我爱他，但我不理解他”的状态。
即使有些家庭号称“理解”，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或者说，大多数中国家庭对待子女的态度，实际上跟对待社会事件的心态是一样的——坏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会为权力寻找各种借口，或是不闻不问，但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类似的“逻辑”——
“穿衣服当然是自由，我们能理解你，但是你作为一个女孩子，穿短裙出门是危险的。”
“我们能理解丁克家庭啊，这是个人自由啊，但你不生孩子，别人会怀疑你们夫妻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生男生女都一样，我们都能理解，不过我们家这种情况，还是需要一个男丁，亲戚家都有。”
……
这些“理解”压根就不是理解，而是货真价实的“不理解”，但它很多时候就是中国社会对“理解”的认知。“不理解”就是无法摆脱自身经验和视野，更糟糕的则是将“不理解”伪装成“理解”。
如果在东亚家庭关系里，当事人都能搞明白“爱一个人”和“理解一个人”是两回事，关系肯定会融洽得多。
具体到现实问题，东亚对个体最直接的冲击是教育焦虑、婚育捆绑和集体主义底色。
教育的高度内卷，基本让所有父母都陷入挣扎，加上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大多数人的人生已经完全被孩子的教育裹挟，彻底失去质量。如果不能为孩子提供正常水平的生活，就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人们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
内卷不仅仅停留在教育层面，也体现在工作方面。在东亚社会，日本在这方面相对是最好的，韩国则是最糟糕的。韩国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100位开外，但人口数量排名世界前三十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重要的经济国家和多人口国家，它的考公极其疯狂。
韩国受儒家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有深厚基因。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原因。
韩国有许多“考试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体宿舍，房间宽度还不到一个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厨房等只能公用，环境十分逼仄压抑。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脱产备考公务员。韩国人有“四当五落”的说法，认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才可能考上，睡五个小时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经是“人中之龙”，考五次甚至七次结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因为考试的人多，考题也就越来越难，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答完试卷。大量题目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和逻辑，完全是脑筋急转弯类型。
这么多人考公务员，而且一考就是好几年，对韩国经济当然有影响。韩国政府的对策是削减公务员工资，韩国公务员的整体薪资只能算中上水平，远远比不上大企业。许多地方还推行淘汰制，比如不能胜任工作的公务员，可能会被派到街上捡烟头。当然，许多中国基层公务员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要干的类似事情其实比韩国人多多了。
即使如此，韩国年轻人依旧是考公没商量。毕竟公务员社会地位高，育儿假多，去银行贷款都是优质客户，各种福利补贴也还不错。而且，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财阀主导的阶级固化已根深蒂固，考公务员的选拔过程再难再变态，也是相对公平的，是寒门子弟唯一可以凭借努力实现的目标，但大多数人不可能得偿所愿。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这些年轻人去恋爱结婚吗？
“结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惯性思维，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2010年到2015年，东亚三国结婚女性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数据，中国的间隔非常短，中位数数据是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出生，韩国的数据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也就是说，东亚三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二人世界”。
也正因此，许多人在结婚这道关口前便已经选择停下。之前日本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20-30岁左右的男性中，有70%没有配偶或者恋人，而有40%的男性甚至没有约会经验。此外，有超过1000万的日本女性选择保持单身，“不恋爱、不结婚”成为热门理念。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很多老人都喜欢强调“无缝链接”，在他们看来，“无缝链接”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书就以应届生身份找到稳定工作，然后赶紧结婚，结了婚就马上要孩子，这样的话孩子大学毕业，父母还没退休，简直是完美人生。社会也倾向于这一点，如果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玩两年再找工作，考公考编的选择会少很多，用人单位也会心存顾虑，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太靠谱。
可是，这样的人生意味着个体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甚至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继而审视自身的机会。我认识不少大学毕业立刻就结婚的人，他们的父母当时都很高兴，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但后来他们全部离婚收场。这并不是偶然，因为以中国年轻人的心性，从小学到大学，已经毫无自主空间，在完全不成熟的状态下结婚生子，必然导致悲剧。
在现实中，许多人面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总是简单粗暴来一句“年轻人太自私，只顾享受，没有责任感”，这种判断显然过于草率。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高速运转的红利，也没有享受早期的社会福利，但从结婚到生育，成本都剧增。在结婚方面，预设了许多物质上的前置条件，准备工作就已经很艰难。之后无论买房还是养娃，花费都极其巨大。而在学位和升学等问题上的高度内卷，配上高强度工作和失业风险，更是会劝退无数人。
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意识，则是东亚社会无法绕过去的坎儿。在儒家社会的理念里，人是无法脱离其他人独自生存的，直至今天，父母教育孩子，仍然会特别强调“做人”。它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客观说明，东亚社会始终在强调人的依附性。
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一点在家庭观念上就体现十分明显。易劳逸写道：“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换言之，最重要的是基因传承，而非个体价值的实现。
这种思维模式与现代文明是完全冲突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就是法治框架下的个体自由，就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
这年头有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挖空心思在儒家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找所谓的联系，对宋朝的吹捧就是典型例子，将宋仁宗之流与现代宪政扯上关系，将各种人治主导的宋代案件赋予“法治之光”，真的是脸都不要了。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儒家强调的集体性正是对个体权利的侵犯。这个大前提决定了二者不可能交融，更不可能由儒家传统衍生出现代文明。
在东亚社会，有无数人曾经历逼婚和逼生孩子之苦，这之中的道德绑架与裹挟，恰恰是现代文明最反感的东西，却也是儒家道德里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生育率的走低，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文明的冲突。
